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外国记者说：“莫斯科是记者的天堂。”的确，俄罗斯是复杂易变而又充满着矛盾的。如果要归纳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民和乌拉尔河的哥萨克，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和西伯利亚的猎人的共同特征，那么就可以用既残忍又善良，既谦逊和睦又放肆闹事，或者叛逆与服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与强烈的个人意识，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交织等等来形容。
　　重感性轻理性是俄罗斯民族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别尔嘉耶夫写道：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俄罗斯人给我们的感觉常常是大胆任性、率性而为的。我们随便就可以想到：叶利钦的酗酒，赫鲁晓夫的“靴子”、猪湾事件、以及西伯利亚种玉米等莽撞行为。
　　俄国大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考证，俄罗斯人的非理性与其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气候的阴晴不定，土壤的时好时坏，常常使靠天吃饭的早期俄罗斯农民的期待，甚至是最微小的愿望落空，这样，经历不断的希望和落空，习惯于这种失望之后，俄罗斯人开始不顾一切作出最无望的、甚至是最不合常理的选择，或许这样反而能出奇制胜。
　　非理性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比比皆是。每年元旦前夜必放映的大受欢迎的影片《命运的捉弄》，正契合了俄罗斯人相信巧合、渴望神奇的心理。而帝俄末年的“拉斯普京现象”耐人寻味，一个衣衫褴褛、举止粗俗的西伯利亚农民竟征服了尼古拉二世宫廷。这与俄罗斯人相信奇迹、认为痴傻的人通灵有关。
　　俄罗斯人的非理性有时还表现为不负责任，或者是推卸责任。俄罗斯人迟到时，永远说是“交通原因”；服务性机构休息时，门上总是挂着“由于技术原因”的牌子。因为讲究道德优先，规则、法律往往成为被轻视的对象。《路标文集》上发表过一首著名的诗：“因为是有机论者，我们完全不要法律的健全理智这一狰狞的恶魔。俄罗斯大自然如此广袤辽阔，何须爬进法律原理这一狭窄的躯壳？”
　　俄罗斯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共同性。其历史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自古以来的村社共同生活和东正教的聚合性。共同性表现在民族性格上是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以及反个人主义、反资产阶级思想。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的灵魂不是资本主义的灵魂，而是一颗决不拜金的灵魂，仅凭这一点，它就可以得到无限爱恋。”的确，俄罗斯笑话中经常嘲笑精明的犹太人，而很少“笑贫”。当然，俄罗斯人的反资本主义特性的弱处也是昭然若揭的：它至少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直至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的夏天美好而短暂，俄罗斯先民深知，大自然只给了他们很少的一点宜于农作的时间，所以俄罗斯人习惯于拼命地干，然后是无休止地闲。“中庸”（золотая середина）一词在俄语中是贬义。反对平庸，著名的先锋画派宣称非黑即白，反对“市民的灰色”，“即使俄罗斯灭亡，也比按小市民的方式、像极端令人生厌的旧欧洲那样去生活要好”。东正教不像天主教，它没有过渡阶段——炼狱，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
　　东正教哺育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成长，却也让后者认为自己是唯一纯洁的、最代表上帝意愿的民族。俄罗斯人的骄傲自大、盲目排外，每一个去过俄罗斯的人都深有感触。俄罗斯人具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外国人的情绪，他们常常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挫折归咎于外国人。他们的爱国往往就意味着排斥他国。除了少数杰出的思想大家（索洛维约夫）外，俄罗斯人的普世主义基本是相对于民族内部而言的，“弥赛亚说”也是以东正教为基础。
　　一些俄罗斯思想家倾向于认为本民族是阴性的民族。洛扎诺夫说，俄罗斯具有永恒的“村妇性”。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是驯服的、女性的土地，表现出被动的、女性的温柔，给人神秘的温暖感。我们认为，女性气质决不是对外来事物充满仇恨的。如果用感觉来体会俄罗斯民族，我觉得它更像个大男孩：率性而为，生机勃勃，满怀创造力，自卑和自傲的奇妙结合，夸张的自爱及对外界的疏远感，崇尚纯粹，爱走极端，富于挑衅性。这种大男孩的内心深处是渴望坚定而有权威的大家长的。所以相对于朝令夕改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更愿意接受铁腕的勃列日涅夫和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