酒到底是不是个好东西？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视酒为琼浆玉露，热衷于与亲朋好友把酒言欢，其中更是不乏嗜酒如命者。然而，晋代葛洪认为饮酒过度有害健康，他曾作《酒诫》一文，阐述其对纵酒行为的不认同。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将酒和药作为两大关键词，还原了魏晋时期士人的风尚。魏晋时期的正始名士，如何晏、王弼好吃药;竹林名士则好喝酒，如阮籍和刘伶喝得最厉害，不过，嵇康则爱吃药。鲁迅就阮籍和嵇康两人不同的遭际，对药和酒作了一番讲解。他认为阮籍的终其天年和嵇康的悲绝下场，应该是喝酒和吃药的区别，“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结果就是，吃药的人没有好下场，如何晏、王弼、嵇康等都不得善终;喝酒的人却颇有一番转机，如阮籍、刘伶等活得蛮好。
　　忽略药与酒在物理上对人体的危害性程度差异，鲁迅的分析其实道出了魏晋士人在吃药或喝酒的行为背后不同的处世态度，并由此导致不同的命运。
　　魏晋士人对酒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爱得不行，一种是恨得无奈。竹林名士自然是前者，东晋的道士葛洪算是后者。
　　魏晋风度与纵酒作达的假名士
　　葛洪《抱朴子》中的《酒诫》，是针对假名士而言的。所谓假名士，即指既不通文墨，又好群魔乱舞，叫嚷着“越名教”以哗众取宠的人。葛洪反对纵酒，首先因为他是神仙道教理论家，《抱朴子》一书更是借儒家伦理建构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故葛洪尤为讲究重生、养生，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炼得金丹大药，修得长生不死。
　　葛洪炼丹吃药之余，还不忘写文章来劝诫纵酒作达的假名士。《酒诫》认为不宜纵酒有两大原因。其一，纵酒是享口舌之欲，聪明人应该抑情御性，颐养天性。如“口之所嗜，不可随也”“是以智者严櫽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检之以恬愉，增之以长算”“故能内保永年，外免衅累也”。其二，纵酒好比吃毒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小大乱丧，亦罔非酒”。
　　《酒诫》以极大篇幅陈说纵酒之弊：一来性情逆转，身不由己;二来精浊神乱，是非颠倒;三来啰唆背理，徒劳失敬;四来伤人害己，追悔莫及。这些大抵是老生常谈。此外，《酒诫》还揭示纵酒的两大社会现象：一是劝酒陋习盛行，为了面子，强迫别人和自己喝酒;二是禁酒法令无法施行，因为肉食者缓己急人，弗恭弗亲。
　　尽管葛洪在《酒诫》中对纵酒之习深恶痛绝，但他似乎深谙此道，将醉酒的全过程以及醉酒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颇叫人玩味。刚开始喝时，还是彬彬有礼，互颂祥乐，“咏湛露之厌厌，歌在镐之恺乐，举万寿之觞，育温克之义”。喝到一半就要强行劝酒，“夫琉璃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余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辖投井”。等到酒醉时，上吐下泻，尽失其态，“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屡舞跹跹，舍其坐迁;载号载呶，如沸如羹”。
　　还有醉酒的心理状态，“及其闷乱，若存若亡，视泰山如弹丸，见沧海如盘盂，仰嚾天堕，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谓恶也”，这种心理感觉或正如王光禄所言：“酒正使人人自远。”如此，在酒醉中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天地万物，这不就是喝酒所体现出的玄心超越所在吗？倘若酒仙刘伶还在，定然拍手称快。
　　葛洪的《酒诫》实则是在社会层面上刺骄疾谬。他时时刻刻不忘批判假名士，复归真礼教。假名士没有阮籍等真名士的质朴与才华，偏偏要作妖狂浪，令人作呕，“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葛洪总结道：“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由此看来，葛洪的《酒诫》是在批判审丑。
　　割情节酒与情之所钟
　　葛洪深知戒酒是不易的，在《酒诫》中，他也多有表达这种无可奈何之感。当他历数“三代”至魏晋时期的纵酒之祸后，不禁感叹世界上好酒的人多，畏酒的人少，在这种彼众我寡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劝说他们解酒的，只能“且愿君节之而已”。
　　戒酒难为，节酒也不易。喝酒是一种欲望，酒能熏染性情，使人性亂情迷。纵观夏桀、商纣、信陵、汉惠帝等人，他们成日纵情声色，不都“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势，所以致极情之失，忘修饰之术者也”。性自如此，情又难断，世人何尝不知道纵酒不好，只是难以节制罢了，“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绝，又不肯节，纵心口之近欲，轻召灾之根源，似热渴之恣冷，虽适己而身危也”。
　　故而，葛洪提出了《酒诫》要害之所在：“不能割情以节酒。”这一个“情”字，真正戳中了魏晋风流的痛处。魏晋士人们动辄讲“情”，最受不了的也是一个“情”，情至深处，泫然而泣。王伯舆“终当为情死”，桓子野“一往有深情”，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旁人看来，似乎过情了，何至如此。然而世人端着一副超然物外的姿态，再道一句“名教中自有乐地”，又何尝真正理解“情”之深处。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真正的魏晋风流在于深情，这种深情是“有情无我”。风流的人通常有玄心，可以超越自我，做到有情无我，所谓的“有情”不是一己私情，而是对待全宇宙的情感，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的共鸣和同情。这个“有情无我”可不可以哀伤呢？没有哀伤，便是忘情。
　　魏晋风度是一种人格美，这种人格美就是深情，深情必然深哀。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所以说，“忘情无哀”只能作为一种漂亮的超脱语，人太超越了，一不小心就非人了。此外还有宋儒理学家更风流的话，如“年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而喝酒呢，自是深情的表现，喝醉了大哭，那也是深情必深哀。
　　魏晋以降，有人“越名教任自然”，吟啸山林，甘为小隐;有人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出入朝野，自号中隐。有人任情以纵酒，唯酒无量不及乱;有人割情以节酒，畏性之变不敢乱。倘若放置于魏晋风度来讲，这是一种人格审美的选择。当然，还有他们的政治态度。
　　袁俊伟，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读于东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