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元旦全面放开二胎以前，许多家庭仍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约束，双胞胎更具有特殊意义。它意味着，这些家庭能在无需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情形下多获得一个孩子。

研究视野里的双胞胎

　　偏爱双胞胎的，除了正筹划为人父母的年轻男女之外，还有经济学家！这是因为双胞胎样本具有某些良好的特性，能帮助经济学家应对一些课题研究中天然存在的困难。比方说，劳动经济学里有个经典问题：教育是否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如果只简单地比较高教育劳动者和低教育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所得到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高教育劳动者和低教育劳动者在诸多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上有明显差别。我们很难说他们的工资收入差异是因教育本身带来的，还是由这些先天和后天因素所造成的。简单来说，也许基因和家庭教育才是工资差异的原因，而不是教育。并且那些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没准也是因为出生好并且父母重视家庭教育，这样就导致他们受了更高的教育。
　　此时，双胞胎样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一胎所生的两人在先天条件和家庭环境方面比较相似。如果是同卵双生子，他（她）们甚至连基因都几近相同。那么，研究者若只是比较一对双胞胎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那个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那个的工资差距，所得结论就会比之前可靠许多。

现实里多生育的双胞胎

　　既然如此，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1979年到2000年，双胞胎在中国新生儿中的占比上升了几近七成，从每千例4.5例骤升到了每千例7.5例。那这是否意味着每对夫妇都将有更大几率诞下双胞胎，劳动经济学者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双胞胎样本用于研究了呢？
　　并不尽然。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我和北京大学赵耀辉、雷晓燕最近发表在《统计学与经济学评论》的一项研究估算得出，增长的这部分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由独生子女政策所引起的“人工”双胞胎。更具体地说，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的双胞胎是出于躲避计划生育罚款的目的而伪造的。
　　试想下，假如有一家人想多生个孩子，但又不想因超生而缴纳社会抚养费。那他们可能会采取下面这种策略：在诞下第一个孩子后，将之隐瞒，不做户口登记；然后等再生一个孩子，就谎称他们俩是双胞胎，一并去做登记。
　　或许有人会问，这只是你的猜想而已，你能有证据去证明这个事情存在吗？要知道，如果你去挨家挨户问这些谎报双胞胎的父母，出于某些顾虑，他们可能都不会承认自己曾经说过谎。

那些伪造的双胞胎

　　福尔摩斯曾说过，“在数据尚不充足时就急于做出草率结论的热忱，是我们这行当的大忌。”这句话对于实证经济学者也同样适用。我们需要从纷繁琐碎的数据中去收集证据。只有在各方面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猜想的时候，我们才能比较确定地说，这就是真相所在。和侦探工作类似，我们首先要把所有推理都建立在某个合理的假设上。
　　在这里，我们假设“伪造”双胞胎是有成本和有风险的。所以，只有当其收益高于某个水平时，家庭才会有动机去这么做。更进一步地，“伪造”双胞胎的收益越高，就会有越多的家庭这么做。
　　对家庭而言，什么是“伪造”双胞胎的收益？那就是躲掉了应缴的相关社会抚养费。在中国，各地方政府被授权制定和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实施条例，是地方政府在决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社会抚养费通常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一倍或者若干倍来计征的。在历史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曾调高过（或降低过）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不过它们调整之幅度有所不同，调整之时点也不一样。这些政策变化给了我们机会去检验前面提出的假说。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证据是，若一个地区的社会抚养费标准提高了，那么当地双胞胎的发生概率也会上升。很明显，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越高，即意味着“伪造”双胞胎的收益越大，人们作假的动机也就越强烈。我们发现，社会抚养费每上调相当于当地居民一年人均收入的水平，双胞胎发生概率会增加0.066个百分点，也即是较1979年的全国平均概率上升约15%。
　　你或许会质疑说，这会不会只是某种巧合？那接下来再讲讲第二个证据。考虑如下情形：某家庭共有三个孩子，为躲避罚款，父母决定把老二和老三谎报成双胞胎。那么他们得等老三出生后，给两个孩子按照老三的出生年月一并登记户口。此时老大和后面这对假双胞胎在资料上的年龄差距实质上是家中第一胎和第三胎的时间间隔。
　　而老二和老三若是真的双胞胎，老大与他们的年龄差距应是第一胎和第二胎的间隔。换句话讲，假双胞胎和老大的年龄差距平均要比真双胞的更大。我们从数据上证实了这点：对于这类家庭而言，若当地社会抚养费被调高，那老大和后面一对双胞胎的平均年龄差距也会相应增加。
　　双胞胎分两种——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前者系发育自同一个受精卵，他们性别基本相同，在外貌、体态及其他生理特征上也高度相似。后者则发育自两个不同的受精卵，他们在生理特征上的相似度大致等同于普通兄弟姐妹。所以，平均来说，同卵双胞胎中两个孩子的身高差距要比异卵双胞胎的小。而且，谎报双胞胎不能产生同卵双胞胎，只是在名义上增加异卵双胞胎的数量。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定，一个地方的假双胞胎比例上升，那双胞胎中两个孩子的身高差别平均来说也会变大。这样也得到数据的支持：在较高社会抚养费标准下出生的双胞胎，他们的身高差距要比在较低标准下出生的双胞胎大。这是我们的第三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和第三个证据了都间接地指出，社会抚养费标准上升，会增加假双胞胎在当地双胞胎中的占比。
　　综合以上三项证据，我们能比较可靠地结案说，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创造”了许多假冒的双胞胎。

伪双胞胎的启示

　　你或许会好奇，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大力气去确认这么一个事实？确认存在大量谎报双胞胎的意义在于，对一项公共政策而言，要考虑到该政策的实施或会在其目标领域之外的其他方面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目前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讨论仍主要集中在它之于生育率或经济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独生子女政策还会使个体的其他行为发生变化甚至扭曲。我和我的合作者的另一项研究就在考察独生子女政策如何扭曲了人们的婚姻选择并估算了相应的福利损失。这些都提醒政策制定者，在预估某项政策的实施后果时，除考虑与政策目标相关的直接影响之外，还应将其他会受波及的方面纳入考量。
　　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