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模仿到创新、从价廉到物美，改革開放这四十年，也是中国制造发展尤为关键的四十年。
　　这期间，我国制造业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工业设计现状如何？设计教育工作者正在从哪些角度培养人才、布局未来？设计行业现存哪些问题？
　　于此，蔡军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设计管理研究所所长与《设计》杂志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设计》：我们知道国家正在通过发布政策加强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比如中国制造2025，请您从行业前沿的角度出发谈谈近四十年来中国制造的变化。
　　蔡军：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参与过中国轻工业词典的编写，那时候没有工业设计的概念，写的是轻工产品造型设计。本质性的变化是真正把制造和设计联系到一起，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开始的。
　　前期因为我们没有技术，连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电生产都是照搬国外的流水线，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基本上都是以抄袭、模仿或引进为主;之后有一点改变是在90年代初，联想和海尔都起来了。当时我们带学生去了一些做小家电的企业参观，那个时候轻工企业正在转型，但很多没有成功。再后来是IT产业的兴起帮助了很多企业“站起来”，原因有二，一是民间推动，二是市场需求。
　　2000年之前学校培养了大量设计专业的学生去公司做展示、装修、广告等，但真正在工业设计里发挥作用的是2000年之后的毕业生。之前国内几乎没有平台和渠道，也几乎没有企业要工业设计人才。所以互联网开始兴起的时候，我认为是传统制造业真正要开始改变的时候。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概念影响了整个制造业的特点，人口红利的问题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看中国制造，是基于一个物联网数字化，定制化，网络化，全自动化或者说是信息化的概念去看。设计的手段、技术、方法体系都发生了改变。比如现在做设计必须要了解市场，做用户研究，包括服务设计和产品设计等，我认为和过去传统工艺相比更加复杂。
　　《设计》：那么是否可以说传统的教学方法或许不太适用了？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会有一些变化吗？
　　蔡军：每个学校不一样。有些走得很靠前，有些很保守，每个学校各有各的特点，或者说在一个学校内部也参差不齐。比如有些老师会意识到这个变化很大，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引进有留学经历或国际背景的师资去带动;同时也有一些学校很传统，只给学生一些传统的知识结构。
　　过去传统的教肓可能是把学生培养成一个特别合格的设计师，把所有的技能都掌握到位，这没错，但走到现在的话，由于很多企业已经不止满足于生产。他们都在变化和转型，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把学生培养成“工具”，而是具有开拓思维的创造者，战略思维非常重要。
　　比如我们现在让学生去做设计研究、用户研究等，它会带来另外一个挑战，过度侧重研究有可能会造成放弃对物质化设计的关注。这个研究过程没有形态化的概念，而是在做流程，这也是对设计提出的新挑战。
　　《设计》：对于企业设计战略或者设计规划的发展来说，哪些条件比较重要？
　　蔡军：一个企业有几个基础的条件要弄清，比如目标市场、技术优势、人力资源优势、还有企业使命、企业愿景这几条都是在管理学中强调得特别多的。
　　现在设计介入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设计价值的引入。这是传统企业并没有思考的，因为传统企业相对从制造的角度更关注，比如供应链等。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设计的核心是为消费者和用户创造更最好的体验，同时也是在在满足用户和企业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企业如何去认识和转换对设计价值的认识。设计价值已经不仅是美学价值了，它其实蕴含着商业价值和用户价值，以及通过设计能够提升企业的价值链的增值，同时还能够通过设计去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
　　《设计》：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设计四十年，我国设计行业在这其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认为未来中国设计将会向怎样的趋势发展？还有哪些问题亟需解决？
　　蔡军：中国设计四十年，简单的说，这是一个通过学习国外设计，从引进、吸收、模仿，到开始意识中国制造，或者说设计自信力的恢复过程。
　　在这中间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
　　一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够健全的问题。现在由于很多产品在不断被抄袭，原创设计既然得不到保护，大家就不敢创新，那么就更不去保护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矛盾。我认为政策上要更改对专利保护设计的定义，重新加大保护力度。这也是贸易战里面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四十年是这么一个过程，有学习模仿，也有批判和扬弃，包括设计本身以及对中国文化的重新梳理，都是今天设计正在面临的局面。
　　二是设计的系统和研究方法还不够成熟。我们—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现在需要沉淀下来一些东西，也就是如何发展出自己的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需要更多设计师去思考如何整合整体资源，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比如做产品背后的研究，包括可持续发展、材料回收的问题等等。
　　三是非遗文化的保护。要想真正地保护非遗，我觉得一个是保留原汁原味，另一个是要有创新，这两方面的融合要更协调、更有品质，比如我们可以把它演绎到现代生活的一些场景中间去应用，可以通过文化艺术和生活的结合满足更加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设计》：明年是包豪斯成立100周年的纪念年，您认为包豪斯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未来发展会给中国设计带来怎样的变化？
　　蔡军：包豪斯最重要的贡献是起到了一个扭转观念的转折点的作用。从传统的手工业社会到大工业，它其实是在这个历史阶段转换了设计这门学科，促进了设计学科的产生，让设计去适应大工业，同时奠定了当代工业设计的观念，认可这种工业化的制造、语言和工业化的逻辑形式。
　　但同时包豪斯也存在它的局限性，比如它有很多激情性的、艺术化的、很感性的东西，包括很多先锋派艺术的风格，这些思想后来与大工业的产业逻辑是有冲突的。一味把包豪斯放到现在的中国来强调，不适应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局面，所以我并不赞同。乌尔姆的设计理念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远大于包豪斯，应该把包豪斯和乌尔姆放在客观的角度并列起来去看，去认识。
　　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其实力和技术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创新投入不断增加。1978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为52.89亿元;2017年上升为1.75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GDP比重达2.1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设计的发展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在设计走向独立、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更是离不开优秀的设计教育工作者。我们希望未来“中国制造”的标识能够成为一个愈加鲜明的中国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