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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出发的NGO组织——“天使妈妈”基金，特别感慨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5月16日早7点，北川县城南3公里处，北川一中的废墟上，36岁的郑鹤红度过了漫长的30多个小时。
挖掘机仍在挥舞着巨臂，小心翼翼，一铲一铲，将碎片挖出来。解放军、消防队、特警、民兵和志愿者，操着不同方言的救援人员们也像机器一般忙碌地运转。沾满灰尘，甚至被染成黑色的口罩，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防护作用。
从北京带来的口罩、手套早就分发完了。郑鹤红只能充满怜爱地看着这些年轻人，救助者中有的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在防护设备不齐全的情况下继续挖掘。
每当一个罹难孩子的遗体出现时，郑鹤红就狠下心，从帐篷里拿出消毒液、漂白粉和敌敌畏，洒在尸袋内——如果不加处理，这些已无生命的身躯将成为致命的疾病传染源。
这是郑鹤红抵川的第三天。迄今，她只睡了3个小时。忙碌让她暂时忘记5岁的女儿，此时，女儿应该在清华大学校园内10平米的家里熟睡。
她募得价值150万元的奶粉
5月12日晚，电视新闻里出现了总理温家宝奔赴四川地震灾区的身影。
一家软件公司的市场总监邱莉莉——曾被《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过的 “天使妈妈”基金(这个从网络上诞生的基金，致力于救助因疾病而被遗弃的儿童，志愿者遍布全国)的一名成员，对这条新闻的理解是，“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已经说明了事态的严峻”。
次日早晨，邱莉莉一边上班一边就给同事和相关部门打电话和发短信，动员捐助、调运灾区急需的药品。
千头万绪的关系需要理顺——和“天使妈妈”来往密切的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组织、成都和绵阳的红十字会、“天使妈妈”在成都和绵阳的志愿者、愿意捐赠物资的企业、能紧急提供大量药品医院、能用来运输的汽车……此外，也包括“天使妈妈”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沈力、郑鹤红和陈筱薇等。而每一个接到消息的人，都把消息传递给“天使妈妈”更多的志愿者。
“天使妈妈”基金成员郑鹤红和陈筱薇看到短信时，中午从电话里得知邱莉莉要去前线，从美国回北京度假的全职妈妈、重庆人陈筱薇坐不住了，她瞒着在地震前一天回美国工作的丈夫，把2岁的孩子交到婆婆手上。郑鹤红也在13日晚上搂着在怀里撒娇的女儿，问，“你想妈妈去帮助灾区的小朋友吗？”
邱莉莉出发前一直为征募物资而忙碌，她募得一家奶粉厂捐助的价值150万元的奶粉，一家医院捐助的手术包、消毒药水、口罩、胶布和绷带。
14日下午3点10分，她和郑鹤红带着足够撑满一辆金杯车的物资，踏上驰援四川的路途。
刚下飞机，已经有成都的“天使妈妈”志愿者带着车辆迎接。先期抵达的邱莉莉和郑鹤红直奔灾情严重的都江堰，发现都江堰的情况相对稳定：中国红十字会人员撤离，医院已经被政府“接管”。于是，她们向医院分发了一些药品，带着车队连夜去了绵阳。
从救援孩子，变成让士兵更好地救孩子
到达绵阳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在救灾总指挥部，她们了解到，灾情严重的地区急需的物资种类，马上反馈北京总部的邓志新和沈力迅速筹集，发往一线。
这几个天使妈妈一边忙着安抚北川县城惊魂未定地孩子们，一边又要安抚逃命出来的年轻妈妈，还不时抽时间为小婴儿们冲泡奶粉。
陈筱薇15日上午抵达成都。她带来了另一拨从医院调运的紧急物资。登机前，她心想，可能要超重，要挨罚，没想到，机场的紧急援助通道早已打开。
“早知道就多带点了”，邱莉莉从前线打电话問她要手套，现在任务只能留给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和沈力了。
在离开绵阳向北川进发前，考虑到北川没有手机信号，陈筱薇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发了封邮件，请求他的原谅。丈夫确实生气了，因为陈筱薇没有与他商量就跑到灾区。不过，被“裹挟”的丈夫还是通过美国的海外儿童救助会——美国的华人“天使妈妈”成立的基金会——在短短两天内筹得10万美元。
进入北川前，陈筱薇有些紧张。由于信息匮乏导致情况不明，关于北川的“各种说法满天飞”。
当带着一车队物资站在北川一中的废墟上，陈筱薇说自己“傻掉了”。操场上，比汽车还大的巨石将操场砸出一个个大坑。
她们把物资交给驰援北川的陕西消防总队。陈筱薇开始分发带来的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战士们蜂拥而至。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说，“你给我一个口罩吧，我的这个已经戴了三天”。是的，这个战士的口罩已经脏得没法洗了。
某种意义上，战士成了缺少必要防护的“薄弱环节”。陈筱薇说自己都能够感觉到这些战士心底的一丝紧张——他们是最先接触尸体的人，几天过去，尸体沾满了苍蝇，有的已经开始生蛆，但有的战士却没有任何防护，“他们知道可能会有疫情，但不知道该怎样做。”她们赶紧给战士们分发酒精并教给他们用酒精擦眼睛、嘴和手。
在救援孩子方面，这些天使妈妈帮不上忙，经过商量，她们调整计划，把主要工作从救援孩子，变成支持在一线救援孩子的士兵，让他们更好地救孩子。
16日早上7点，郑鹤红注意到特警开始加强防范，一个传闻是，胡锦涛主席要来北川。中午12点多，这个传闻变成现实。由于几层楼高的巨石把路堵住，胡锦涛走了一段路才进入学校。看见胡主席过来，已经撤下来休息的挖掘队员集体起立接受检阅。
郑鹤红与胡锦涛仅仅相隔2米距离，中间夹着七八个记者和战士。数不清的闪光灯开始闪耀。记者们开始提问，郑鹤红清晰地听到了回答，“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作出百倍努力”。四周掌声雷动。
尽管“天使妈妈”她们一天只喝一瓶水、吃一碗方便面，上厕所只能在营地挖个沙坑，但精神依然亢奋。
带来的物资也分配完毕，出于筹备新物资的需要，三位“天使妈妈”在17日返回成都，与当地的“天使妈妈”们会合商讨。
在成都的一家宾馆里，这些天见证的悲伤与执着，成了她们唏嘘不已的话题。
邱莉莉感慨：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没想过与当地的总指挥部联系，“可人家忙于安排大规模军团，也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这样十几个人的小分队分配任务。”
邱莉莉说，总指挥部机构太庞大，很难同时照顾到每一支基层挖掘队伍。而她们这样相对自主性比较强的小分队，无需办手续，不用签发，比较灵动，一旦发现缺医少药的基层挖掘队伍，能够较快地解决问题。
“不去现场，你永远不知道前方需要什么”，郑鹤红说，一些志愿者，“缺乏专业的救援技能和意识，空怀热情地来到灾区，简直是在犯罪。”这位对救援行动“责之深、爱之切”的母亲，16岁时曾接受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培训。
陈筱薇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在绵阳3个医院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和儿童的“招领启事”。在儿科室里，她看见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孩，一条腿已经呈乌紫色，一看就知道保不住了——那孩子发着呆，一声不吭，旁边的志愿者不停抚慰，她仍看不出任何表情。★
5月16日早7点，北川县城南3公里处，北川一中的废墟上，36岁的郑鹤红度过了漫长的30多个小时。
挖掘机仍在挥舞着巨臂，小心翼翼，一铲一铲，将碎片挖出来。解放军、消防队、特警、民兵和志愿者，操着不同方言的救援人员们也像机器一般忙碌地运转。沾满灰尘，甚至被染成黑色的口罩，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防护作用。
从北京带来的口罩、手套早就分发完了。郑鹤红只能充满怜爱地看着这些年轻人，救助者中有的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在防护设备不齐全的情况下继续挖掘。
每当一个罹难孩子的遗体出现时，郑鹤红就狠下心，从帐篷里拿出消毒液、漂白粉和敌敌畏，洒在尸袋内——如果不加处理，这些已无生命的身躯将成为致命的疾病传染源。
这是郑鹤红抵川的第三天。迄今，她只睡了3个小时。忙碌让她暂时忘记5岁的女儿，此时，女儿应该在清华大学校园内10平米的家里熟睡。
她募得价值150万元的奶粉
5月12日晚，电视新闻里出现了总理温家宝奔赴四川地震灾区的身影。
一家软件公司的市场总监邱莉莉——曾被《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过的 “天使妈妈”基金(这个从网络上诞生的基金，致力于救助因疾病而被遗弃的儿童，志愿者遍布全国)的一名成员，对这条新闻的理解是，“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已经说明了事态的严峻”。
次日早晨，邱莉莉一边上班一边就给同事和相关部门打电话和发短信，动员捐助、调运灾区急需的药品。
千头万绪的关系需要理顺——和“天使妈妈”来往密切的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组织、成都和绵阳的红十字会、“天使妈妈”在成都和绵阳的志愿者、愿意捐赠物资的企业、能紧急提供大量药品医院、能用来运输的汽车……此外，也包括“天使妈妈”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沈力、郑鹤红和陈筱薇等。而每一个接到消息的人，都把消息传递给“天使妈妈”更多的志愿者。
“天使妈妈”基金成员郑鹤红和陈筱薇看到短信时，中午从电话里得知邱莉莉要去前线，从美国回北京度假的全职妈妈、重庆人陈筱薇坐不住了，她瞒着在地震前一天回美国工作的丈夫，把2岁的孩子交到婆婆手上。郑鹤红也在13日晚上搂着在怀里撒娇的女儿，问，“你想妈妈去帮助灾区的小朋友吗？”
邱莉莉出发前一直为征募物资而忙碌，她募得一家奶粉厂捐助的价值150万元的奶粉，一家医院捐助的手术包、消毒药水、口罩、胶布和绷带。
14日下午3点10分，她和郑鹤红带着足够撑满一辆金杯车的物资，踏上驰援四川的路途。
刚下飞机，已经有成都的“天使妈妈”志愿者带着车辆迎接。先期抵达的邱莉莉和郑鹤红直奔灾情严重的都江堰，发现都江堰的情况相对稳定：中国红十字会人员撤离，医院已经被政府“接管”。于是，她们向医院分发了一些药品，带着车队连夜去了绵阳。
从救援孩子，变成让士兵更好地救孩子
到达绵阳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在救灾总指挥部，她们了解到，灾情严重的地区急需的物资种类，马上反馈北京总部的邓志新和沈力迅速筹集，发往一线。
这几个天使妈妈一边忙着安抚北川县城惊魂未定地孩子们，一边又要安抚逃命出来的年轻妈妈，还不时抽时间为小婴儿们冲泡奶粉。
陈筱薇15日上午抵达成都。她带来了另一拨从医院调运的紧急物资。登机前，她心想，可能要超重，要挨罚，没想到，机场的紧急援助通道早已打开。
“早知道就多带点了”，邱莉莉从前线打电话問她要手套，现在任务只能留给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和沈力了。
在离开绵阳向北川进发前，考虑到北川没有手机信号，陈筱薇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发了封邮件，请求他的原谅。丈夫确实生气了，因为陈筱薇没有与他商量就跑到灾区。不过，被“裹挟”的丈夫还是通过美国的海外儿童救助会——美国的华人“天使妈妈”成立的基金会——在短短两天内筹得10万美元。
进入北川前，陈筱薇有些紧张。由于信息匮乏导致情况不明，关于北川的“各种说法满天飞”。
当带着一车队物资站在北川一中的废墟上，陈筱薇说自己“傻掉了”。操场上，比汽车还大的巨石将操场砸出一个个大坑。
她们把物资交给驰援北川的陕西消防总队。陈筱薇开始分发带来的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战士们蜂拥而至。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说，“你给我一个口罩吧，我的这个已经戴了三天”。是的，这个战士的口罩已经脏得没法洗了。
某种意义上，战士成了缺少必要防护的“薄弱环节”。陈筱薇说自己都能够感觉到这些战士心底的一丝紧张——他们是最先接触尸体的人，几天过去，尸体沾满了苍蝇，有的已经开始生蛆，但有的战士却没有任何防护，“他们知道可能会有疫情，但不知道该怎样做。”她们赶紧给战士们分发酒精并教给他们用酒精擦眼睛、嘴和手。
在救援孩子方面，这些天使妈妈帮不上忙，经过商量，她们调整计划，把主要工作从救援孩子，变成支持在一线救援孩子的士兵，让他们更好地救孩子。
16日早上7点，郑鹤红注意到特警开始加强防范，一个传闻是，胡锦涛主席要来北川。中午12点多，这个传闻变成现实。由于几层楼高的巨石把路堵住，胡锦涛走了一段路才进入学校。看见胡主席过来，已经撤下来休息的挖掘队员集体起立接受检阅。
郑鹤红与胡锦涛仅仅相隔2米距离，中间夹着七八个记者和战士。数不清的闪光灯开始闪耀。记者们开始提问，郑鹤红清晰地听到了回答，“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作出百倍努力”。四周掌声雷动。
尽管“天使妈妈”她们一天只喝一瓶水、吃一碗方便面，上厕所只能在营地挖个沙坑，但精神依然亢奋。
带来的物资也分配完毕，出于筹备新物资的需要，三位“天使妈妈”在17日返回成都，与当地的“天使妈妈”们会合商讨。
在成都的一家宾馆里，这些天见证的悲伤与执着，成了她们唏嘘不已的话题。
邱莉莉感慨：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没想过与当地的总指挥部联系，“可人家忙于安排大规模军团，也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这样十几个人的小分队分配任务。”
邱莉莉说，总指挥部机构太庞大，很难同时照顾到每一支基层挖掘队伍。而她们这样相对自主性比较强的小分队，无需办手续，不用签发，比较灵动，一旦发现缺医少药的基层挖掘队伍，能够较快地解决问题。
“不去现场，你永远不知道前方需要什么”，郑鹤红说，一些志愿者，“缺乏专业的救援技能和意识，空怀热情地来到灾区，简直是在犯罪。”这位对救援行动“责之深、爱之切”的母亲，16岁时曾接受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培训。
陈筱薇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在绵阳3个医院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和儿童的“招领启事”。在儿科室里，她看见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孩，一条腿已经呈乌紫色，一看就知道保不住了——那孩子发着呆，一声不吭，旁边的志愿者不停抚慰，她仍看不出任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