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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97～2002年不同，当时的成熟市场仍然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资本会从新兴市场流出，但此次危机的直接后果意味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从单一年份看，高度的内外不确定性，导致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在客观上形成大起大落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唯一一个在年内出现经济增长急剧转折的年份。由于转折的强度和深度超过各方预期，其滞后效应将在2009～2010年进一步显现。
年度之交的经济环境
首先，金融风暴远未真正终结，真正的冲击将体现为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商品价格泡沫的全面破裂和国际货币体系瓦解，这意味着中国在2009年将面临比2008年更为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
其二，在外需受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而逐步萎缩的同时，我们必然面临城镇居民消费潜力不足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双重困境，因此，财政性投资扩张或许是一种应急手段。
其三，危机往往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外需萎缩有助于中国逐步实现依托内需、节能降耗的增长模式。当然，这一模式的真正形成至少需要5～10年时间，而2009年无疑是结构调整的起点。
在近10年的经济增长轨迹中，即便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亦并未在当年造成中国增长拐点的出现，而仅仅体现为之后1～2年的经济下滑。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从上一年的过热偏快到走向萧条的下滑。与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相对应，我们的宏观调控方向从年初的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发展、防止通货膨胀到年中的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再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着力扩大内需，防止经济过快下滑。
面对2008年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之前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给出了目标清晰的政策判断。会议公报提出，“中国总体形势是好的，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稳健运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相对于2007～2008年以来的总体判断，出现了两个微妙的变化，一是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压住了通货膨胀，成为政策当局的主要目标，二是承认全球性总需求下降已经不可避免，立足国内，“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的确，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这里的前提是，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后果。因此，寄望于境外已成画饼，自力更生才是要务。
尽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进行全力干预，但全球金融风暴仍然处于向深度发展的阶段，危机仍然没有度过最糟糕的时期。
问题是中国能否幸免。这样提问，倒不是由于中资金融机构持有一定的境外金融资产，甚至也不是因为外汇储备在危机中出现较大幅度损失，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应对境外需求下降。
保增长的动因
首先，中国的外部需求将面临冲击。毕竟，在2006年至2007年底之间，虽然人民幣相对美元升值，但境外总需求仍然十分旺盛。事实上，即使中国产品出口价格上升，但其他经济体(包括东南亚和拉美)短期无法形成对中国的出口替代。
因此，真正的麻烦不在于供给层面的竞争，而在于需求的不足——如果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30％，则2009至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面临特殊的困难。
其次，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泡沫将破裂，其后果是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全球性通货紧缩会相应出现。最近，钢铁价格的走低就是需求下降的一个迹象，其最终体现将是原油价格的暴跌。
当然，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是，美国货币当局和政府会采取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救市，后果必然是美元的继续贬值，而这会在短期继续推高初级产品价格。不过，相对于其他货币，初级产品价格必然出现泡沫破裂。
这将直接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全球性通货紧缩可能来临。那么，对于中国而言，2007年以来持续困扰我们的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将不复存在。第二，在初级产品价格泡沫彻底破裂之时，也是总需求陷入谷底之际，同样，中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时期。笔者预计，这一现象将在2009年上半年之前到来。
第三，商业银行体系将出现惜贷现象，这会进一步恶化通货紧缩趋势。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银行惜贷行为，但两者的形成机理是不同的。
对于西方商业银行，主要是不良资产增加导致资本金萎缩，流动陸不足直接表现为可贷资金下降，因而不得不收缩贷款。对于中国而言，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反而会出现过剩，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持续下滑，居民储蓄存款回流商业银行体系。但是，我们将观察到两个现象一是资产价格收缩造成银行个人信贷下降，如房地产抵押贷款。二是由于中小企业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更为直接而致命，因此商业银行会更多地倾向于大中型垄断性客户融资。其后果同样是惜贷。
如果惜贷现象在中国盛行，那么作为货币创造机构的商业银行会保留过多的库存现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等)，那么我们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会下降，最终我们会观察到社会商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即所谓通货紧缩。
当然，导致通货紧缩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金融危机仍然在恶化。如果恰如索罗斯和格林斯潘的判断，此次危机是1929～1933年以来最糟糕的金融风暴，那么后面仍然可能出现极端情形，比如不排斥会出现某些银行只吸收存款而不发放贷款——由此带来的代价则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经济持续衰退。
综上分析，经济全面衰退会在2009～2010年到来。当然，中国的情形会好于全球其他经济体，7％～8％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预期的，在1999～2002年间的通货紧缩时期，我们的增长率也在7％以上，但人们也感受到了就业和收入压力。因此，可以理解决策当局会采取必要宏观调控政策确保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2009年的新机会
全球性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意味着各国在遏制经济大萧条的同时，由于信贷紧缩和总需求下降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迅速恢复，则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将具有与1930年代同样的温床。
这就是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在经济政策中扮演主要角色。由于商业银行体系会出现惜贷，则社会必要的投资只能依靠政府发行债券，这必然推动政府投资和消费扩张，由此形成通过财政支出提振总需求的途径。据此我们会观察到减税、加大政府购买、提升公共投资等一系列政策现象。
但是，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后果是——包括美元、欧元在内的主要货币在2009下半年至2010年全年面临贬值压力，这会导致全球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兴货币的兴起，人民币的国际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只有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我们才能改变 大宗商品(包括石油、铁矿石、粮食)定价权持续由他人操纵、并不断向中国输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问题，也才能在宏观意义上摆脱外来型冲击及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而全球性经济衰退也有助于中国成为资本的避风港。
目前市场上有的一种担忧是，中国将面临资本外逃，但是，如果全球经济在2009～2010年陷入零增长水平，则中国在7％～8％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较高的投资回报，且相对于普遍陷入危机的成熟金融市场，中国的国家风险溢价水平更低，这将吸引外资流入中国。
因此，与1997～2002年不同，当时的成熟市场仍然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资本会从新兴市场流出，但此次危机的直接后果意味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真正的崛起。
此外，新兴经济体和周边国家的经济衰退有助于中国获得更为稳定的经济增长资源。如果原油价格因全球总需求放缓保持在40美元左右，则俄罗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都将面临国际收支失衡乃至其本国货币贬值压力，而中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有助于以较低成本购买资源甚至形成战略储备，以及对资源输出国家构成稳定经济和货币的作用。这应该是一种双赢的战略安排。
扩张性政策的工具抉择
那么，就2009年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言，宽松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主基调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但是，各种政策工具都会基于其相对局限性而在效果上出现差异，这就导致在不同工具间的抉择问题。
第一，相对于财改性投资而言，减税是更为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由于我们致力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则只有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降低所得税率，才能起到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由此提高个人消费的作用。
而财政性投资虽然可以直接拉动就业和收入，但往往具有更为明显的结构效应，即某些特定地区、产业或企业获利，而另外一些部门未必直接获得收益。当然，所得税也具有结构效应，但毕竟可以使更多、更广泛的群体直接获利。
第二，在本外币政策协调上，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或缓慢升值，避免人民币贬值。
尽管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部门，但我们已经到了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性历史时期，本币升值和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向境外转移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基本方向的，只有提高制造业水平，提高产业的技术附加值才是有质量的增长。
在2009年以后持续若干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中国可以依靠比较坚挺的本币和较为丰裕的外汇储备进口中国所需要的技术和制造能力，以此推动内需的持续繁荣。
第三，在货币信贷政策上，为巩固已经取得的金融部门改革成果，应避免过度要求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而更应该鼓励银行体系的自主经营。
在经济下滑进程中，银行会追逐具有财政背景的大型企业或垄断行业，这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中央银行如果期望金融部门向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提供融资，必须建立相應的“损失跨期摊销机制”，即谁为不良资产负最后的责任。据此，我们在未来若干年仍必须推进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及市场经济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
(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中国全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编 郭 凯)
从单一年份看，高度的内外不确定性，导致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在客观上形成大起大落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唯一一个在年内出现经济增长急剧转折的年份。由于转折的强度和深度超过各方预期，其滞后效应将在2009～2010年进一步显现。
年度之交的经济环境
首先，金融风暴远未真正终结，真正的冲击将体现为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商品价格泡沫的全面破裂和国际货币体系瓦解，这意味着中国在2009年将面临比2008年更为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
其二，在外需受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而逐步萎缩的同时，我们必然面临城镇居民消费潜力不足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双重困境，因此，财政性投资扩张或许是一种应急手段。
其三，危机往往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外需萎缩有助于中国逐步实现依托内需、节能降耗的增长模式。当然，这一模式的真正形成至少需要5～10年时间，而2009年无疑是结构调整的起点。
在近10年的经济增长轨迹中，即便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亦并未在当年造成中国增长拐点的出现，而仅仅体现为之后1～2年的经济下滑。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从上一年的过热偏快到走向萧条的下滑。与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相对应，我们的宏观调控方向从年初的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发展、防止通货膨胀到年中的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再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着力扩大内需，防止经济过快下滑。
面对2008年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之前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给出了目标清晰的政策判断。会议公报提出，“中国总体形势是好的，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稳健运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相对于2007～2008年以来的总体判断，出现了两个微妙的变化，一是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压住了通货膨胀，成为政策当局的主要目标，二是承认全球性总需求下降已经不可避免，立足国内，“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的确，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这里的前提是，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后果。因此，寄望于境外已成画饼，自力更生才是要务。
尽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进行全力干预，但全球金融风暴仍然处于向深度发展的阶段，危机仍然没有度过最糟糕的时期。
问题是中国能否幸免。这样提问，倒不是由于中资金融机构持有一定的境外金融资产，甚至也不是因为外汇储备在危机中出现较大幅度损失，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应对境外需求下降。
保增长的动因
首先，中国的外部需求将面临冲击。毕竟，在2006年至2007年底之间，虽然人民幣相对美元升值，但境外总需求仍然十分旺盛。事实上，即使中国产品出口价格上升，但其他经济体(包括东南亚和拉美)短期无法形成对中国的出口替代。
因此，真正的麻烦不在于供给层面的竞争，而在于需求的不足——如果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30％，则2009至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面临特殊的困难。
其次，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泡沫将破裂，其后果是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全球性通货紧缩会相应出现。最近，钢铁价格的走低就是需求下降的一个迹象，其最终体现将是原油价格的暴跌。
当然，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是，美国货币当局和政府会采取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救市，后果必然是美元的继续贬值，而这会在短期继续推高初级产品价格。不过，相对于其他货币，初级产品价格必然出现泡沫破裂。
这将直接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全球性通货紧缩可能来临。那么，对于中国而言，2007年以来持续困扰我们的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将不复存在。第二，在初级产品价格泡沫彻底破裂之时，也是总需求陷入谷底之际，同样，中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时期。笔者预计，这一现象将在2009年上半年之前到来。
第三，商业银行体系将出现惜贷现象，这会进一步恶化通货紧缩趋势。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银行惜贷行为，但两者的形成机理是不同的。
对于西方商业银行，主要是不良资产增加导致资本金萎缩，流动陸不足直接表现为可贷资金下降，因而不得不收缩贷款。对于中国而言，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反而会出现过剩，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持续下滑，居民储蓄存款回流商业银行体系。但是，我们将观察到两个现象一是资产价格收缩造成银行个人信贷下降，如房地产抵押贷款。二是由于中小企业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更为直接而致命，因此商业银行会更多地倾向于大中型垄断性客户融资。其后果同样是惜贷。
如果惜贷现象在中国盛行，那么作为货币创造机构的商业银行会保留过多的库存现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等)，那么我们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会下降，最终我们会观察到社会商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即所谓通货紧缩。
当然，导致通货紧缩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金融危机仍然在恶化。如果恰如索罗斯和格林斯潘的判断，此次危机是1929～1933年以来最糟糕的金融风暴，那么后面仍然可能出现极端情形，比如不排斥会出现某些银行只吸收存款而不发放贷款——由此带来的代价则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经济持续衰退。
综上分析，经济全面衰退会在2009～2010年到来。当然，中国的情形会好于全球其他经济体，7％～8％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预期的，在1999～2002年间的通货紧缩时期，我们的增长率也在7％以上，但人们也感受到了就业和收入压力。因此，可以理解决策当局会采取必要宏观调控政策确保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2009年的新机会
全球性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意味着各国在遏制经济大萧条的同时，由于信贷紧缩和总需求下降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迅速恢复，则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将具有与1930年代同样的温床。
这就是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在经济政策中扮演主要角色。由于商业银行体系会出现惜贷，则社会必要的投资只能依靠政府发行债券，这必然推动政府投资和消费扩张，由此形成通过财政支出提振总需求的途径。据此我们会观察到减税、加大政府购买、提升公共投资等一系列政策现象。
但是，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后果是——包括美元、欧元在内的主要货币在2009下半年至2010年全年面临贬值压力，这会导致全球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兴货币的兴起，人民币的国际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只有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我们才能改变 大宗商品(包括石油、铁矿石、粮食)定价权持续由他人操纵、并不断向中国输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问题，也才能在宏观意义上摆脱外来型冲击及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而全球性经济衰退也有助于中国成为资本的避风港。
目前市场上有的一种担忧是，中国将面临资本外逃，但是，如果全球经济在2009～2010年陷入零增长水平，则中国在7％～8％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较高的投资回报，且相对于普遍陷入危机的成熟金融市场，中国的国家风险溢价水平更低，这将吸引外资流入中国。
因此，与1997～2002年不同，当时的成熟市场仍然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资本会从新兴市场流出，但此次危机的直接后果意味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真正的崛起。
此外，新兴经济体和周边国家的经济衰退有助于中国获得更为稳定的经济增长资源。如果原油价格因全球总需求放缓保持在40美元左右，则俄罗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都将面临国际收支失衡乃至其本国货币贬值压力，而中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有助于以较低成本购买资源甚至形成战略储备，以及对资源输出国家构成稳定经济和货币的作用。这应该是一种双赢的战略安排。
扩张性政策的工具抉择
那么，就2009年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言，宽松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主基调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但是，各种政策工具都会基于其相对局限性而在效果上出现差异，这就导致在不同工具间的抉择问题。
第一，相对于财改性投资而言，减税是更为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由于我们致力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则只有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降低所得税率，才能起到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由此提高个人消费的作用。
而财政性投资虽然可以直接拉动就业和收入，但往往具有更为明显的结构效应，即某些特定地区、产业或企业获利，而另外一些部门未必直接获得收益。当然，所得税也具有结构效应，但毕竟可以使更多、更广泛的群体直接获利。
第二，在本外币政策协调上，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或缓慢升值，避免人民币贬值。
尽管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部门，但我们已经到了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性历史时期，本币升值和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向境外转移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基本方向的，只有提高制造业水平，提高产业的技术附加值才是有质量的增长。
在2009年以后持续若干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中国可以依靠比较坚挺的本币和较为丰裕的外汇储备进口中国所需要的技术和制造能力，以此推动内需的持续繁荣。
第三，在货币信贷政策上，为巩固已经取得的金融部门改革成果，应避免过度要求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而更应该鼓励银行体系的自主经营。
在经济下滑进程中，银行会追逐具有财政背景的大型企业或垄断行业，这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中央银行如果期望金融部门向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提供融资，必须建立相應的“损失跨期摊销机制”，即谁为不良资产负最后的责任。据此，我们在未来若干年仍必须推进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及市场经济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
(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中国全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编 郭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