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可俗可雅，雅俗共赏。既可与柴米油盐酱醋为伍，亦可同琴棋书画诗花相伴。
　　不同于苍头百姓，饮茶仅仅是为了满足解渴提神的生理需求。对于茶，文人尽管也每每提及、讴歌它的实际功用，但更多时候是诗意地“品”、“赏”，然后化作笔底烟霞。
　　中国茶文化自西汉初成后，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后经历了唐、宋、明三次高峰，除了饮茶方式的嬗变，还渐渐由“赏茗”（品茗）扩展到“茗赏”。“茗赏”一说，出自明人袁宏道《瓶史》。他在论及清赏插花时说：“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品茗赏花，最为清雅，堪为绝配。
　　在中国文人生活中，“茗赏者”远不止于花。
　　伴之以茶，或悠游山水，舒展身心;或静坐参禅，观照内心;或焚香鼓琴，清神怡情;或观戏听曲，安闲自在;或莳花艺草，或赏石鉴古，清心雅志;或染翰泼墨，或吟哦唱和，抒发胸臆。尽管世事浮沉，且有名缰利锁之羁绊，甚至还有些无奈和残酷，他们却通过一盏茶，独抒性灵，恬然自适，开辟了一方澹泊宁静、超然洒脱、展露真性情的精神领地，也构筑了一个以清雅、精致、超逸、素朴为特征的“茗赏”美学体系。
　　“茗赏”，正是代表了一种波澜不惊、闲适优雅、达观乐生的人生姿态。
　　初萌 洗却诗肠数斗尘
　　『无由持一碗，寄予爱茶人。』
　　——唐·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茶都是默默无闻地扮演着或药或食或羹或饮的角色。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有茶诗或文人饮茶的故实，但似乎还只是把它当做一种有保健功效的饮品，至多借以反映名士尚俭的品格。
　　大约到中唐，茶学皇皇巨著《茶经》的问世，昭示着中华茶文化第一座高峰的树立，也标志着茶真正作为文人生活一种悠闲优雅之存在的“理论化”。其作者、被后世誉为“茶圣”的陆羽，本来就是一个尚雅的文人。隐居湖州著《茶经》期间，他的“朋友圈”里，就有诗僧皎然、书法家颜真卿、隐士张志和以及诗人裴迪、孟郊、刘长卿、皇甫曾、皇甫冉等。儒释道隐，诗书酒茶，都交织在江南的灵山秀水里了。
　　《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便记录了一场月夜诗茶会。“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诗句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唯美的画面：月夜静谧，六名文士在庭院里，啜茶赏月，联句唱和，皎洁的月色倾泻在素瓷中，诗意闲情伴着茶香缓缓流淌。
　　像这样以茶之名的雅集，在“茶道大行”的中唐，颇为普遍。譬如，三月三，修禊日，诸子效仿晋人兰亭雅集，却是以茶代酒，“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吕闻《三月三日茶宴序》）于山林之中，浮素杯，啜香茗，沐清风，赏清景。或卧或坐，散漫悠哉，好似闲云野鹤，仿佛连花乌都变得善解人意。
　　又如，“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钱起《与赵莒茶宴》）闲坐幽篁里，与良朋佳侣相对啜茶，心尘净尽，浑然忘我，丝毫不觉时间悄然流逝。闲情逸致里，亦流溢着散淡萧疏的况味。
　　在灿若繁星的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算得上很懂茶的一位，他除了自称“别茶人”外，而且还是一个快活自在的爱茶人，要不然他也不会名“居易”、字“乐天”了。他的茶诗，秉承他一贯的诗风，多以平实质朴的语言见长，淡中有味，且逸趣横生，呈现出清闲恬淡的茶生活。尽管他也爱“杯中物”，但茶是日常不可或缺的，吃饭、睡醒、晚上、酒后都要喝茶，正是“无由持一碗”的爱茶人之真实写照。
　　虽也曾遭贬谪，但都还算仕途顺利，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对隐于朝市之“大隐”和隐于丘樊之“小隐”进行折衷，提出“仕隐合一”的“中隐”之道。既不至于受冻挨饿，又能悠然自得。“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这样的生活状态很是令人艳羡。
　　他“茶铛酒杓不相离”，还有一张琴。“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渌水琴，蒙山茶。于琴，他是知音;于茶，他是知己。他曾在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独坐空林，周遭清寂，他的琴性油然而生：“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他对琴所蕴含的精神，亦有创见：“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
　　琴之清泠.酒之放旷，茶之素淡，在他生活中实现了完美融合，而且还是常态。“软褥短屏风，昏昏醉卧翁。鼻香茶熟后，腰暖日阳中。伴老琴长在，迎春酒不空。”闲卧、煮茶、晒太阳，抚琴、饮酒，如此快乐逍遥，他竟还觉得“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闲卧寄刘同州》）
　　垂暮之年，他在庐山香炉峰下建了一座草堂，作为终老之地。那里，清泉漱石，松竹成荫，猿啼乌鸣，还有一片茶园正青青。
　　交融 竞为闲暇修索之玩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
　　中唐时业已成为“比屋之饮”的茶，到了宋代更甚。城市商业经济日渐繁荣，在开封、洛阳、杭州、苏州等都市，茶坊、茶楼、茶肆等鳞次栉比，加之文恬武嬉，从平民百姓到文人雅士乃至帝王贵族，都热衷于饮茶。
　　同时，随着南方地区被进一步开发，茶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建州（今福建建瓯）北苑龙凤团茶为代表的名茶成为备受士大夫阶层乃至皇窒贵族瞩目和追崇的時尚茶品，宋徽宗赵佶甚至还为它写了一部专著《茶论》。他说：
　　“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成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情尚也”。
　　赵佶所谓的“盛世之情尚”指的正是风靡于两宋的斗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还有官员、文人、富室、僧道，都乐此不疲。斗茶，称得上宋代的“国民级游戏”了。
　　除了斗茶，分茶亦是宋代茶文化的一道奇景。常规的“分茶”，指的是将茶分给饮茶者。但，这还不足以反映出它的独特， “茶百戏”、“水丹青”才是宋人最炫酷的分茶技艺。 “茶百戏”，即用茶匙在茶汤汤面“作画”，利用汤纹水脉勾勒出禽兽虫鱼花草，须臾散灭。“水丹青”更绝！僧福全在四只茶瓯中分别点茶，汤面上的茶末各变出一句诗来，四瓯就是一首绝句。以茶汤为纸，写诗作画，点茶、赋诗、书法、绘画“四艺”融为一体，这恐怕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神操作”了吧。这些“玩艺”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诞生，无疑是文人尚雅到极致的产物。 　　不论是斗茶，还是斗茶，都与宋代流行的饮茶方式——点茶法如影随形。赵佶就是一个“骨灰级”点茶高手。在《茶论》中，他不惜笔墨以诗性且生动的语言，亲授自己的点茶之道。他嗜茶至深，不仅以茶宴群臣，甚至以九五之尊亲手为臣子点茶。
　　林语堂曾说：“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赵佶虽不是个称职的好皇帝，却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诗词、笔墨、丹青、琴瑟、香道、博古、骑射、蹴鞠、奇花异石等，无不精通，这从传为他御笔所作的《听琴图》就可窥一斑。
　　画面中，古松苍虬，翠竹扶疏，凌霄花攀藤，好一处清幽的庭园。松荫下，黄冠缁衣作道土打扮者，面前横琴一张。他神情俊雅，微微低头，在琴弦上轻拢慢捻。旁有一高几，上置古雅的香炉，香烟袅袅。听琴者三，二人朝服官帽，一人为童子，仿佛都沉醉在琴声里。画的前景，还有一座玲珑山石，上置一古鼎，鼎中花枝旁逸斜出。再看画题“听琴图”，乃赵佶自创的瘦金体。画面上方，是宋书法四大家之一蔡京的七言绝句，左下角为赵佶“天下一人”之花押。
　　又有《文会图》，描绘的是文土们在皇家园林中宴饮之场景。偌大的桌案上，茶器、佳肴、酒具胪列，还有六只瓶花，给人琳琅满目之感。垂柳后，有一石几，上横仲尼式瑶琴一张、香炉一尊、琴谱数页。琴囊已解，应是有人刚抚罢。
　　从这两件名画不难看出，宋人雅集，雅境、素琴、好香、瓶花、佳茗，可以说是“标配”，在许多宋画中都能轻易找到。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也记载了当时都城临安的一条俗谚：“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
　　颇有趣的是，今天茶界都在津津乐道宋人“四般闲事”或“生活四艺”，却漏了“不宜累家”四字。赵佶不正是被闲事“累家”了吗？这个家可真“累”大了，竟把家传的江山给玩丢了！而我们也不禁为他感到惋惜：若非身在帝王家，他一定会是个快快活活玩到老的“大玩家”。
　　茶兴，香亦兴。两宋时代，海外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十分隆盛。明州（今宁波）、泉州、广州等闻名世界的港口，香料都是进口货物的大宗，种类有沉香、檀香、乳香、安息香、苏合香、降真香等。据《宋史·食货志》载：“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
　　于是，在宋代文人的生活中，不仅“茶味”隽永，而且“香烟”萦绕。如“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李清照《鹧鸪天一寒日萧萧上琐窗》）“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午窗归梦无人唤，银叶龙涎香渐销。”（胡仔《春寒》）
　　又如点茶、书法、诗词造诣深厚的黄庭坚，就曾自称“有香癖”，且香事流芳。宋人陈敬《陈氏香谱》中就收录有与黄庭坚有关的四帖香方：意合香、意可香、深静香、小宗香，合称为“黄太史四香”。
　　再有就是曾任福建转运使督造北苑贡茶的“茶官”丁谓，著有《天香传》，旁征博引，系统地论述了用香历史、产地、类别、等级等，堪称中国首部品评沉香品质的文献。
　　香可焚，也可入茶助香。蔡襄《茶录》云：“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这样的“香茶”，虽很名贵，也很有创意，但终究是破坏了茶的自然之香。
　　大成 当年样样不离它
　　『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
　　——明·文震亨《长物志·跋》
　　蒙古骑兵的铁蹄，踏碎了大宋山河，也踏破了文人的梦，文士儒生一下子沦为末流。
　　入仕之门的关闭，加之亡国丧家之痛，使他们的内心饱受煎熬，变得不再优雅。渐渐地，他们就像魏晋名±那样，或隐遁山林，不问世事，或走向市井，玩世谑浪。于是，充满反叛精神的杂剧就在他们的嬉笑怒骂间问世了，并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出口，还为后世昆曲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不过，身为宋室皇族的赵孟頫似乎是个例外。他受忽必烈礼敬，在新朝为官。他能诗善文，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以书画成就最高。他的生活，依然是宋人的率真简素。其《真率斋铭》云：“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茶一杯，好香一柱。闲谈古今，静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论官府。行立坐卧，忘形适趣。冷淡家风，林泉清致。”他还以自己的笔触，再绘了旧题《斗茶图》，仿佛是对前朝逝去的追忆与凭吊。
　　像《真率斋铭》这样类于警句格言的叙述，在明清文人笔下的小品中更是俯拾皆是。
　　明代，汉人重坐江山，久闭的仕门重开。但是，文字狱却掀起了血雨腥风，使文士们再度沉浸在恐怖中，无不噤若寒蝉，如临如履。许多在宦海沉浮中的文士，不禁心生山林之想，把目光投向了书斋园林，在雅室清苑中，安顿心灵，舒放性灵。
　　也正是在此际，朱元璋体恤百姓疾苦，罢造团茶，改制散茶，有力推动了多种名优茶的创制及饮茶方式——瀹泡法的盛行。江南地区自古盛产名茶，也盛产文人。他们精于品茗鉴水，也擅于“茗赏”，手握一盏香茗，品賞琴瑟、炉香、草木、奇石、书画、骨董、美人、风花雪月等等。举手投足间，无不是浃髓沦肌的雅致。
　　文震亨《长物志-跋》云： “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就是这样的全才。他好学博古，尤精曲律，著作宏富。著有《茶谱》《神奇秘谱》（古琴曲集）《太和正音谱》（北曲谱及评论专著）以及《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等杂剧12种。
　　所谓“长物”，本指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在这部闲书中，他说：“花木、水石、禽鱼有经，贵其秀而远、宜而趣也;书画有目，贵其奇而逸、隽而永也……香茗有荀令、玉川之癖，贵其幽而暗、淡而可思也。”近代周作人就很熟谙这些等闲事，可谓是“解语人”。他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陈继儒的解读与品评就更具体了：“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太平清话》）
　　在他看来，或物，或景，或人，皆有特性，皆有值得赏味之处。而他把心目最理想的书斋雅苑应是：“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乌，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小窗幽纪》）因此，他“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廑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此外，他还“带雨有时种竹，关门无事锄花;拈笔闲删旧句，汲泉几试新茶。”
　　如此闲雅的生活方式，在明代文人群体中十分普遍。高濂嗜闲，他对闲的定义是：“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而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他“焚香鼓琴，栽花种竹……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这些闲事被他称为“燕闲清赏”。
　　品茗、焚香、鼓琴、临帖、赏鉴、清供、吟咏、游赏等诸般闲事以及场所、环境、心境、情境，甚至共享闲趣的人选，都在明清的小品文、闲书、画作中交相辉映，水乳交融。
　　论茶，如许次纾《茶疏》对茶“饮时”作了非常详致的胪列：“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共有二十四项之多，屠隆《茶说》、冯可宾《岕茶笺》、徐渭《秘集致品》等篇什中也有类似的陈述。论花，如袁宏道《瓶史》中罗列“花快意”有十四条，即“明窗，净几，古鼎，宋砚，松涛，溪声，主人好事作诗，门僧解烹茶，苏州人送酒，座客工画花卉，盛开快心友临门，手抄艺花书，夜深炉呜，妻妾校花故实”。还有，屠隆《考槃余事》中对香、琴、花、游具的品评，皆不出此藩篱。
　　无所事事之闲事，是疗俗的“良方”，可“清心乐志”，“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
　　朱权认为，有茶常伴是一种清心寡欲、宁静自持的生活，“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在一盏清新淡雅的茶中，超凡脱俗，返璞归真。
　　至清代，制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促成了六大茶类的最终形成，各地涌现的名优茶更是数不胜数。文人茶生活雅尚承明代文人之余绪，且更趋精致、丰富。譬如，李渔《闲情偶寄》，就涉及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诸多方面，见解独到精辟，被誉为“古代生活艺术大全”。而自称“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继宋徽宗之后最爱茶的皇帝。较之赵佶，他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开创了太平盛世，并且品茶试泉玩出了新高度，为后世留下不少佳话美谈。然而，书画、博古、音律、诗词等艺术造诣，却逊色赵佶几多。
　　元末明初，苏州昆山一带出现了昆曲，它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及武术等形式，且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后经魏良辅、梁辰鱼等戏曲家的改造，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来，广受文人、富商的青睐，其受欢迎程度比今天流行歌曲更甚，甚至远在帝都的康熙、乾隆都是昆曲的忠实“粉丝”。昆曲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进入文人生活后，便演化出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美好与优雅。常常是风和日丽，在一处幽静雅致的园林里，三五好友，斜靠在水榭戏台前的栏杆，边喝茶，边听戏，兴致来时，还不由自主地跟着哼了起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笛声悠扬，唱腔柔婉，伴着水袖飞舞，静享一盏茶的从容与悠闲。
　　有清一代，文人茶生活中汇集了多种艺术形式，可谓“蔚为大观”，却也在登峰造极的雅致中折射出了末世的最后荣光。清亡后，文人的茶事乐活雅尚在兵荒马乱中冰消瓦解，只有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等文人的筆下，还尚存着些“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