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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后到1949年，在短短的30余年中，人类竟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磨难。中国也不太平，虽然侥幸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但是千疮百孔的华夏大地需要与世界接轨，迈出现代化的时代步伐，而内战和日本侵华战争严重阻碍了国人的赶超步伐，向以吃苦耐劳著称的中国人，在此环境中，仍然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创造了许多奇迹。民国陶瓷史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映衬下写就的，虽然不能说辉煌壮丽，但是依然丰富多彩，许多亮点仍令人叹为观止。
民国时期陶瓷生产概貌
清代晚期，受到西方工业革命冲击的陶瓷业，已经开始觉醒。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先后建立了七个现代化的新式瓷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景德镇和湖南醴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向清政府建议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景德镇瓷业公司开始筹办，初官商合办，后改商办。宣统二年(1910年)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正式成立，民族资本家张季直等人认私股，官股则由冀、鄂、苏、皖、赣五省协款，资本为20余万银元，具体负责人为祁门贡生康特璋。该公司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于景德镇，沿袭旧法制瓷，分厂设于鄱阳，研究新法制瓷，并且设立陶业学堂，拟用机器制瓷、煤窑烧炼。辛亥革命后，五省协款无法到位，鄱阳分厂关闭，景德镇本厂仍然生产。
景德镇瓷业公司成立的同时，湖南醴陵也成立了一个官商合办的瓷业公司。1906年，以熊希龄为首，在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聘请景德镇和日本技师授课，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学员，遂招足股本五万元，成立“湖南瓷业有限公司”，将速成班学员派往实习，其成果显著，后又继续招生四次，先后派往公司工作，这些学员均成为生产中的中间力量，为瓷业公司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由熊希龄出任总经理的湖南瓷业公司，规模宏大，有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化学室、电灯室等等。醴陵盛产优质瓷土，天时、地利、人和均已齐备，湖南瓷业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生产改型，以釉下五彩的细瓷著称于世，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瓷都，其产品在世界上遥遥领先。1907年至1912年间，醴陵釉下五彩产品，先后参展国内南洋劝业会和国外的巴拿马、意大利等地世界博览会，均获得一等金牌荣誉奖章。一时醴陵瓷器“风潮所市，举国若狂，各阜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醴陵瓷业公司应该是当时赶超世界最成功的典范。
除景德镇和醴陵外，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福建创办了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资本为12万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江西萍乡创办了萍乡瓷业公司，资本为20万元。宣统元年(1909年)，在四川由劝业道周孝怀与泸县设立瓷业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获得短暂的安定环境，民族工业的新式瓷厂有所发展，1914年，吉林创办了中兴瓷业股份公司，地点在双阳县柏子窑棚。1915年以后中国瓷业蓬勃发展，浙江的泉色瓷业工场；福建的凤济公司；四川瓷业公司更如雨后春笋：蜀瓷公司(巴县)，大成公司(隆昌县)，昌州制瓷公司(大足县)，新华瓷厂(威远县)，川北瓷厂，川东瓷业公司(重庆)，兴华瓷业公司(资中县)；山东的博山瓷业公司；河南的新安瓷业厂，汤阴瓷业厂，青华瓷业厂(博爱县)；河北的北京瓷业公司，天津的振亚瓷器厂，唐山的启新瓷厂；山西的晋艾陶器有限公司。这些新式瓷厂均成立于清末民初，较晚的是实业家杜重远(1898～1943年)1923年创办的辽宁沈阳肇新窑业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1928年引进德国设备改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
此外，民国时期还有外商开办的陶瓷厂，如1919年左右，日商在大连成立大华窑业公司，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经营。山东有英商的泰山面砖公司，生产瓷砖。日商在上海设立了中原瓷厂，也生产瓷砖。上海有英商的爱迪生电瓷厂，生产九门碍子(电缆架线的绝缘部件)等电瓷，原料采用英国产耐火土球形粘土，结合苏州、无锡产粘土，机器生产，电瓷更是专利，中国陶瓷一时无法与之竞争。
这是民国早期中国陶瓷发展的大概情况。当时，世界陶瓷市场以英国、德国制瓷最佳，其优势是机器化生产，工艺规整，质地精良，且成本低廉，进入中国市场后，如洋布冲击土布一样，令瓷器发源地倒吸一口凉气。但是，在有志之士努力下，民族工业重振雄威，到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中国陶瓷工业呈现喜人的变化。1932年，就连“广西省政府也聘请技师指导业者生产，设立瓷器厂作改良试验，生产技术有所提高，产销量大增。当年从事瓷业生产的有六思、新塘、老窑、天塘等14个村、350户、1750人，共有瓷窑35座，每年各村共烧窑数百次，产品畅销全省”。景德镇改用煤炭烧窑，注浆工艺和印花工艺开始应用，“九一八”事变后，辽宁肇新窑业公司被日寇掠夺，创办人杜重远流寓上海，1934年应“全国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聘请至景德镇，出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实际上，杜重远1924年即赴景德镇调查窑业，发表了景德镇瓷业调查记，对于振兴景德镇窑业、赶超世界水准有具体科学且可行的方案。旧地重游的杜重远重操旧业，很快按照现代管理模式，成立了江西光大瓷业公司，厂址设在九江，购置现代化机械设备，正当资金到位，一切顺利发展时，杜重远却因“《新生》周刊”事件被判一年两个月的徒刑。1936年9月杜重远获释，但因思想进步受到当政者歧视，愤然离开景德镇。一次卓有成效的资本主义民族工业改革成果，在1938年7月九江沦陷后，全部厂房和机器为日寇掠夺。
民国时期陶瓷工业遭到重创，主要是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景德镇虽未被日寇占领，但屡遭日机轰炸，毁窑30余座。江苏宜兴沦陷后，原有的十条紫砂龙窑有七条被改筑成碉堡。宜兴制陶鼎盛期，从事紫砂生产的艺人达千人之多，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仅剩下20余人。紫砂雕刻家任淦庭沦落到附近山区靠打柴、卖画为生。名艺人蒋燕庭穷得只剩披身的麻袋，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窑上青草密如麻，泥灰堆上长棉花。瓜藤缠满窑头树，荆棘丛中啼乌鸦。”石湾陶瓷生产也是如此，原有陶窑68座，大小窑厂3634所，从业人员7700人左右。日寇占领后，陶工和资金大量逃避，生产几至停顿。
除此之外，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还在陶瓷方面干了些不光彩的事情。一是在占领山东淄博后，到处搜寻油滴釉配方，将老艺人抓到宪兵队严刑逼供。二是日本著名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1900～1975年)坐着装甲车，让日本军人盗抢定窑瓷片。上世纪70年代，我在邯郸陶瓷研究所 工作，和叶麟趾先生次子叶广成先生共事多年，曾经听叶广成先生聊起此事。叶麟趾先生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书中明确提出定窑窑址在曲阳。但是该书发行量极少。小山富士夫曾找叶麟趾先生咨询定窑窑址之事，叶先生没有告诉他，后来小山富士夫在一家书店居然买到《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得知定窑的确切消息后，决定去考察，顾虑到曲阳是八路军和日军拉锯战之地，小山富士夫调用日军装甲部队，像《地道战》中的鬼子偷地雷一样，匆匆忙忙装满几麻袋瓷片运回日本研究了，并向世界宣布发现了定窑窑址。“小山富士夫记念会”募集资金于1980年设立“小山富士夫记念赏基金”，奖励在中国陶瓷、日本陶瓷和高丽青瓷、陶瓷贸易等方面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和团体，中国大陆有三个团体和个人获奖。我不想对此说长道短，只是遗憾中国为何不设立“陈万里奖”或者“唐英奖”，前者是现代中国最早将考古学和陶瓷史研究结合的先驱者，后者早在雍正七年就派助手吴尧圃前往河南禹县调查钧窑窑址，且仿制钧窑瓷器成功者，也算开陶瓷考古调查的先河吧。三是在伪满洲国设立官窑，这让人感到有点啼笑皆非，据说是日本人出于对中国官窑的崇拜，由甘粕正彦规划，在1943年于吉林省五万坪设立厚德官窑，委托小森忍任制陶所所长，其产品底款书康德年制，传世品不多，随着日本战败而化为乌有。
民国陶瓷发展一波三折，但是许多亮点，至今令人赞叹，其辉煌之处可归纳为三点：仿古陶瓷和美术陶瓷的历史高峰
清代晚期到民国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仿古陶瓷生产的高峰期，其规模、质量和产量均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其主要品种如下：
颜色釉 颜色釉陶瓷本是官窑控制最严的品种，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品种。有些品种即使官窑烧造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清康熙豇豆红釉，仅在康熙时期烧造，到了雍正时期，由于原料配方的原因已经烧不出，呈色灰暗，类鼠皮，故俗称“乳鼠皮”。而到了清晚期及民国时期，仿制康熙豇豆红的产品出现在古玩市场，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郎窑红也是铜红釉的名贵品种，只在康熙时期官窑生产，但是到清晚期和民国时期，仿制品也以真假难辨的面目出现，令古玩商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鉴定要领。钴蓝釉仿制也很成功，其他如茶叶末釉、窑变、青釉等等均可与官窑媲美。低温釉彩如黄釉、绿釉、胭脂彩等均被古玩商誉为“毫无俗气的名品”。河南神垕在民国时期找到少量古代钧窑釉料，仿制过钧窑产品，釉色与古代钧窑无二，可惜造型差距太大，甚至还有不少杜撰作臆造之作，如农民起义用的大印等，除了收藏和研究价值，不可与景德镇仿古瓷器同日而语。
青花瓷器 主要仿品是明晚期官窑和康熙时期产品，造型、画工、呈色几乎乱真。明早期的有孙瀛洲仿品，但是青花呈色灰暗，是研究者早期的尝试之作，传世品少见，极具收藏价值。到民国时期，进口钴料便宜，南北方均广泛应用，俗称“洋蓝”，呈色浓艳，若化验成分，反而与古代“苏料”极为相似。
彩绘瓷器 五彩主要是仿明晚期和康熙作品，多数流传到国外，造型、画工均得前朝神韵。
粉彩和珐琅彩也有仿制品，前者画工精细，如果不是官窑改制，这些画匠应该都是御窑厂的“大内高手”。后者主要是仿制康熙珐琅彩作品，颇得神韵，鉴定时需要比照真物仔细对比方可分辨新老。 刻瓷 乾隆帝一生写了五万余首御制诗，有关陶瓷的诗多命造办处玉匠刻于瓷器上，可谓开刻瓷先河。到清晚期以后，以钢钻或钻石作为工具，在烧好的白瓷上刻画山水人物，别具风格，成为新的陶瓷装饰技法。清晚期有名家黎瑛，字竹庵，江西新建人。其子黎勉亭继承父业，1915年，袁世凯特邀黎勉亭住北京，为英王乔治刻相，半年完工，神态逼真，惟妙惟肖，颇受好评。以后刻瓷遂发展为一项专业。
雕瓷 雕瓷实际是刻花和剔花工艺的延续，于瓷器坯体上雕刻花纹，形成浮雕效果，清晚期开始成熟，雕刻山水人物，“辙喜仿象牙、竹、木之釉，所雕之竹林七贤，东坡赤壁，垂杨条马为多”。清晚期名家有陈国治、王炳荣。光绪时期有李裕元，作品不上釉，称之为“反瓷”。民国时期，雕瓷以福建游蛮子(或称游长子)最为著名，“每一器出，风靡中外，人争取售”。景德镇几乎所有雕瓷艺人，群起仿效。游蛮子还擅长捏相，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与游蛮子同时的李东山，四川人，创作能力更胜一筹。
陶瓷雕塑 佛像瓷雕本是福建德化窑的拿手之作，明清以来即有德化工匠到景德镇传授技法。清末民初，景德镇的瓷雕仍以锥拱、玲珑、镂雕为主要技法，在人物雕塑方面则吸收西洋雕塑技法，人物衣纹及人体结构改变了以往呆板单调的风格，更显生动活泼。如“送子观音”颇受国外欢迎，尤其在日本供不应求。此外，现实主义题材的瓷雕也流行一时，如以“蚕食”揭露日寇侵华的狼子野心，以“太白醉酒”揭露当政者腐败，以“和尚背尼姑”批判封建迷信等等，颇受市场欢迎。
石湾向以陶雕出名，晚清名家如林，光绪时期有黄炳，善书画，多画梅雀之类，陶雕作品多人物鸟兽，尤以猴、猫和鸭最为精美。同期人黄古珍，系黄炳之叔，岁数小于黄炳，其作品多浮雕山水人物，对佛像和鸟兽亦制作精巧。稍后有陈瑁岩，塑像及动物极为精致。民国时期最有名者为潘玉书，师从黄炳和瑁岩，曾到景德镇学习人物雕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潘玉书曾到法国研究欧洲雕塑艺术，归国后以雕塑人物故事著名。他的作品不限于观音、罗汉之类的神祗偶像，而是侧重人体，把握人物神态，给人以传神之感。他还仿制欧洲白瓷，作裸体塑像，涂以乳白铅釉，颇具西洋风格，很受西洋人士青睐。潘玉书的“踏雪寻梅”曾印刷在前几年发行的邮票上。其他作小型陶塑名家有刘胜记及其子刘佐朝。刘胜记以“石湾公仔”著名，作品多出口，如“太白醉酒”刻画诗人醉意朦胧的浪漫神态，颇有情趣。刘佐朝多塑小型人物，简约洗练，注重个性。同期还有梁醉石，善塑三寸左右的人物小件作品，多为宗教人物，基本销往国外。
珠山八友 民国初年，景德镇即有一批彩绘瓷器的名家，如汪东荣，擅长工笔人物花鸟；周小松，擅长神佛；汪晓棠，擅长仕女；许尚礼，擅长花卉翎毛；潘鼎钧，擅长花鸟人物等等。稍后有“珠山八友”，他们组织了一个“月圆会”，王琦、王大凡、邓碧珊、徐仲南、汪野亭、田鹤仙、程意亭、刘雨岑等人均在其列，他们着意练习中国画，以国画的手法装饰瓷器，试图使中国画的技法与陶瓷装饰相结合，对后来的景德镇瓷器装饰艺术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珠山八友”的内涵现在逐渐扩大，泛指民国彩绘瓷器高超者，曾龙升以雕塑著名，也被列入其中。
醴陵釉下五彩 湖南醴陵釉下五彩是民国时期新创新陶瓷装饰技法， 与青花釉里红一样均为釉下彩，但是色彩更加丰富。彩绘名家有关寿祺、张逢年、田碹，后者绘花瓶，出国展出曾得奖。
洪宪瓷 民国初年几个当政者如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等均在景德镇定烧过瓷器，主要品种是彩绘陈设瓷，瓶类居多，图案有草虫花鸟，仕女婴戏等，画工极为工整，底款多书“居仁堂制”，这批瓷器主要由郭葆昌监制，而书“洪宪年制”，现在公认没有真品。傅振伦先生曾与郭葆昌是同乡，而且曾在故宫共事多年，傅振伦先生在世时曾经对我讲过洪宪瓷的一段往事，先生说：“郭葆昌有一次请他和故宫院长马衡吃饭，席间聊起他曾经受袁世凯之托，准备恢复官窑，他到景德镇招榜考试，以欧阳修《秋声赋》为题，选拔彩绘高手，生产洪宪瓷器”。傅先生说：“此前未闻洪宪瓷事，郭葆昌有个师弟作古玩生意，不久就在其师弟的古玩店中见到不少洪宪瓷器”。郭葆昌对景德镇十分熟悉，自己也在那里定烧过瓷器，底款落“觯斋主人”，北京故宫现在尚存郭葆昌先生解放前捐献给故宫的瓷器，从画工看，确实十分精细，不亚于古代官窑，现在偶尔也可见到传世品，颇具收藏价值。
民国时期的陶瓷教育
清晚期的政治改革“百日维新”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倡导的废科举、立新学、办实业等与国际接轨的各项措施已经成为深入人心、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关心陶瓷工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中国的陶瓷要与洋人的陶瓷争夺市场，不但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制瓷技术，同时还要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于是在一些陶瓷产区开始了新型的陶瓷教育事业。中国最早进行现代教育的陶瓷学校，是1906年由熊希龄创办的湖南省醴陵瓷业学堂，熊希龄以出洋考察宪政官员的身份先后赴日本和醴陵考察教育与实业，然后，提出“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构想，该学堂的专业教师多从日本聘请，教学分速成科和永久科两个班。前者培养在职的熟练工，学期为半年；后者为四年制正规教育，对象为15岁以下有文理基础的青少年，主要从窑户子女中吸收。该校侧重于瓷器装饰教学，并将所设计的画面推广到生产中去，首创釉下五彩技法，引进的先进设备更是如虎添翼，使得醴陵开始了中、高档瓷器的生产，很快便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瓷都。
1910年由张謇、瑞征等人发起成立的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其经办人康特璋在主持瓷业公司时，曾因为担心景德镇窑工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过于强大，“故迁地以避之”，特设立本厂、分厂两处。本厂设在景德镇，分厂设在鄱阳城内高门。在鄱阳分厂中，附设一所陶业学堂，目的在于培训从事机械制瓷和煤窑烧瓷的技术工人，以便利用机械制造，逐步取代手工操作，建造煤窑取代柴窑，从而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陶业学堂的堂长由徐凤钧出任。辛亥革命后，鄱阳分厂停办，瓷业公司集中力量经营景德镇本厂。1912年，陶业学堂被江西省接办，从此陶业学堂与瓷业公司分离。校长改由张浩担任，校名也改为江西省立饶州陶业学校，学制两年。张浩，字犀候，曾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窑业系学习窑业。在张浩主持下，学校很有起色，他精心规划校舍的建设和各种试验场所的配置，注重数、理、化等基础课程和陶瓷技艺课程的教学，多方聘请学识丰富、技艺精良及资历较深的教员、技师、工程师前来任教，自己也亲自讲授专门课程，并亲手训练操作新式机器及烧窑技术。例如邀请留日学生邹如硅教授窑业，聘请日本技师指导辘轳实习。该校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陶瓷专门学府，学员不仅来自江西全省各市县，还来自全国各省区，毕业以后，担负各地工业试验所和工厂窑业技术的革新改良工作，受到好评。张浩可以说是我国培养近代陶瓷技艺人才的教育家和运用科学技术革新陶瓷业的开拓者之一。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为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瓷业发展的需要，经省府批准，在办职业班的同时，开办专科班，设陶瓷工程科，分别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前者学制二年，招生23人，后者五年，招生九人。之后，又办起了五年制的陶瓷美术专科班，学生前三年同职业班待遇，后二年享大专班待遇。通过开办专科班，办学条件有较大的改善，增加了教师，兴建了新型阶级窑，实习工厂的产品也受到了社会的青睐。同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汪墦，交办了赠送盟邦礼品瓷的任务。在承办“国府定瓷”任务中，学校组织了本地名家和教师进行造型、画面、图案的设计，分陈设瓷、日用瓷两大类。设计的图样送省转南京批准后承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造出的瓷器古朴雅致，富丽堂皇，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国家或个人名义赠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等人，从此，学校名声大振。次年，又制造了第二批国府定瓷，其中赠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结婚的礼品瓷，更是中英两国盛传的佳话。
民国时期建立陶校的还有河南禹县，1920年国民政府在禹州创办职业学校，设陶瓷科，旨在恢复钧窑名瓷，五年未果，又迁至神垕镇改办专业陶瓷职业学校，到1943年学校停办，恢复钧窑名瓷的雄心壮志仍未实现。1933年江苏省立宜兴陶瓷初级职业学校成立，尹瘦石、朱可心均在这所学校就学，日寇占领宜兴后，该校停办。清华大学教授李正安曾著文论述民国时期陶瓷美术教育，提到另一位陶瓷教育的先行者：“继陶瓷专业在清末纳入学堂教育后，又于民国驻足高校。且先后在图案、工艺美术教育的构架内，开始由专门学日本到借鉴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首推1912年首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作为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启示的教育家，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制定了将实利主义教育和美感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创办了第一所国家美术学府——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大学体制上，他倾向于法国的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主张采用德国的教授治校方针，结合英国的综合各种学科制，以及美国的选课制等。尽管设计教育进入高校只是历史转变中的局部，且不成规模和体系，却反映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代人趋求完备的西化教育思想。
民国年间由国家设立的美术院校中，最有代表性的分别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后称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杭州艺专)。而高校中陶瓷专业教育的开拓者，当数叶麟趾。叶麟趾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04年，他16岁便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堂窑业科，四年后又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窑业科学习1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执教于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1933年，他在该院《化学季刊》上发表《扩充窑业教育之意见》一文，列举了当时高等教育忽视陶瓷的诸多弊端，如陶瓷业的墨守旧法，粗制滥造，教育、实业两界的尚未充分注意，以及当局的置之不理，或理而不专。对于陶瓷专业教育不能独立，缺乏课 时和必要设备之状况，叶麟趾有不同见解。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至于高等教育，如昔之高等工业学校或工业专门学校，则制度上之窑业科亦少有设立者，大都并人应用化学科内，以为专修课程，而适当之设备亦并无之。此项专门教育既已如是不振，事业前途，自无良好之希望。且自工业专门学校改为大学以来，关于此项学科之设施，亦仍旧等闲视之，尤为遗憾。以高级之窑业专门学术，附属于化学科内，仅专修于一学年，而又缺乏适当设备，则其程度薄弱、难济于实用，不言可知。亟宜详审利害得失之点，仿照东西各国有效之成规，另设窑业科而为扩充之举，方可培养此项学术之基础，以图斯业之进展也。”早在70多年前，他就明确提出于大学独立设置陶瓷专业的主张。
1937年，他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实现了自己单设陶瓷专业的愿望，有了一个“制度上之窑业科”，从事陶瓷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台湾陶艺家吴让农以及曾在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工作的蔡德春等，均是叶麟趾的学生。据蔡德春回忆，当初叶麟趾就以《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为教材，谈及之所以要进行这种以科学精神和方法为本的陶瓷教育，就是要克服以前思想保守的一面，倡导一种无偿的、科学的思想境界。
抗战胜利后，叶麟趾继续担任陶瓷科主任教授。陶瓷科曾得到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扶植。“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仍设陶瓷科，每年招收新生，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从未间断。由于当时中国的陶瓷工业生产得不到很好的发展，经济处于落后状态，陶瓷艺术设计教育也很难有较大的发展。”另外，隐藏在上述状况背后的、影响该项教育发展的更深沉的原因，就是人们缺乏对陶瓷设计教育贯通的研究，认不清渐变提高与无序突变的区别，以致容易偏激。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陶瓷教育是在承前启后的过程中艰难发展的，对于那些开拓者和先行者有过的卓越贡献，后人当与之铭记。
陶瓷史研究
陶瓷史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为陶瓷发展提供依据的学科，中国虽然有延绵不断一万多年的陶瓷发展史，而且最早发明了瓷器，但是能称为陶瓷史的专著者，数千年来寥寥可数，如果从宋元之际的蒋祁《陶记》算起，明代有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清代有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龚鉽《景德镇陶歌》、吴骞《阳羡名陶录》、唐英《陶冶图编次》、佚名《南窑笔记》等不足十部。而晚清至民国时期，陶瓷史专著超过了历史上的总和数倍之多。具有里程碑意义者首推著名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1892～1969年)，从1928年开始，陈万里八下龙泉调查窑址，首次将现代考古学引入陶瓷史的研究之中。
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陶瓷学开拓者周仁先生(1892～1973年)，1928年工程研究所成立时他决定设陶瓷试验工场，该工场与中央大学工学院合办于南京。他从湖南、江苏等处请来八名技工，筑窑烧瓷，开始了中国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研究。1929年起，周仁到南京官窑窑址、杭州凤凰山万松岭南宋官窑遗址多次挖掘，两赴景德镇调查。他与景德镇著名老艺人共同对传统青花瓷的制造工艺进行科学实验和总结。撰写了中国陶瓷工艺的第一篇论文《中央陶瓷试验场工作报告》。又对如何选择陶瓷坯土配方的准则、一般陶瓷的制造、制成彩色釉、合理瓷窑的建筑、古瓷的烧制等提出了许多新见解。1928年夏，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他奉命精仿古瓷品80件，以资陈列和纪念。在周仁的精心指导下，其质量受到世人称赞。周仁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景德镇陶瓷的研究》真正树立起陶瓷史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使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与现代工艺学相结合，成果令世人瞩目。
著名古陶瓷学者、现代陶瓷工业重要创建者叶麟趾先生(1888～?)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首次明确指出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该书涉猎国外陶瓷不多，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陶瓷简史。
熊希龄、杜重远关于建新型陶瓷厂所作的调查报告以及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等，偏重经济，已成为研究现代陶瓷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陶瓷研究者江思清(1902～1960年)著《景德镇瓷业史》独辟蹊径，将陶瓷史看成文化史的一部分，为今后陶瓷史的研究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陶瓷鉴赏家郭葆昌(1879～1942年)只读过半部论语，却写出了《瓷器概说》，首提“粉彩”一词，而且沿用至今。又整理乾隆御制诗，收录了乾隆关于陶瓷的199首诗，均有首创之功。但是郭葆昌先生身为古董商人出身，却上了古董奸商一当，重金收购一部伪书，而且整理后，以中英文印刷发行，印刷精美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出版后，对其著文批判质疑的居然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而且是用外文写成，翻译成中文的是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学者冯承钧，冯承钧的儿子冯先铭后来成为著名的陶瓷史专家。
喜欢收藏的藏家，可能更爱读《饮流斋说瓷》，该书条理清楚，涉及鉴定及市场，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想了解陶瓷史的深度，还是读杨啸古著((古月轩瓷考》更有收获，此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珐琅彩瓷器的首选书目，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民国时期陶瓷生产概貌
清代晚期，受到西方工业革命冲击的陶瓷业，已经开始觉醒。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先后建立了七个现代化的新式瓷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景德镇和湖南醴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向清政府建议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景德镇瓷业公司开始筹办，初官商合办，后改商办。宣统二年(1910年)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正式成立，民族资本家张季直等人认私股，官股则由冀、鄂、苏、皖、赣五省协款，资本为20余万银元，具体负责人为祁门贡生康特璋。该公司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于景德镇，沿袭旧法制瓷，分厂设于鄱阳，研究新法制瓷，并且设立陶业学堂，拟用机器制瓷、煤窑烧炼。辛亥革命后，五省协款无法到位，鄱阳分厂关闭，景德镇本厂仍然生产。
景德镇瓷业公司成立的同时，湖南醴陵也成立了一个官商合办的瓷业公司。1906年，以熊希龄为首，在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聘请景德镇和日本技师授课，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学员，遂招足股本五万元，成立“湖南瓷业有限公司”，将速成班学员派往实习，其成果显著，后又继续招生四次，先后派往公司工作，这些学员均成为生产中的中间力量，为瓷业公司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由熊希龄出任总经理的湖南瓷业公司，规模宏大，有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化学室、电灯室等等。醴陵盛产优质瓷土，天时、地利、人和均已齐备，湖南瓷业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生产改型，以釉下五彩的细瓷著称于世，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瓷都，其产品在世界上遥遥领先。1907年至1912年间，醴陵釉下五彩产品，先后参展国内南洋劝业会和国外的巴拿马、意大利等地世界博览会，均获得一等金牌荣誉奖章。一时醴陵瓷器“风潮所市，举国若狂，各阜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醴陵瓷业公司应该是当时赶超世界最成功的典范。
除景德镇和醴陵外，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福建创办了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资本为12万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江西萍乡创办了萍乡瓷业公司，资本为20万元。宣统元年(1909年)，在四川由劝业道周孝怀与泸县设立瓷业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获得短暂的安定环境，民族工业的新式瓷厂有所发展，1914年，吉林创办了中兴瓷业股份公司，地点在双阳县柏子窑棚。1915年以后中国瓷业蓬勃发展，浙江的泉色瓷业工场；福建的凤济公司；四川瓷业公司更如雨后春笋：蜀瓷公司(巴县)，大成公司(隆昌县)，昌州制瓷公司(大足县)，新华瓷厂(威远县)，川北瓷厂，川东瓷业公司(重庆)，兴华瓷业公司(资中县)；山东的博山瓷业公司；河南的新安瓷业厂，汤阴瓷业厂，青华瓷业厂(博爱县)；河北的北京瓷业公司，天津的振亚瓷器厂，唐山的启新瓷厂；山西的晋艾陶器有限公司。这些新式瓷厂均成立于清末民初，较晚的是实业家杜重远(1898～1943年)1923年创办的辽宁沈阳肇新窑业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1928年引进德国设备改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
此外，民国时期还有外商开办的陶瓷厂，如1919年左右，日商在大连成立大华窑业公司，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经营。山东有英商的泰山面砖公司，生产瓷砖。日商在上海设立了中原瓷厂，也生产瓷砖。上海有英商的爱迪生电瓷厂，生产九门碍子(电缆架线的绝缘部件)等电瓷，原料采用英国产耐火土球形粘土，结合苏州、无锡产粘土，机器生产，电瓷更是专利，中国陶瓷一时无法与之竞争。
这是民国早期中国陶瓷发展的大概情况。当时，世界陶瓷市场以英国、德国制瓷最佳，其优势是机器化生产，工艺规整，质地精良，且成本低廉，进入中国市场后，如洋布冲击土布一样，令瓷器发源地倒吸一口凉气。但是，在有志之士努力下，民族工业重振雄威，到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中国陶瓷工业呈现喜人的变化。1932年，就连“广西省政府也聘请技师指导业者生产，设立瓷器厂作改良试验，生产技术有所提高，产销量大增。当年从事瓷业生产的有六思、新塘、老窑、天塘等14个村、350户、1750人，共有瓷窑35座，每年各村共烧窑数百次，产品畅销全省”。景德镇改用煤炭烧窑，注浆工艺和印花工艺开始应用，“九一八”事变后，辽宁肇新窑业公司被日寇掠夺，创办人杜重远流寓上海，1934年应“全国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聘请至景德镇，出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实际上，杜重远1924年即赴景德镇调查窑业，发表了景德镇瓷业调查记，对于振兴景德镇窑业、赶超世界水准有具体科学且可行的方案。旧地重游的杜重远重操旧业，很快按照现代管理模式，成立了江西光大瓷业公司，厂址设在九江，购置现代化机械设备，正当资金到位，一切顺利发展时，杜重远却因“《新生》周刊”事件被判一年两个月的徒刑。1936年9月杜重远获释，但因思想进步受到当政者歧视，愤然离开景德镇。一次卓有成效的资本主义民族工业改革成果，在1938年7月九江沦陷后，全部厂房和机器为日寇掠夺。
民国时期陶瓷工业遭到重创，主要是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景德镇虽未被日寇占领，但屡遭日机轰炸，毁窑30余座。江苏宜兴沦陷后，原有的十条紫砂龙窑有七条被改筑成碉堡。宜兴制陶鼎盛期，从事紫砂生产的艺人达千人之多，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仅剩下20余人。紫砂雕刻家任淦庭沦落到附近山区靠打柴、卖画为生。名艺人蒋燕庭穷得只剩披身的麻袋，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窑上青草密如麻，泥灰堆上长棉花。瓜藤缠满窑头树，荆棘丛中啼乌鸦。”石湾陶瓷生产也是如此，原有陶窑68座，大小窑厂3634所，从业人员7700人左右。日寇占领后，陶工和资金大量逃避，生产几至停顿。
除此之外，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还在陶瓷方面干了些不光彩的事情。一是在占领山东淄博后，到处搜寻油滴釉配方，将老艺人抓到宪兵队严刑逼供。二是日本著名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1900～1975年)坐着装甲车，让日本军人盗抢定窑瓷片。上世纪70年代，我在邯郸陶瓷研究所 工作，和叶麟趾先生次子叶广成先生共事多年，曾经听叶广成先生聊起此事。叶麟趾先生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书中明确提出定窑窑址在曲阳。但是该书发行量极少。小山富士夫曾找叶麟趾先生咨询定窑窑址之事，叶先生没有告诉他，后来小山富士夫在一家书店居然买到《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得知定窑的确切消息后，决定去考察，顾虑到曲阳是八路军和日军拉锯战之地，小山富士夫调用日军装甲部队，像《地道战》中的鬼子偷地雷一样，匆匆忙忙装满几麻袋瓷片运回日本研究了，并向世界宣布发现了定窑窑址。“小山富士夫记念会”募集资金于1980年设立“小山富士夫记念赏基金”，奖励在中国陶瓷、日本陶瓷和高丽青瓷、陶瓷贸易等方面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和团体，中国大陆有三个团体和个人获奖。我不想对此说长道短，只是遗憾中国为何不设立“陈万里奖”或者“唐英奖”，前者是现代中国最早将考古学和陶瓷史研究结合的先驱者，后者早在雍正七年就派助手吴尧圃前往河南禹县调查钧窑窑址，且仿制钧窑瓷器成功者，也算开陶瓷考古调查的先河吧。三是在伪满洲国设立官窑，这让人感到有点啼笑皆非，据说是日本人出于对中国官窑的崇拜，由甘粕正彦规划，在1943年于吉林省五万坪设立厚德官窑，委托小森忍任制陶所所长，其产品底款书康德年制，传世品不多，随着日本战败而化为乌有。
民国陶瓷发展一波三折，但是许多亮点，至今令人赞叹，其辉煌之处可归纳为三点：仿古陶瓷和美术陶瓷的历史高峰
清代晚期到民国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仿古陶瓷生产的高峰期，其规模、质量和产量均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其主要品种如下：
颜色釉 颜色釉陶瓷本是官窑控制最严的品种，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品种。有些品种即使官窑烧造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清康熙豇豆红釉，仅在康熙时期烧造，到了雍正时期，由于原料配方的原因已经烧不出，呈色灰暗，类鼠皮，故俗称“乳鼠皮”。而到了清晚期及民国时期，仿制康熙豇豆红的产品出现在古玩市场，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郎窑红也是铜红釉的名贵品种，只在康熙时期官窑生产，但是到清晚期和民国时期，仿制品也以真假难辨的面目出现，令古玩商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鉴定要领。钴蓝釉仿制也很成功，其他如茶叶末釉、窑变、青釉等等均可与官窑媲美。低温釉彩如黄釉、绿釉、胭脂彩等均被古玩商誉为“毫无俗气的名品”。河南神垕在民国时期找到少量古代钧窑釉料，仿制过钧窑产品，釉色与古代钧窑无二，可惜造型差距太大，甚至还有不少杜撰作臆造之作，如农民起义用的大印等，除了收藏和研究价值，不可与景德镇仿古瓷器同日而语。
青花瓷器 主要仿品是明晚期官窑和康熙时期产品，造型、画工、呈色几乎乱真。明早期的有孙瀛洲仿品，但是青花呈色灰暗，是研究者早期的尝试之作，传世品少见，极具收藏价值。到民国时期，进口钴料便宜，南北方均广泛应用，俗称“洋蓝”，呈色浓艳，若化验成分，反而与古代“苏料”极为相似。
彩绘瓷器 五彩主要是仿明晚期和康熙作品，多数流传到国外，造型、画工均得前朝神韵。
粉彩和珐琅彩也有仿制品，前者画工精细，如果不是官窑改制，这些画匠应该都是御窑厂的“大内高手”。后者主要是仿制康熙珐琅彩作品，颇得神韵，鉴定时需要比照真物仔细对比方可分辨新老。 刻瓷 乾隆帝一生写了五万余首御制诗，有关陶瓷的诗多命造办处玉匠刻于瓷器上，可谓开刻瓷先河。到清晚期以后，以钢钻或钻石作为工具，在烧好的白瓷上刻画山水人物，别具风格，成为新的陶瓷装饰技法。清晚期有名家黎瑛，字竹庵，江西新建人。其子黎勉亭继承父业，1915年，袁世凯特邀黎勉亭住北京，为英王乔治刻相，半年完工，神态逼真，惟妙惟肖，颇受好评。以后刻瓷遂发展为一项专业。
雕瓷 雕瓷实际是刻花和剔花工艺的延续，于瓷器坯体上雕刻花纹，形成浮雕效果，清晚期开始成熟，雕刻山水人物，“辙喜仿象牙、竹、木之釉，所雕之竹林七贤，东坡赤壁，垂杨条马为多”。清晚期名家有陈国治、王炳荣。光绪时期有李裕元，作品不上釉，称之为“反瓷”。民国时期，雕瓷以福建游蛮子(或称游长子)最为著名，“每一器出，风靡中外，人争取售”。景德镇几乎所有雕瓷艺人，群起仿效。游蛮子还擅长捏相，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与游蛮子同时的李东山，四川人，创作能力更胜一筹。
陶瓷雕塑 佛像瓷雕本是福建德化窑的拿手之作，明清以来即有德化工匠到景德镇传授技法。清末民初，景德镇的瓷雕仍以锥拱、玲珑、镂雕为主要技法，在人物雕塑方面则吸收西洋雕塑技法，人物衣纹及人体结构改变了以往呆板单调的风格，更显生动活泼。如“送子观音”颇受国外欢迎，尤其在日本供不应求。此外，现实主义题材的瓷雕也流行一时，如以“蚕食”揭露日寇侵华的狼子野心，以“太白醉酒”揭露当政者腐败，以“和尚背尼姑”批判封建迷信等等，颇受市场欢迎。
石湾向以陶雕出名，晚清名家如林，光绪时期有黄炳，善书画，多画梅雀之类，陶雕作品多人物鸟兽，尤以猴、猫和鸭最为精美。同期人黄古珍，系黄炳之叔，岁数小于黄炳，其作品多浮雕山水人物，对佛像和鸟兽亦制作精巧。稍后有陈瑁岩，塑像及动物极为精致。民国时期最有名者为潘玉书，师从黄炳和瑁岩，曾到景德镇学习人物雕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潘玉书曾到法国研究欧洲雕塑艺术，归国后以雕塑人物故事著名。他的作品不限于观音、罗汉之类的神祗偶像，而是侧重人体，把握人物神态，给人以传神之感。他还仿制欧洲白瓷，作裸体塑像，涂以乳白铅釉，颇具西洋风格，很受西洋人士青睐。潘玉书的“踏雪寻梅”曾印刷在前几年发行的邮票上。其他作小型陶塑名家有刘胜记及其子刘佐朝。刘胜记以“石湾公仔”著名，作品多出口，如“太白醉酒”刻画诗人醉意朦胧的浪漫神态，颇有情趣。刘佐朝多塑小型人物，简约洗练，注重个性。同期还有梁醉石，善塑三寸左右的人物小件作品，多为宗教人物，基本销往国外。
珠山八友 民国初年，景德镇即有一批彩绘瓷器的名家，如汪东荣，擅长工笔人物花鸟；周小松，擅长神佛；汪晓棠，擅长仕女；许尚礼，擅长花卉翎毛；潘鼎钧，擅长花鸟人物等等。稍后有“珠山八友”，他们组织了一个“月圆会”，王琦、王大凡、邓碧珊、徐仲南、汪野亭、田鹤仙、程意亭、刘雨岑等人均在其列，他们着意练习中国画，以国画的手法装饰瓷器，试图使中国画的技法与陶瓷装饰相结合，对后来的景德镇瓷器装饰艺术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珠山八友”的内涵现在逐渐扩大，泛指民国彩绘瓷器高超者，曾龙升以雕塑著名，也被列入其中。
醴陵釉下五彩 湖南醴陵釉下五彩是民国时期新创新陶瓷装饰技法， 与青花釉里红一样均为釉下彩，但是色彩更加丰富。彩绘名家有关寿祺、张逢年、田碹，后者绘花瓶，出国展出曾得奖。
洪宪瓷 民国初年几个当政者如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等均在景德镇定烧过瓷器，主要品种是彩绘陈设瓷，瓶类居多，图案有草虫花鸟，仕女婴戏等，画工极为工整，底款多书“居仁堂制”，这批瓷器主要由郭葆昌监制，而书“洪宪年制”，现在公认没有真品。傅振伦先生曾与郭葆昌是同乡，而且曾在故宫共事多年，傅振伦先生在世时曾经对我讲过洪宪瓷的一段往事，先生说：“郭葆昌有一次请他和故宫院长马衡吃饭，席间聊起他曾经受袁世凯之托，准备恢复官窑，他到景德镇招榜考试，以欧阳修《秋声赋》为题，选拔彩绘高手，生产洪宪瓷器”。傅先生说：“此前未闻洪宪瓷事，郭葆昌有个师弟作古玩生意，不久就在其师弟的古玩店中见到不少洪宪瓷器”。郭葆昌对景德镇十分熟悉，自己也在那里定烧过瓷器，底款落“觯斋主人”，北京故宫现在尚存郭葆昌先生解放前捐献给故宫的瓷器，从画工看，确实十分精细，不亚于古代官窑，现在偶尔也可见到传世品，颇具收藏价值。
民国时期的陶瓷教育
清晚期的政治改革“百日维新”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倡导的废科举、立新学、办实业等与国际接轨的各项措施已经成为深入人心、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关心陶瓷工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中国的陶瓷要与洋人的陶瓷争夺市场，不但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制瓷技术，同时还要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于是在一些陶瓷产区开始了新型的陶瓷教育事业。中国最早进行现代教育的陶瓷学校，是1906年由熊希龄创办的湖南省醴陵瓷业学堂，熊希龄以出洋考察宪政官员的身份先后赴日本和醴陵考察教育与实业，然后，提出“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构想，该学堂的专业教师多从日本聘请，教学分速成科和永久科两个班。前者培养在职的熟练工，学期为半年；后者为四年制正规教育，对象为15岁以下有文理基础的青少年，主要从窑户子女中吸收。该校侧重于瓷器装饰教学，并将所设计的画面推广到生产中去，首创釉下五彩技法，引进的先进设备更是如虎添翼，使得醴陵开始了中、高档瓷器的生产，很快便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瓷都。
1910年由张謇、瑞征等人发起成立的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其经办人康特璋在主持瓷业公司时，曾因为担心景德镇窑工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过于强大，“故迁地以避之”，特设立本厂、分厂两处。本厂设在景德镇，分厂设在鄱阳城内高门。在鄱阳分厂中，附设一所陶业学堂，目的在于培训从事机械制瓷和煤窑烧瓷的技术工人，以便利用机械制造，逐步取代手工操作，建造煤窑取代柴窑，从而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陶业学堂的堂长由徐凤钧出任。辛亥革命后，鄱阳分厂停办，瓷业公司集中力量经营景德镇本厂。1912年，陶业学堂被江西省接办，从此陶业学堂与瓷业公司分离。校长改由张浩担任，校名也改为江西省立饶州陶业学校，学制两年。张浩，字犀候，曾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窑业系学习窑业。在张浩主持下，学校很有起色，他精心规划校舍的建设和各种试验场所的配置，注重数、理、化等基础课程和陶瓷技艺课程的教学，多方聘请学识丰富、技艺精良及资历较深的教员、技师、工程师前来任教，自己也亲自讲授专门课程，并亲手训练操作新式机器及烧窑技术。例如邀请留日学生邹如硅教授窑业，聘请日本技师指导辘轳实习。该校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陶瓷专门学府，学员不仅来自江西全省各市县，还来自全国各省区，毕业以后，担负各地工业试验所和工厂窑业技术的革新改良工作，受到好评。张浩可以说是我国培养近代陶瓷技艺人才的教育家和运用科学技术革新陶瓷业的开拓者之一。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为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瓷业发展的需要，经省府批准，在办职业班的同时，开办专科班，设陶瓷工程科，分别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前者学制二年，招生23人，后者五年，招生九人。之后，又办起了五年制的陶瓷美术专科班，学生前三年同职业班待遇，后二年享大专班待遇。通过开办专科班，办学条件有较大的改善，增加了教师，兴建了新型阶级窑，实习工厂的产品也受到了社会的青睐。同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汪墦，交办了赠送盟邦礼品瓷的任务。在承办“国府定瓷”任务中，学校组织了本地名家和教师进行造型、画面、图案的设计，分陈设瓷、日用瓷两大类。设计的图样送省转南京批准后承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造出的瓷器古朴雅致，富丽堂皇，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国家或个人名义赠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等人，从此，学校名声大振。次年，又制造了第二批国府定瓷，其中赠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结婚的礼品瓷，更是中英两国盛传的佳话。
民国时期建立陶校的还有河南禹县，1920年国民政府在禹州创办职业学校，设陶瓷科，旨在恢复钧窑名瓷，五年未果，又迁至神垕镇改办专业陶瓷职业学校，到1943年学校停办，恢复钧窑名瓷的雄心壮志仍未实现。1933年江苏省立宜兴陶瓷初级职业学校成立，尹瘦石、朱可心均在这所学校就学，日寇占领宜兴后，该校停办。清华大学教授李正安曾著文论述民国时期陶瓷美术教育，提到另一位陶瓷教育的先行者：“继陶瓷专业在清末纳入学堂教育后，又于民国驻足高校。且先后在图案、工艺美术教育的构架内，开始由专门学日本到借鉴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首推1912年首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作为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启示的教育家，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制定了将实利主义教育和美感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创办了第一所国家美术学府——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大学体制上，他倾向于法国的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主张采用德国的教授治校方针，结合英国的综合各种学科制，以及美国的选课制等。尽管设计教育进入高校只是历史转变中的局部，且不成规模和体系，却反映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代人趋求完备的西化教育思想。
民国年间由国家设立的美术院校中，最有代表性的分别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后称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杭州艺专)。而高校中陶瓷专业教育的开拓者，当数叶麟趾。叶麟趾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04年，他16岁便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堂窑业科，四年后又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窑业科学习1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执教于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1933年，他在该院《化学季刊》上发表《扩充窑业教育之意见》一文，列举了当时高等教育忽视陶瓷的诸多弊端，如陶瓷业的墨守旧法，粗制滥造，教育、实业两界的尚未充分注意，以及当局的置之不理，或理而不专。对于陶瓷专业教育不能独立，缺乏课 时和必要设备之状况，叶麟趾有不同见解。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至于高等教育，如昔之高等工业学校或工业专门学校，则制度上之窑业科亦少有设立者，大都并人应用化学科内，以为专修课程，而适当之设备亦并无之。此项专门教育既已如是不振，事业前途，自无良好之希望。且自工业专门学校改为大学以来，关于此项学科之设施，亦仍旧等闲视之，尤为遗憾。以高级之窑业专门学术，附属于化学科内，仅专修于一学年，而又缺乏适当设备，则其程度薄弱、难济于实用，不言可知。亟宜详审利害得失之点，仿照东西各国有效之成规，另设窑业科而为扩充之举，方可培养此项学术之基础，以图斯业之进展也。”早在70多年前，他就明确提出于大学独立设置陶瓷专业的主张。
1937年，他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实现了自己单设陶瓷专业的愿望，有了一个“制度上之窑业科”，从事陶瓷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台湾陶艺家吴让农以及曾在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工作的蔡德春等，均是叶麟趾的学生。据蔡德春回忆，当初叶麟趾就以《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为教材，谈及之所以要进行这种以科学精神和方法为本的陶瓷教育，就是要克服以前思想保守的一面，倡导一种无偿的、科学的思想境界。
抗战胜利后，叶麟趾继续担任陶瓷科主任教授。陶瓷科曾得到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扶植。“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仍设陶瓷科，每年招收新生，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从未间断。由于当时中国的陶瓷工业生产得不到很好的发展，经济处于落后状态，陶瓷艺术设计教育也很难有较大的发展。”另外，隐藏在上述状况背后的、影响该项教育发展的更深沉的原因，就是人们缺乏对陶瓷设计教育贯通的研究，认不清渐变提高与无序突变的区别，以致容易偏激。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陶瓷教育是在承前启后的过程中艰难发展的，对于那些开拓者和先行者有过的卓越贡献，后人当与之铭记。
陶瓷史研究
陶瓷史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为陶瓷发展提供依据的学科，中国虽然有延绵不断一万多年的陶瓷发展史，而且最早发明了瓷器，但是能称为陶瓷史的专著者，数千年来寥寥可数，如果从宋元之际的蒋祁《陶记》算起，明代有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清代有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龚鉽《景德镇陶歌》、吴骞《阳羡名陶录》、唐英《陶冶图编次》、佚名《南窑笔记》等不足十部。而晚清至民国时期，陶瓷史专著超过了历史上的总和数倍之多。具有里程碑意义者首推著名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1892～1969年)，从1928年开始，陈万里八下龙泉调查窑址，首次将现代考古学引入陶瓷史的研究之中。
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陶瓷学开拓者周仁先生(1892～1973年)，1928年工程研究所成立时他决定设陶瓷试验工场，该工场与中央大学工学院合办于南京。他从湖南、江苏等处请来八名技工，筑窑烧瓷，开始了中国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研究。1929年起，周仁到南京官窑窑址、杭州凤凰山万松岭南宋官窑遗址多次挖掘，两赴景德镇调查。他与景德镇著名老艺人共同对传统青花瓷的制造工艺进行科学实验和总结。撰写了中国陶瓷工艺的第一篇论文《中央陶瓷试验场工作报告》。又对如何选择陶瓷坯土配方的准则、一般陶瓷的制造、制成彩色釉、合理瓷窑的建筑、古瓷的烧制等提出了许多新见解。1928年夏，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他奉命精仿古瓷品80件，以资陈列和纪念。在周仁的精心指导下，其质量受到世人称赞。周仁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景德镇陶瓷的研究》真正树立起陶瓷史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使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与现代工艺学相结合，成果令世人瞩目。
著名古陶瓷学者、现代陶瓷工业重要创建者叶麟趾先生(1888～?)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首次明确指出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该书涉猎国外陶瓷不多，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陶瓷简史。
熊希龄、杜重远关于建新型陶瓷厂所作的调查报告以及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等，偏重经济，已成为研究现代陶瓷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陶瓷研究者江思清(1902～1960年)著《景德镇瓷业史》独辟蹊径，将陶瓷史看成文化史的一部分，为今后陶瓷史的研究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陶瓷鉴赏家郭葆昌(1879～1942年)只读过半部论语，却写出了《瓷器概说》，首提“粉彩”一词，而且沿用至今。又整理乾隆御制诗，收录了乾隆关于陶瓷的199首诗，均有首创之功。但是郭葆昌先生身为古董商人出身，却上了古董奸商一当，重金收购一部伪书，而且整理后，以中英文印刷发行，印刷精美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出版后，对其著文批判质疑的居然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而且是用外文写成，翻译成中文的是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学者冯承钧，冯承钧的儿子冯先铭后来成为著名的陶瓷史专家。
喜欢收藏的藏家，可能更爱读《饮流斋说瓷》，该书条理清楚，涉及鉴定及市场，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想了解陶瓷史的深度，还是读杨啸古著((古月轩瓷考》更有收获，此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珐琅彩瓷器的首选书目，经得住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