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方形立式储物家具，通常有门称“柜”，无门称“格”，二者合体则称“柜格”。在公私所藏传世及出土家具实物中所见最多的就是“柜”，与其他家具类别一样，柜子一族也明显存在着功能相同而形制有别的现象，比如“圆角柜”和“方角柜”就是一种用途，两种造法，前者圆转柔和，后者方刚硬朗。
　　“圆角柜”以柜身常作圆转角而得名。外形上通常都有下舒上敛、四面收分的侧脚特征。柜顶构造扁平，除了后面与背板平齐，其余三面突出柜身，故称柜帽。柜帽之用在于可纳木轴为转枢开合柜门，不需要安装金属合页，故外观尤显纯朴素雅，与无束腰家具造型相谐。由于侧脚的关系，圆角柜有个独特的现象，即柜门在打开不足90度角时会自行关闭，而超过90度角时则会自行开足，这是门轴在倾斜的状态下，柜门受重力作用所致。门臼(安门轴的小圆坑，或日承轴臼)两上两下，上门臼挖在柜帽与腿足连接处的里侧，下门臼挖在门下横枨相应部位，以纳门轴。这种工艺自古建筑门窗移植而来，应该很早就用于家具了。圆角柜自明迄清数百年间造型、工艺差异不大，时代的认定多是臆测，很难作科学的断代，很多圆角柜究竟制于明末还是清初，可能永远无法证实。
　　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明代圆角柜传世实物极其罕见，而所见明代墓葬出土各种材质的家具明器中的柜子基本上都是圆角柜，如上海潘允征墓出土了一整套榉木家具明器，其中就有两个圆角柜(图一)，宽15厘米，深7厘米，高23厘米。潘氏是明代万历年间上海地区的大族，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套家具明器或多或少都能反映潘氏生前所用家具状况，而且其款式风格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同墓所出的箱子上已见合页(铰链)的使用，可知当时的柜橱采用木轴门的做法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工艺，经人遵承已久，为社会所公认和习用，无关乎合页(铰链)的发明和应用，不能由此推测圆角柜的出现必早于方角柜。
　　与出土家具明器情况相反的是，传世圆角柜的数量却远远少于方角柜。首先是由于这些圆角柜的制作年代总体偏晚，在它们被打造出来的时候，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其次，柜门木质轴枢欠牢固，用与不用都容易损坏。用久必致磨损，不比金属合页既耐用又可更换。不用易遭蛀蚀，《吕氏春秋·尽数》：“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补遗》：“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意思都是说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被虫、蚁所蛀蚀；另外，圆角柜从整体造型的把握到局部构件的处理都有讲究，诸如柜帽、侧脚、轴枢等等细节，若使安置妥贴，美观、实用兼顾，则不容一点偏差，制作难度明显高于方角柜，而且造型变化也多受局限，不如方角柜一框二门、上下匀齐来得工艺简省，其优势地位逐渐被效益更高的方角柜取代也是理所当然。
　　明万历间王圻、王思义编集的《三才图会》器用十二卷中辑录了当时的各类家具图式，其中有“匮”二例(图二)，图绘介于写实、写意之间，表现了柜帽、侧脚等圆角柜应有的基本特征，由此可知圆角柜在明代晚期属于最为常见的柜橱式样。与此图式类似的传世品有铁力木五抹门圆角柜(图三)，宽98厘米，深52厘米，高187.5厘米。柜门以五根抹头分四段攒框装板，镶贴圈口饰为长方委角开光，柜膛以立柱两根间装面板。特意将柜门柜膛分隔装板辅以开光，是为了表现一种特殊的格调，同时也是为了展示桦木优美的纹理。
　　圆角柜的尺寸由用途决定，北方室内用炕，若炕上置柜，柜不宜大，如上海博物馆有鸡翅木圆角柜成对(图四)(陈梦家旧藏)，宽65.5厘米，深39.5厘米，高64厘米，高度与宽度相当，有闩杆而无柜膛，外观敦实，形制简朴，成对摆设尤为可爱。足间的壶门牙条显示了仅有的装饰，曲线优雅柔美，恰与小柜朴直的造型互补，于刚健中见柔婉，在敦厚中见挺拔，成为此例经典所在。
　　上海博物馆另有榉木圆角柜(图五)(王世襄旧藏)，宽95厘米，深50厘米，高167厘米，典型民间家具，适于在书房、卧室使用。闩杆、柜膛、抽屉俱备，除木料为就地取材比较普通外，其余诸多工艺手段与所见黄花梨圆角柜无异。据王世襄先生记述，它来自太湖之滨苏州吴县东山石桥村，即明代大学士王鏊的故里，因款式与近百年来民间常见的柜子大有不同，被当地农民称为“书柜”。江浙沪一带也常能见到同样造型甚至同样木材的圆角柜。那么，究竟是专为藏书而造，还是因年代久远、品相陈旧而不适于存放衣物才用作书柜，目前尚难考实。其实器用之事初无定规，按需取使，适用即可。
　　由于柜帽和侧脚的存在，大多数圆角柜与方角柜仅在外观上就明显不同，判若云泥，一望即知，但也有个别圆角柜属于后期变形款式，主要特点是隐去柜帽和侧脚，使其方正。上海博物馆藏黄花梨变体圆角柜成对(图六)(王世襄旧藏)就是典型例子。该柜宽106厘米，深53厘米，高175.5厘米，它拥有同类器物中最为常见的尺度和最不常见的款式，造型独特，方正敦厚如“一封书”式，有方角柜之貌而无方角柜之实，可知其成型之初，方角柜已然盛行。因柜顶正面左右两端向外圆凸，似有柜帽，细观其柜顶四角榫卯结构与方角柜极似，方知其并无柜帽之实，圆凸处乃专为挖臼窝、纳门轴而作。尤堪称道的是选料极精，门板和帮板都用大料开出，几乎独板，仅在右侧拼填细窄板条约两寸宽。做工更是精到纯熟，不输其料，堪称工料皆精的考究家具。
　　“方角柜”多指直角平面造型的柜子，一称“四面平式”，主要特征是上下同大，四角见方，腿足垂直地面，无柜帽、门轴和侧脚。门扇须以铰链开合，柜门间闩杆或有或无。无顶箱者雅称“一封书式”，言其貌似一具函装古籍，有顶箱则称“顶箱立柜”，若使成对则称“四件柜”。方角柜因用途有别而大小相去悬殊，小的摆在桌上、炕头使用，大的置于殿堂，高可逾丈，惟尺寸有变而形制不变，明代家具崇尚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具有成熟稳定的形制和风范，即明人文震亨《长物志》所述之“器具有式”。
　　清代宫廷陈设有巨大的方角柜，如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皆有所见，一般成对设置，主柜两其下，顶柜两其上，上下共四件，俗称“大四件柜”或“四间大柜”，又称“朝衣柜”。主柜庞大，用储朝服。以合页(铰链)联合柜门、柜身，合页二分，各栽一方，由销钉连成一副可以旋转开合的金属叶片。门扇间“闩杆”活做，稍拍即离，以便存取衣物；顶柜略小，用储帽什杂件，存取须设梯蹬踏。
　　黄花梨、紫檀等名贵硬木难得大料，若用作柜橱之类实用大件，即便是宫廷御用，也未必能够处处考究、面面俱到。如清宫旧藏黄花梨百宝嵌大四件柜(图七)，宽187.5厘米，深72.5厘米，通高279厘米，体制宏大，显非民间器用，惟取材及镶嵌所费有逊民间豪奢，虽貌似用耗珍材大 料，实为黄花梨包镶而已，虽名为百宝嵌，却无任何名贵嵌材，只用各色叶腊石和螺钿镶嵌，全赖工艺精良，使画面内容尤为生动繁华，所作各方人物，携异域珍宝瑞兽，一派盛世景象。此柜宽达187.5厘米，进深72.5厘米，通高279厘米，因尺寸非同寻常，柜门不易做成两扇通开，仅于中间二分之一处安柜门两扇。左右用两板填补余缺，以活销锁固，可装可卸，称之“余塞板”。柜内容量宽绰，存放朝服不用折叠，又称“朝衣柜”。
　　硬木包镶意味着材源短缺，但凡某种木材被视为上品，用之将罄又求之不得，就会流行包镶的做法，以最少的耗材获取超值的视觉感受。不仅大件家具包镶硬木，小件家具也时有所见，如黄花梨包镶小四件柜成对(图八)，宽69厘米，深37.5厘米，通高162厘米。门脸皆用黄花梨实板，而其纵横框架虽不甚宽厚，仍未奢用黄花梨实料，而以普通木材代替，再用黄花梨薄片贴附表面襄成其美。包镶原是权宜之举，本非行骗手段，只是后来做多做滥了，难免会落下“华而不实”的口碑。
　　漆木家具中能找到目前所见最早而且时代可靠的方角柜，清官旧藏一件明代填漆戗金云龙纹方角柜(图九)，宽124厘米，深74.5厘米，高仅174厘米，柜型敦厚，不甚高大。以戗金填彩为主要装饰手法，大框作菱花式开光，内饰花卉。柜门六抹镶板，黑卍字红方格锦地，上有火珠龙纹，下有荷塘水禽。碗式铰链，柜门间有活动闩杆。柜侧云龙立水，后背蝴蝶牡丹松鹿呈祥，并阴刻戗金“大明万历丁未年制”，可知此柜制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今人购藏硬木家具，无不巴望整器纯用一种木料，俗称“彻料做”，即彻头彻尾真材实料之意。除了小件，这种奢侈过度的做法实不多见(原材产地除外)。小方角柜常见“彻料做”，如上海博物馆藏紫檀木雕云龙纹小方角柜成对(图十)，宽39.9厘米，深17.2厘米，高63.2厘米。典型的清乾隆宫廷紫檀做工，尽显皇家风范。这种小柜最适合置于桌面或炕上存放小件文玩，貌似隐匿，实为显摆。用奢侈品来存放奢侈品常为古今贵人所追乐，清代尤甚。小柜以龙纹为饰，界以回纹边框，繁缛之至，无以复加，除看面以外，还遍及柜帮、柜顶。龙计十一条，皆五爪，造型讲究、气势不凡，既有装饰意义，又是皇权的象征。柜体上下连做，下端设抽屉一具，其上分两层作大小开门，合页内置。门间闩杆可装可卸，便于物件存取。闩杆上设方形委角莲纹铜饰牌，既能掩闭柜门，又具装饰作用，柜门的吊牌平常隐于其后，将铜饰牌作九十度旋转，露出吊牌，方能开启柜门。足镶铜套，间装安云纹牙板。背板两拼，落堂踩鼓。纵横框架打窿起线，使之富丽有加而精致无减。
　　上述小柜门上有门，貌似四件，实为两件。上海博物馆藏另一组紫檀小方角柜才是真正的小四件柜(图十一)，上下可以分离，宽39厘米，深18厘米，通高62厘米。相比上例，此例装饰稍简，工手稍拙，故难断定为乾隆时物，但从细节看仍是清代中期宫廷紫檀做工无疑。其门脸皆透雕，上柜为云鹤，下柜为云龙。门无闩杆，开合时柜门相互挤兑，俗称“硬挤门”。铜合页外置，錾花鎏金。柜侧柜顶落堂踩鼓，无柜膛和抽屉，足镶铜套，足间牙板浮雕双螭如意。
　　由于体型大、耗料多而罕见有黄花梨、紫檀彻料做法。通常会在背板、层板、抽屉等处选用等级稍次的木材作辅料，因无碍于外观，故为绝大多数硬木方角柜所通用。上海博物馆藏紫檀大方角柜(图十二)，宽159厘米，深78厘米，高222厘米，成对，除了层板、内框、抽屉用铁力木以外，余皆用上等紫檀大料，连背板都用紫檀通长大料，可知此种大柜当时在宫殿内摆放的位置不应靠墙，可环行四周，除看面雕花外，其余三面犹可一观，否则也不至于浪费如此，可以想见所配宫殿等级与规模非同小可。该柜木质细腻油润，牛毛纹满布，沧桑的岁月使木表呈现黝泽莹润的质感和光泽。以减地浮雕为装饰手法，装饰题材简单明了，柜门及膛板分别作“苍龙教子”和“二龙戏珠”，龙的造型具雍正至乾隆早期特征，二者很难区分，但从雕工看，无懈可击，更似乾隆时物。该柜门扇间闩杆活做，上有榫头，下有滑槽，可在存取大件衣物时装卸自如。铜合页以销钉插合，錾花鎏金。柜顶大框有卯眼，遂知其曾有顶柜配对，早已散失。
　　无独有偶，沪上致云轩从日本挽回黄花梨方角大顶柜一对(图十三)，宽160厘米，深67厘米，高75厘米，大器奢材，非等闲之物，可惜未知其下主柜一对身在何方，与上海博物馆藏紫檀大柜有着同样的遗憾。可以推想如此高大的四件柜组，若非所容建筑尺度与之匹配，时日一久，必致分离散佚。此黄花梨柜组或因其巨制难容，被拆散零卖，虽嵬然大器，却卑置日人榻屋之中苟得安顿、小用多年，委实令人心痛。
　　细看此对顶柜，不仅黄花梨材质一眼可判，而且木质极为细腻温润，尤其是看面大框及柜门所用材料堪称上等一流。通常所见黄花梨大件，木质纹理多因料大而显粗，而细润如此者实为罕见。虽然目前仅见顶柜两件，但其完整配套可能不止两上两下四件一对，而有可能会有数对之多，比如两对八件，或者四对十六件，这种判断实有所据，因为在这对顶柜内部发现有文字标识，如柜内框档墨书“对黄字号大柜二层顶花”、“地字左前”、“地字右前”，说明当时很可能是一堂数对并陈，所以墨书文字编号以确定位置。
　　顶柜的雕花部分用开光界格是其装饰特色，“开光”又称“开堂”“开方”“斗方”。开光的形状取决于家具的器型和装饰内容，并常见大小叠合、左右对称的组合特征，营造出一种严谨和庄严的气氛，以及类似暗示“好事成双”这种期盼和和美美、成双成对的美好愿望。开光内的画面是一种物象繁多而不规整的图案，用较多的东西在单一色调中表现多彩的理想生活情趣。内容充实丰富，空间紧凑，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透露出繁荣、和谐、圆满、喜庆的意境。画面疏密有致，繁而不乱，程式化特征明显，观之如窗外之景，别开生面，画外有画，景外有景，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花鸟图案作为家具的装饰题材在明代晚期已经十分流行了，而顶柜花鸟图案已无明代拙朴气息，而有清雅秀美的新风趣。内外开光间饰草龙纹，草龙身姿矫健、体态升腾，为典型早清风格。其构图、线条及雕工之讲究视明季有加，清初万物复苏、百废待兴的时代气息隐约可见。与经典的清代早期黄花梨雕花万历柜柜门图案作纹饰比较(图十四)(该柜原定明代明显偏早)，从装饰手法、装饰题材以及纹样特征看，应属同期作品，比如方形开光均作踩地阳线委角，图案的内容和构图都相似，以及柜门边框里侧线脚同式。总之，这对黄花梨大顶柜应属清代早期社会经济、国家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的精品力作，虽不能判升为明代器物，却与同时期工艺登峰造极的清代官窑瓷器一样，品格、身价不为所减。
　　以上诸例，真材实料也好，华而不实也罢，能用善其材、各展其长便好，不必因个人喜好扬此抑彼、褒贬任情。如前述紫檀大柜和黄花梨顶柜，虽难于求全齐套，仍属真材实料的考究家具，而清官旧藏黄花梨包镶百宝嵌方柜之巨，能以寻常材料修得美妍雅饬，也是尤为难得。可见不论宫廷还是民间，用材及装饰宜与物产、经济相匹，量力而行。
　　不论自身装饰还是完整配套，华丽风格都偏爱着方角柜而与圆角柜无缘，造型使然，这也是传世方角柜多于圆角柜的另一层缘由。明清接替之际，传统家具典式制用依旧，而外表华丽的家具才更得贵人青眼，华丽家具从此以往方兴未艾，流风所及无不向化，终至滥漫成为乡村富户身家的象征，其实真正可圈可点、堪称经典者尤难一见，因为身家不凡的人毕竟是少数，太多的人和太多的家具一样，都是平平淡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