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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一生堪称传奇，先后投身辛亥革命，筹建黄埔军校，冒着被暗杀的风险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担任国家副主席，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晚年心系祖国统一，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在台的旧部故交，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走上正确的道路。在逝世的前四天，他写下“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表达拳拳爱国之心。
他就是被李宗仁稱为“人丛中的一条龙”的李济深。
李济深一生光明磊落，不牟私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了他优厚的待遇，但他依然生活节俭，衣着朴素。李济深去世后，他的子孙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将他所收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
李济深给后代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是李济深对子女说过最多的话。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大儿子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女儿去学纺织;抗美援朝时期，他把最小的儿子送上战场。李家后人恪守着父辈留下的光荣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济深：忧时济世意何深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龙圩区人，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生平】
年少立志 崭露头角
1885年，李济深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冠盖乡（现大坡乡）料神村，祖父李炳光是个秀才，父亲李均尚则是廪生，李济深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李济深6岁时，父亲不幸去世，他便跟随叔父李均良读书，母亲吴氏务农、操持家务，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妹6人抚养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忧患伴随着李济深成长，使他感到痛苦，也使他奋发图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上学期间，李济深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15岁时，他曾作过一首五言诗表达自己愿为祖国献身、不求名利的心迹：“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16岁时，李济深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蒙，18岁考入黄埔陆军中学读书。1909年，李济深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受到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军事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教育，并开始追随孙中山戎马驰骋、南征北战，孙中山盛赞道：“李济深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李济深和同寝室的何贯中等同学行动起来，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武昌起义”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1911年12月，当李济深得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便与何贯中、张文等满腔热情地赶到上海，找到了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被姚雨平委任为北伐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是各省北伐军的主力，1912年1月正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这次北伐中，李济深不但参与制定了作战计划，还亲自到前线指挥、督战、冲锋，为北伐军连续取得了固镇、宿州和徐州三次大败清军战役的胜利，立下了重要战功。后来广东北伐军被改编为第四军，姚雨平任军长，李济深被破格提拔为二十二师参谋长。粤军在津浦线主战场的辉煌战绩，大大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反清战斗，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中华民国成立后，陆军预备大学堂由保定迁至北京，正式定名为陆军大学，1913年，李济深重返该校第三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在陆军部军学司担任职务。任教期间，李济深展现了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将官，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的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在粤军第一师的整训中，他大胆提拔和任用邓演达、叶挺等从军校毕业的优秀青年军官，将第一师培训成全军战斗力最强、素质最高的部队，而且带动整个粤军掀起了整训的热潮，李济深因此享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李济深兼任代理师长，1923年正式升任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
创办黄埔 联共反蒋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10月，李济深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重要贡献。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李济深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光荣称号。 1929年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但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不久离开南京到广州，开始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
1932年，李济深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后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胡反蒋的军事首领。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
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史称“福建事变”。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
拥蒋抗日 组建民革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任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主动上庐山和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的身份与蒋介石对峙;若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身份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先后任命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同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
1943年9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撤销，同年12月底，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目的是使李济深返回重庆，受其控制。蒋介石多次来电催促李济深前往重庆履职，还派其子蒋经国前往劝说，李济深婉言拒绝，坚持继续留在桂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此期间，李济深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名誉会长的名义，给予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等倡议者大力支持。1944年6月，日寇进犯长沙，衡阳告急，李济深响应中共提出的“保卫大西南”口号，组织长老团，参与田汉等人组织的“国旗献金大游行”，上街募捐，慰问正在衡阳抗战的国民党将士及中共的八路军。
李济深亲眼目睹国民党在豫、鄂、湘战场溃败千里，大片国土丧失，人民遭受日寇蹂躏，心痛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决心留在敌后，与敌人周旋。蒋介石不要土地，我们要;他不要人民，我们要。我们要和人民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直到胜利。”桂林告急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通过口信转告李济深，希望他回乡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并派胡希明配合行动。于是，在桂林沦陷前夕，李济深以养病为由，回到了苍梧老家，开始着手组织民众抗日武装。
但是，梧州不久也被日本人占领了，嗅觉灵敏的日本人很快知道李济深就在故居周边活动，这些日本人很清楚李济深在华南一带有很高的地位，也清楚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嫌隙。日本人想让李济深当中南乃至华南伪政府的首脑。于是，驻梧日寇派出汉奸肖松云，由李济深族侄李沛清之妾黄凌影引荐，企图拉拢李济深与日本人合作。肖松云原来曾在李济深手下做过事，后投靠日本人当了漢奸。肖松云见到李济深后，便把日本人写给李济深的信交给了他，并说若是李济深愿与日本人合作，除了给他一大笔金钱之外，日方还许诺中南或华南大片土地归李济深管辖。李济深听后大骂这个汉奸，义正词严地斥责其卖身投敌的卑鄙行径。肖松云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1946年3月至4月，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晤，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同时，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共商反共，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秘密会见了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李济深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此时他已公开打出反蒋旗帜。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到他的寓所聚会，商讨酝酿已久的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问题。会上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封裔忠、陈铭枢，邀请他们来香港共商大计。当年10月份，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陆续抵达香港。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便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他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罪行，还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才是唯一出路。
除策反工作外，李济深还派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美国援蒋。1948年10月22日，他一度联合在港的八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控诉书》，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侵略中国的事实，要求联合国促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蒋政府，并废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
筹建政协 期盼统一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一接到这封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均非常高兴，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立即响应。
事实上，当时的政界，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约李济深面谈，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美国政府也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代替蒋介石政府，李济深都坚决予以拒绝。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请李济深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当时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已成效显著，但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李济深名列中共邀请名单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之下，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于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挠。他们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在香港，就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为此，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
后来周恩来亲自安排，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经10多天的航行过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支持。
1948年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1949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开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动的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讲话。
1952年，李济深与叶恭绰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还兼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74岁。
1959年10月11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彭真等，前往中山公園中山堂吊唁李济深。北京各界于10月12日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李济深。
【轶事】
狱中练字
1929年，蒋介石要攻打桂系军阀。李济深为解决蒋桂之争，抛下广东省政府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等职务，去找蒋介石，告诉他不应该搞分裂。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东郊的汤山。见此情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告诉蒋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济深的别名）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蒋介石迫于多方压力，不敢下杀手，将李济深软禁在南京鼓楼家中。
外面的家人时刻想着怎样营救李济深，可他自己在牢里却淡定从容，每天坚持下棋和练字，在狱中呆了一段时间，书法长进不少。李济深出狱后说，多亏蒋介石关了他这么久，他的字就这么练出来了。
吓退杀手
1949年，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本想撤退到昆明，但李济深早已在昆明设好埋伏。蒋介石只好退到广州黄埔军校，由4艘军舰保护。李济深见机委托一名战友策反4个舰长起义，准备活捉蒋介石。可惜起义的消息被泄露，蒋介石把4个舰长全部杀害了。这些举动使蒋介石对李济深恨之入骨。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就派特务去暗杀李济深。李济深是军人，威严起来很能震慑人。那天走在路上，李济深突然感觉到有特务跟踪，是来刺杀他的，他目光犀利地盯着特务，一脸威严，特务吓愣了，手中的枪不由自主地掉在地上，自己也跪了下来，暗杀行动最终失败了。
死里逃生 北伐出征之前不久，一天晚上工作之后，李济深从河南边的水泥厂大楼里他的办公室回家。一般是船往上游开，横渡珠江河，在北岸登陆，然后他就乘装甲汽车回家。这一回，在船的横渡途中，他突然想与他的第四军副司令陈可钰说几句话。当时，陈呆在美国传教士在一个小岛上开的疗养院里，在从水泥厂过去的珠江河下游。为了去那里，船只得掉头往下游开。船掉头不久，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直冲霄汉，假如李济深没有突然要船掉头的话，那里正是他要经过的地方。就这样，李济深躲过了一次暗杀。
【解密】
李济深金蝉脱壳北上计
1948年5月的一天，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有两位客人前来拜访。看到其中的一位来客，李济深赶紧起身相迎。来人是何香凝，她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也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她的儿子廖承志此时任新华社社长，李济深非常敬重何香凝，所以中共通过何香凝来做李济深的工作。何香凝向李济深介绍了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建议李济深早日北上去解放区，说：“任公，你还是早去为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自身的安全。”李济深也深知留在香港对自己非常不利。何香凝还告诉李济深，说周恩来对他在桂林主政时提供的帮助念念不忘。
当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采购运送各根据地所需的无线电器材、汽油、西药等重要的物资。而这些物资被运到桂林之后，需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的批示，才能够有车辆运往陕北等地。而凡需要李济深批示的，他总是批准。
何香凝的一番话，让李济深下定决心北上。 然而，此时的李济深不仅上了蒋介石的通缉黑名单，更是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他如何才能避开各路人马的视线，金蝉脱壳呢？
为了麻痹监视他行动的密探，李济深巧妙地安排在动身北上前一天，即12月25日圣诞节，由他发出请帖邀请香港特务机关的首脑王翠微及其妻子12月27日到李家寓所吃饭，先降低他们的戒心。
在李济深府邸外，国民党特务早已安排了监视哨，有一个小杂货铺正好能看到李济深的衣帽间，只要李济深挂在那里的外衣被拿走了，就说明李济深出门了。26日晚，当李济深临走之前要去拿这件衣服时，一双手挡住了他，这个人就是中共统战战线和秘密战线的翘楚人物、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他告诉李济深，何香凝邀约赴宴。李济深听懂了暗号，便随潘汉年一起离开，没有拿走外套。
夜深了，看到李济深的外套还在，对面的特务以为李济深还在家。小杂货铺的灯光仍然亮着，而李济深已经消失在夜色里。
1948年12月26日，毛澤东生日的这一天，远在西北坡的毛泽东从李维汉送来的电报中接到了这个最好的生日礼物——李济深顺利登上了周恩来安排的货轮，正北上而来。
27日傍晚，王翠微携夫人带了一些罐头食品作为礼物来赴宴。李济深的5个密友舒宗鎏、叶少华、吕方子受邀出席宴会，表面上是陪同赴宴的客人。然而，李济深早已不在家，他已于前一天晚上午夜时分登上了苏联货轮。王翠微被告知李济深去看牙医了，叶少华和舒宗鎏说李济深可能还有别的事要做，由他们陪同王翠微夫妇就餐。到了晚上8点钟，李济深还是没出现，众人皆告辞，王翠微也只好满怀疑惑焦虑地离开了。 李济深从王翠微的手掌里溜了出来，王翠微因此被解职。
李济深一登上阿尔丹号就发现很多熟人老朋友，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茅盾、洪深等人，他们都乔装打扮了一番，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有的扮作商人，但他们都是两手空空，以免引人注意。
在阿尔丹号上，他们迎来了1949年的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他们的新生活，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兴奋，一起共话未来。同船的茅盾还准备了一个大册子，请大家题字，李济深激动地提笔写下：“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家风】
热爱生活 其乐融融
据李济深的孙子回忆，李济深是一个和蔼可亲、热爱生活的老人，与人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从来没有架子，对孩子都是严格要求，教育他们要爱国、爱家、爱事业，真诚待人、要有爱心、乐于助人，为人正直热忱。李济深的家庭是个民主平等的家庭，有事大家一起商量讨论，生活中出现矛盾时，互相忍让、包容，儿孙们孝顺父母，敬老爱老。儿孙平日工作很忙碌，但仍然常常打电话问候老人的身体健康、生活情况，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也是呼之即来。老人们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工作生活、健康情况。每到周末，家人们都会回家团聚，谈天说地，大家都很喜欢唱歌，邻居们经常能听到李济深家中传来愉快的歌声，节假日也会举家到公园游玩或是去郊区旅游，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多姿多彩。在重要的节假日或家族重大纪念日，在京的亲人们相聚一堂，热闹非常。
李济深的家庭是充满爱、乐观向上的美好家庭，2017年被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地区评为“最美家庭”。全家人遵照祖辈的教导，在工作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不因是李济深的儿孙而产生优越感搞特殊，做人低调，热爱祖国、勤奋敬业、节俭朴实、仁义和谐地过着平常而又幸福的生活。
【家教】
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李济深育有7子9女，平常对子女要求相当严格，不许他们搞特殊化，学业和工作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在学校和单位，不能透露自己的家庭背景。
有一次，李济深的几个孩子在北戴河，李济深的司机要开车去山海关。因为是空车去的，司机就让小孩坐上去。但回来后，却遭到李济深的一通训话，说孩子们公车私用，“虽然是空车，人多了也费汽油”。后来孩子们再也不敢坐李济深的车了。
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钰居住的楼房是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专家楼，如今看上去略显陈旧，大门已经看不出油漆的颜色，四处都是裂痕，楼道里一片漆黑。李沛钰的家不到60平方米，面积较小。李沛钰担任过3届市人大代表，每次开会前，都跑到居委会、公交汽车站、派出所甚至锅炉房，到各个基层岗位去实地考察，提出提案。“我是按照父亲的座右铭‘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来要求自己的。我想，这也是父亲至今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很多人劝我们搬家，认为我们要套大房子也不难，可我们很知足，父亲一直教导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权。现在我们有离退休工资，这把年纪了也不图什么荣华富贵。”李沛钰笑呵呵地说道，“父亲淡泊功名利禄，把维护国家统一当作奋斗的使命，他面对挑战的坚定不移和非凡力量，很让我们佩服。” 李济深当年和齐白石、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是挚交，李沛钰回忆：“当年家里送来的名画太多了，我和老伴还开玩笑，估计现在价值早超过亿元了。1959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一致同意将父亲的藏画、古董全部捐给国家。这也是李家人一贯的处事作风。”
李济深和著名画家徐悲鸿在战争年代更是情谊深厚。抗战时，徐悲鸿担心自己的作品在战争中流失，想把这些画藏起来，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很着急。李济深特意找了一个偏僻的山洞，帮他把画全部放在洞里，还安排一个卫兵在门口站岗。在李济深的关心和保护下，徐悲鸿的作品才得以保留下来。
李济深在文艺界也有不少的挚友和知己，比如画家陈半丁、齐白石，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戏剧表演家红线女，汉剧演员陈伯华，电影界的陈娟娟、夏梦……每年李济深都请他们到家里相聚，场面很热闹。毛主席还曾跟李济深开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和李济深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工农兵过去了，紧跟着就是文艺界和宗教界的队伍。毛主席对李济深说：“瞧，你的队伍来了。”李济深连忙谦虚地笑着回答：“这是您的队伍。”
李济深一心为国，不谋私利，值得敬佩。
【家族】
儿子李沛文（1906—1985），广西苍梧人，李济深长子，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农业科学家，果品保鲜学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科硕士学位，历任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植物生产学系教授、系主任和院长等职。建国后担任过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副院长、华南农科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农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任过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农业厅厅长、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先后被选为广西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广东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等。李沛文还曾主持参与建议创建农科所（今农科院）。
儿子李沛瑶（1933—1996），广西苍梧人，生于香港，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历任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现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8年3月，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0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1月任民革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副部长、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1992年12月，任民革第八届中央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1993年3月至1996年2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6年2月2日，李沛瑶的警卫员在偷盗时被他发现，因害怕事情败露，警卫员去厨房拿刀将李沛瑶杀害，终年63岁。
儿子李沛琼（1930—），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1956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在北京工作32年期间，曾七上青藏高原。1988年，深圳仙湖植物园创办初期，李沛琼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来，教授主编、参与编辑的植物学著作多達几十部，其中，他编纂的被称为中国十大出版工程之一的《中国植物志》是一部总结中国维管束植物的基本资料，是迄今为止全国植物学界最权威、最全面的一本植物学百科全书。
儿子李沛钤（1934—1996），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50年先后在天津国立河北水产专科学校、空军第一预科总队、空军第二航空学校学习。195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航空学校、西北空军训练部教员。1961年在吉林工业大学汽车设计专业毕业，任吉林省地方工业技术研究所、吉林省进出口管委会、吉林省计划委员会技术员、工程师。1983年历任吉林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处长、总工程师。1994年后，任吉林省对外经济合作局助理巡视员，被选为吉林省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李沛钤不仅熟练掌握工程机械的设计研究业务和英、日语知识，而且在大型项目的引进、电子计算机程序编制与使用、横向经济协作项目的组织与实施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1996年3月9日，李沛钤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
女儿李筱菊（1929—2018），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53年开始从教，任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1970年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历任英语系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教授、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是我国最早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她在英国杂志发表的《为交际教学道路辩护》，被学者视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英语教学改革的代表作之一，编写的“中国学生交际英语课程”12本被英国文化委员会专家称之为“中国唯一可以走向世界的教材”，担任主编的《交际英语教程》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同时，她通过语言测试的实践、讲学和出版论著，为中国培养了不少语言测试人才，对中国语言测试的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交际化作出了贡献。
孙女李霭君（1957—），1957年8月出生于北京，李沛瑶之女，1976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5月加入民革，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质量报社财务处会计，新闻采访中心记者，民革北京市委常委、民革东城区委主任委员，中国质量报社《消费指南》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综合部主任，《消费指南》杂志社副社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东城区政协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联络部部长。
（资料来源：《李济深全传》 姜平 著 编纂整理：琉璃）
（责任编辑/谭洁）
他晚年心系祖国统一，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在台的旧部故交，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走上正确的道路。在逝世的前四天，他写下“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表达拳拳爱国之心。
他就是被李宗仁稱为“人丛中的一条龙”的李济深。
李济深一生光明磊落，不牟私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了他优厚的待遇，但他依然生活节俭，衣着朴素。李济深去世后，他的子孙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将他所收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
李济深给后代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是李济深对子女说过最多的话。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大儿子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女儿去学纺织;抗美援朝时期，他把最小的儿子送上战场。李家后人恪守着父辈留下的光荣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济深：忧时济世意何深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龙圩区人，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生平】
年少立志 崭露头角
1885年，李济深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冠盖乡（现大坡乡）料神村，祖父李炳光是个秀才，父亲李均尚则是廪生，李济深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李济深6岁时，父亲不幸去世，他便跟随叔父李均良读书，母亲吴氏务农、操持家务，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妹6人抚养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忧患伴随着李济深成长，使他感到痛苦，也使他奋发图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上学期间，李济深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15岁时，他曾作过一首五言诗表达自己愿为祖国献身、不求名利的心迹：“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16岁时，李济深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蒙，18岁考入黄埔陆军中学读书。1909年，李济深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受到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军事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教育，并开始追随孙中山戎马驰骋、南征北战，孙中山盛赞道：“李济深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李济深和同寝室的何贯中等同学行动起来，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武昌起义”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1911年12月，当李济深得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便与何贯中、张文等满腔热情地赶到上海，找到了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被姚雨平委任为北伐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是各省北伐军的主力，1912年1月正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这次北伐中，李济深不但参与制定了作战计划，还亲自到前线指挥、督战、冲锋，为北伐军连续取得了固镇、宿州和徐州三次大败清军战役的胜利，立下了重要战功。后来广东北伐军被改编为第四军，姚雨平任军长，李济深被破格提拔为二十二师参谋长。粤军在津浦线主战场的辉煌战绩，大大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反清战斗，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中华民国成立后，陆军预备大学堂由保定迁至北京，正式定名为陆军大学，1913年，李济深重返该校第三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在陆军部军学司担任职务。任教期间，李济深展现了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将官，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的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在粤军第一师的整训中，他大胆提拔和任用邓演达、叶挺等从军校毕业的优秀青年军官，将第一师培训成全军战斗力最强、素质最高的部队，而且带动整个粤军掀起了整训的热潮，李济深因此享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李济深兼任代理师长，1923年正式升任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
创办黄埔 联共反蒋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10月，李济深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重要贡献。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李济深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光荣称号。 1929年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但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不久离开南京到广州，开始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
1932年，李济深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后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胡反蒋的军事首领。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
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史称“福建事变”。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
拥蒋抗日 组建民革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任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主动上庐山和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的身份与蒋介石对峙;若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身份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先后任命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同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
1943年9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撤销，同年12月底，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目的是使李济深返回重庆，受其控制。蒋介石多次来电催促李济深前往重庆履职，还派其子蒋经国前往劝说，李济深婉言拒绝，坚持继续留在桂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此期间，李济深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名誉会长的名义，给予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等倡议者大力支持。1944年6月，日寇进犯长沙，衡阳告急，李济深响应中共提出的“保卫大西南”口号，组织长老团，参与田汉等人组织的“国旗献金大游行”，上街募捐，慰问正在衡阳抗战的国民党将士及中共的八路军。
李济深亲眼目睹国民党在豫、鄂、湘战场溃败千里，大片国土丧失，人民遭受日寇蹂躏，心痛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决心留在敌后，与敌人周旋。蒋介石不要土地，我们要;他不要人民，我们要。我们要和人民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直到胜利。”桂林告急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通过口信转告李济深，希望他回乡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并派胡希明配合行动。于是，在桂林沦陷前夕，李济深以养病为由，回到了苍梧老家，开始着手组织民众抗日武装。
但是，梧州不久也被日本人占领了，嗅觉灵敏的日本人很快知道李济深就在故居周边活动，这些日本人很清楚李济深在华南一带有很高的地位，也清楚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嫌隙。日本人想让李济深当中南乃至华南伪政府的首脑。于是，驻梧日寇派出汉奸肖松云，由李济深族侄李沛清之妾黄凌影引荐，企图拉拢李济深与日本人合作。肖松云原来曾在李济深手下做过事，后投靠日本人当了漢奸。肖松云见到李济深后，便把日本人写给李济深的信交给了他，并说若是李济深愿与日本人合作，除了给他一大笔金钱之外，日方还许诺中南或华南大片土地归李济深管辖。李济深听后大骂这个汉奸，义正词严地斥责其卖身投敌的卑鄙行径。肖松云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1946年3月至4月，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晤，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同时，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共商反共，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秘密会见了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李济深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此时他已公开打出反蒋旗帜。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到他的寓所聚会，商讨酝酿已久的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问题。会上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封裔忠、陈铭枢，邀请他们来香港共商大计。当年10月份，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陆续抵达香港。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便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他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罪行，还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才是唯一出路。
除策反工作外，李济深还派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美国援蒋。1948年10月22日，他一度联合在港的八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控诉书》，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侵略中国的事实，要求联合国促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蒋政府，并废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
筹建政协 期盼统一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一接到这封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均非常高兴，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立即响应。
事实上，当时的政界，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约李济深面谈，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美国政府也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代替蒋介石政府，李济深都坚决予以拒绝。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请李济深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当时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已成效显著，但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李济深名列中共邀请名单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之下，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于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挠。他们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在香港，就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为此，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
后来周恩来亲自安排，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经10多天的航行过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支持。
1948年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1949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开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动的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讲话。
1952年，李济深与叶恭绰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还兼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74岁。
1959年10月11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彭真等，前往中山公園中山堂吊唁李济深。北京各界于10月12日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李济深。
【轶事】
狱中练字
1929年，蒋介石要攻打桂系军阀。李济深为解决蒋桂之争，抛下广东省政府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等职务，去找蒋介石，告诉他不应该搞分裂。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东郊的汤山。见此情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告诉蒋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济深的别名）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蒋介石迫于多方压力，不敢下杀手，将李济深软禁在南京鼓楼家中。
外面的家人时刻想着怎样营救李济深，可他自己在牢里却淡定从容，每天坚持下棋和练字，在狱中呆了一段时间，书法长进不少。李济深出狱后说，多亏蒋介石关了他这么久，他的字就这么练出来了。
吓退杀手
1949年，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本想撤退到昆明，但李济深早已在昆明设好埋伏。蒋介石只好退到广州黄埔军校，由4艘军舰保护。李济深见机委托一名战友策反4个舰长起义，准备活捉蒋介石。可惜起义的消息被泄露，蒋介石把4个舰长全部杀害了。这些举动使蒋介石对李济深恨之入骨。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就派特务去暗杀李济深。李济深是军人，威严起来很能震慑人。那天走在路上，李济深突然感觉到有特务跟踪，是来刺杀他的，他目光犀利地盯着特务，一脸威严，特务吓愣了，手中的枪不由自主地掉在地上，自己也跪了下来，暗杀行动最终失败了。
死里逃生 北伐出征之前不久，一天晚上工作之后，李济深从河南边的水泥厂大楼里他的办公室回家。一般是船往上游开，横渡珠江河，在北岸登陆，然后他就乘装甲汽车回家。这一回，在船的横渡途中，他突然想与他的第四军副司令陈可钰说几句话。当时，陈呆在美国传教士在一个小岛上开的疗养院里，在从水泥厂过去的珠江河下游。为了去那里，船只得掉头往下游开。船掉头不久，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直冲霄汉，假如李济深没有突然要船掉头的话，那里正是他要经过的地方。就这样，李济深躲过了一次暗杀。
【解密】
李济深金蝉脱壳北上计
1948年5月的一天，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有两位客人前来拜访。看到其中的一位来客，李济深赶紧起身相迎。来人是何香凝，她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也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她的儿子廖承志此时任新华社社长，李济深非常敬重何香凝，所以中共通过何香凝来做李济深的工作。何香凝向李济深介绍了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建议李济深早日北上去解放区，说：“任公，你还是早去为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自身的安全。”李济深也深知留在香港对自己非常不利。何香凝还告诉李济深，说周恩来对他在桂林主政时提供的帮助念念不忘。
当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采购运送各根据地所需的无线电器材、汽油、西药等重要的物资。而这些物资被运到桂林之后，需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的批示，才能够有车辆运往陕北等地。而凡需要李济深批示的，他总是批准。
何香凝的一番话，让李济深下定决心北上。 然而，此时的李济深不仅上了蒋介石的通缉黑名单，更是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他如何才能避开各路人马的视线，金蝉脱壳呢？
为了麻痹监视他行动的密探，李济深巧妙地安排在动身北上前一天，即12月25日圣诞节，由他发出请帖邀请香港特务机关的首脑王翠微及其妻子12月27日到李家寓所吃饭，先降低他们的戒心。
在李济深府邸外，国民党特务早已安排了监视哨，有一个小杂货铺正好能看到李济深的衣帽间，只要李济深挂在那里的外衣被拿走了，就说明李济深出门了。26日晚，当李济深临走之前要去拿这件衣服时，一双手挡住了他，这个人就是中共统战战线和秘密战线的翘楚人物、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他告诉李济深，何香凝邀约赴宴。李济深听懂了暗号，便随潘汉年一起离开，没有拿走外套。
夜深了，看到李济深的外套还在，对面的特务以为李济深还在家。小杂货铺的灯光仍然亮着，而李济深已经消失在夜色里。
1948年12月26日，毛澤东生日的这一天，远在西北坡的毛泽东从李维汉送来的电报中接到了这个最好的生日礼物——李济深顺利登上了周恩来安排的货轮，正北上而来。
27日傍晚，王翠微携夫人带了一些罐头食品作为礼物来赴宴。李济深的5个密友舒宗鎏、叶少华、吕方子受邀出席宴会，表面上是陪同赴宴的客人。然而，李济深早已不在家，他已于前一天晚上午夜时分登上了苏联货轮。王翠微被告知李济深去看牙医了，叶少华和舒宗鎏说李济深可能还有别的事要做，由他们陪同王翠微夫妇就餐。到了晚上8点钟，李济深还是没出现，众人皆告辞，王翠微也只好满怀疑惑焦虑地离开了。 李济深从王翠微的手掌里溜了出来，王翠微因此被解职。
李济深一登上阿尔丹号就发现很多熟人老朋友，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茅盾、洪深等人，他们都乔装打扮了一番，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有的扮作商人，但他们都是两手空空，以免引人注意。
在阿尔丹号上，他们迎来了1949年的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他们的新生活，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兴奋，一起共话未来。同船的茅盾还准备了一个大册子，请大家题字，李济深激动地提笔写下：“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家风】
热爱生活 其乐融融
据李济深的孙子回忆，李济深是一个和蔼可亲、热爱生活的老人，与人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从来没有架子，对孩子都是严格要求，教育他们要爱国、爱家、爱事业，真诚待人、要有爱心、乐于助人，为人正直热忱。李济深的家庭是个民主平等的家庭，有事大家一起商量讨论，生活中出现矛盾时，互相忍让、包容，儿孙们孝顺父母，敬老爱老。儿孙平日工作很忙碌，但仍然常常打电话问候老人的身体健康、生活情况，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也是呼之即来。老人们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工作生活、健康情况。每到周末，家人们都会回家团聚，谈天说地，大家都很喜欢唱歌，邻居们经常能听到李济深家中传来愉快的歌声，节假日也会举家到公园游玩或是去郊区旅游，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多姿多彩。在重要的节假日或家族重大纪念日，在京的亲人们相聚一堂，热闹非常。
李济深的家庭是充满爱、乐观向上的美好家庭，2017年被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地区评为“最美家庭”。全家人遵照祖辈的教导，在工作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不因是李济深的儿孙而产生优越感搞特殊，做人低调，热爱祖国、勤奋敬业、节俭朴实、仁义和谐地过着平常而又幸福的生活。
【家教】
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李济深育有7子9女，平常对子女要求相当严格，不许他们搞特殊化，学业和工作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在学校和单位，不能透露自己的家庭背景。
有一次，李济深的几个孩子在北戴河，李济深的司机要开车去山海关。因为是空车去的，司机就让小孩坐上去。但回来后，却遭到李济深的一通训话，说孩子们公车私用，“虽然是空车，人多了也费汽油”。后来孩子们再也不敢坐李济深的车了。
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钰居住的楼房是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专家楼，如今看上去略显陈旧，大门已经看不出油漆的颜色，四处都是裂痕，楼道里一片漆黑。李沛钰的家不到60平方米，面积较小。李沛钰担任过3届市人大代表，每次开会前，都跑到居委会、公交汽车站、派出所甚至锅炉房，到各个基层岗位去实地考察，提出提案。“我是按照父亲的座右铭‘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来要求自己的。我想，这也是父亲至今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很多人劝我们搬家，认为我们要套大房子也不难，可我们很知足，父亲一直教导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权。现在我们有离退休工资，这把年纪了也不图什么荣华富贵。”李沛钰笑呵呵地说道，“父亲淡泊功名利禄，把维护国家统一当作奋斗的使命，他面对挑战的坚定不移和非凡力量，很让我们佩服。” 李济深当年和齐白石、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是挚交，李沛钰回忆：“当年家里送来的名画太多了，我和老伴还开玩笑，估计现在价值早超过亿元了。1959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一致同意将父亲的藏画、古董全部捐给国家。这也是李家人一贯的处事作风。”
李济深和著名画家徐悲鸿在战争年代更是情谊深厚。抗战时，徐悲鸿担心自己的作品在战争中流失，想把这些画藏起来，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很着急。李济深特意找了一个偏僻的山洞，帮他把画全部放在洞里，还安排一个卫兵在门口站岗。在李济深的关心和保护下，徐悲鸿的作品才得以保留下来。
李济深在文艺界也有不少的挚友和知己，比如画家陈半丁、齐白石，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戏剧表演家红线女，汉剧演员陈伯华，电影界的陈娟娟、夏梦……每年李济深都请他们到家里相聚，场面很热闹。毛主席还曾跟李济深开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和李济深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工农兵过去了，紧跟着就是文艺界和宗教界的队伍。毛主席对李济深说：“瞧，你的队伍来了。”李济深连忙谦虚地笑着回答：“这是您的队伍。”
李济深一心为国，不谋私利，值得敬佩。
【家族】
儿子李沛文（1906—1985），广西苍梧人，李济深长子，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农业科学家，果品保鲜学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科硕士学位，历任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植物生产学系教授、系主任和院长等职。建国后担任过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副院长、华南农科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农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任过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农业厅厅长、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先后被选为广西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广东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等。李沛文还曾主持参与建议创建农科所（今农科院）。
儿子李沛瑶（1933—1996），广西苍梧人，生于香港，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历任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现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8年3月，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0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1月任民革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副部长、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1992年12月，任民革第八届中央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1993年3月至1996年2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6年2月2日，李沛瑶的警卫员在偷盗时被他发现，因害怕事情败露，警卫员去厨房拿刀将李沛瑶杀害，终年63岁。
儿子李沛琼（1930—），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1956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在北京工作32年期间，曾七上青藏高原。1988年，深圳仙湖植物园创办初期，李沛琼来到深圳工作，几十年来，教授主编、参与编辑的植物学著作多達几十部，其中，他编纂的被称为中国十大出版工程之一的《中国植物志》是一部总结中国维管束植物的基本资料，是迄今为止全国植物学界最权威、最全面的一本植物学百科全书。
儿子李沛钤（1934—1996），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50年先后在天津国立河北水产专科学校、空军第一预科总队、空军第二航空学校学习。195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航空学校、西北空军训练部教员。1961年在吉林工业大学汽车设计专业毕业，任吉林省地方工业技术研究所、吉林省进出口管委会、吉林省计划委员会技术员、工程师。1983年历任吉林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处长、总工程师。1994年后，任吉林省对外经济合作局助理巡视员，被选为吉林省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李沛钤不仅熟练掌握工程机械的设计研究业务和英、日语知识，而且在大型项目的引进、电子计算机程序编制与使用、横向经济协作项目的组织与实施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1996年3月9日，李沛钤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
女儿李筱菊（1929—2018），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53年开始从教，任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1970年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历任英语系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教授、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是我国最早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她在英国杂志发表的《为交际教学道路辩护》，被学者视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英语教学改革的代表作之一，编写的“中国学生交际英语课程”12本被英国文化委员会专家称之为“中国唯一可以走向世界的教材”，担任主编的《交际英语教程》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同时，她通过语言测试的实践、讲学和出版论著，为中国培养了不少语言测试人才，对中国语言测试的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交际化作出了贡献。
孙女李霭君（1957—），1957年8月出生于北京，李沛瑶之女，1976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5月加入民革，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质量报社财务处会计，新闻采访中心记者，民革北京市委常委、民革东城区委主任委员，中国质量报社《消费指南》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综合部主任，《消费指南》杂志社副社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东城区政协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联络部部长。
（资料来源：《李济深全传》 姜平 著 编纂整理：琉璃）
（责任编辑/谭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