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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交流的历史悠久。在全球语境下，文学存在的社会文化语境复杂多样，中国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形态、地位和价值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两者的互动交流也表现出新的趋势。本文试图探讨在全球语境下，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呈现的新特点以及两者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全球语境 中国翻译文学 本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麦克卢汉在其专著《传播研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地球犹如一个个村庄。世界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上，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之上。”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翻译文学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不仅展现了新的面貌和景象，而且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作用更加复杂多样。本文把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放在一个全球的语境下考察，试图探讨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两者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在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新趋势。
一 全球语境下的中国翻译文学
在新的语境下，中国翻译文学呈现出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一是翻译文学本体价值的回归及其在中国文学史地位的初步确立；二是翻译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地位从中心走向边缘；三是翻译文学形态的嬗变。
长期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归属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她在译出语民族文学如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占不到一席之地；在译入语民族文学又因是“异域的种”而被排挤出民族文学之外，尽管其中很多人曾被她的异域色彩深深打动和影响过。（曹顺庆，2003）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翻译文学的本体价值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国翻译归属也受到学者们关注。在新世纪推出的《中国文学大系》中，“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被单列出来；思想和内容都较完备的大部头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问世，这些都表明中国翻译文学在新时代实现了本体价值的回归，并初步确立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与翻译文学的规模形成对照的是它的文化地位的边缘化。随着中国翻译文学的社会文化接受语境的改变，人们对翻译文学的接受和认知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急需精神层面的慰藉，“大众文化”和“快餐文化”迅速崛起。近年来西方文学叙事传统和娱乐传统的回归，迎合了我国读者“乐而多趣”与“遣情娱乐”的期待，是中国读者乐于接受它们的一大原因。而许多以心理描写见长的作品、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文学在中国日益失去读者市场。
二 全球语境下的中国文学
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崛起、文学体制的变革刷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在新的文学体制下，写作和发表的自由空间是空前的，出现了“自由文学”、“自由撰稿”等概念。信息文化的崛起对中国文学产生深刻影响。信息技术的数字化、全球化、互联网的虚拟性和交互性，对文学的形态产生了本质的变化。
由于文学生态环境的蜕变，中国文学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文学已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双重控制中游离出来，成为文化消费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进入了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作家队伍庞大，创造了增量的文学现场。据网络文学专家马季的调查，从事各种形式网络写作的人有千万以上，庞大的文学队伍造就了迅猛增长的文学作品。其次，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异军突起，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和文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过去被精英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不齿的“亚文化”产品或大众文化产品统统跻身文学的殿堂，甚至产生于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文学也堂而皇之地与纸介文学出版物争夺市场，并大有取代后者的势头”。（王宁，2001）与经典注重“传承”和“理性”所不同，商品、信息时代的通俗文学追求的是“时尚”和“新奇”。文学作品在信息时代里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大众生活的文化消费品。第三，感性主义盛行。信息时代文学作品的美学趣味发生了转变，它的理性色彩逐渐淡化，而感性的渲染正在不断强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往往关注人的生存处境、追问人性，探讨社会道德伦理，挖掘地域、历史文化内涵。与此不同，新世纪的通俗文学更多地关注个人的精神空间、个人生命的体验和日常生活的感受，注重感性生活的表达。
三 全球语境下的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
中国翻译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本土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在上个世纪中国“西学东渐”的高潮中，中国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曾占据“主要的地位”。当时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许多著名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最知名最受欢迎的主要翻译作品都出自作家之手。到了建国后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了西方现代思潮，蔚然成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派文学。而到了90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出现了“新写实主义小说”。
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了与以往相比完全不同的特点。“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相比，西方文学，西方价值观对当前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那种每位‘新潮’、‘先锋’作家背后都站着一名至几名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文学导师的情况已经罕见。作家们在借鉴西方上已经变得比较从容自持了，而且，出现了一种将艺术的创新资源转向本民族传统的创作趋向。反而是当前沸沸扬扬的时尚的大众文学更热衷于追逐和效仿域外浪潮，浮躁的跟风模仿现象比较严重。”（王先霈，2006）在中国新时代的语境下，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较为稳健，它既非“幼稚期”，也非“弱小”，而且，“危机”已经消解，“转折期”也已经度过。在现今的中国文学多元系统内，翻译文学的地位正在日益边缘化，它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集中地体现在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上，而本土精英文学则从借鉴国外转向本土。 新世纪的通俗小说，特别是网络小说，明显受到了欧美小说的影响。首先，从中国通俗小说的类别来看，它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世界流行小说谱系。2008年，《出版商务周报》公布了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并将网络原创作品分为八大类：“穿越小说、架空小说、玄幻武侠、网络青春文学、悬疑作品、网络军事小说、网络言情小说、反腐小说”，把这些门类放在世界流行小说谱系中，其实并不新鲜。玄幻小说源自欧美的“幻想小说”；悬疑小说在欧美又被称为“黑色悬念小说”，它起源于英美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在表现方法上，欧美流行小说作家们深受弗洛伊德的思想所影响，幻觉等超自然现象构成了作家们的想象空间，梦幻、暗示、预警和惊悚成为作家们最热衷的表现手法。欧美流行小说打开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视角。当《哈利·波特》、《魔戒》等西方畅销书在中国引发一股狂热的奇幻文学热和悬疑文学热时，数量可观的中国奇幻文学也纷纷趁势席卷而来。2003年出版的郭敬明小说《幻城》被看作中国现代奇幻小说的代表。无论从小说中奇幻的情节，还是它唯美的人物和煽情的语言都可以看到《魔戒》的痕迹。可以说，郭敬明的《幻城》是以《魔戒》为代表的西方奇幻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个案。
此外，翻译文学对本土大众文学的渗透还体现在后者越来越时尚化。当下的中国的通俗小说热衷于讲述城市消费社会的故事，它的人物呈现出强烈的时尚化特征，它的审美趣味趋向“小资”的时尚品位。这种时尚化的趋势充分表现为以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与“私人化写作”的盛行。这类时尚小资文学的主人公（往往是女主人公）没有太多的过去经历，她们生活在物质丰富、信息发达的社会，沉湎于各种名牌打造的小资氛围，张大欲望的器官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的满足。这类时尚小说的创作与法国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在中国引发的“杜拉斯热”不无关联。读者从这些“时尚小资”文学里缠绵的情爱描写，和语言形式上的“杜拉斯似的非线形叙事、祈祷文似的充满音乐感和象征性的语言，跳跃的断句”都分明地看到了“杜拉斯”系列翻译小说对其创作的影响。（王先霈，2006）
中国翻译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当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进行渗透时，本土文学也对翻译文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文学题材的选择。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文化发展日趋成熟。在文化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不仅要“拿来”，还能够“送去”。《东学西渐丛书》和《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这些书籍在21世纪初的出版以及季羡林等学者发表的《中华文化复兴宣言》都印证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诉求。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对于‘他者’的发现、“文化相对主义”理念的普及、西方现代化的困境，使得全世界的眼光都逐渐转移到了东方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李琴，2008）而这一转向的标志就是主张反叛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生活，要求回归和复兴神话的“新神话主义”。以《哈利·波特》系列、《魔戒》系列等为代表的“新神话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契合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崛起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大地掀起了“奇幻小说”、“悬疑小说”的狂潮。
西方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量译介的另一个背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迅速崛起。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拥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时尚品位。时尚小资文学能够反映他们的身份地位，贴近他们的审美倾向。杜拉斯、村上春树的时尚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全面译介正好符合了中国中产阶层读者们的期待。
四 结语
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共存与趋同，大众媒介的异军突起，为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以往完全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视、网络迅速发展和广为流行给传统的纸媒文学带来了强有力的挑战。纸媒文学会不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成为不少学者担忧的话题。J·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甚至指出：电视、电影网络等多媒体正在将文学“引向终结”。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大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前景同样令人担忧。然而，中国文坛，包括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在新世纪的勃兴证明了文学同样可以与大众媒介有机结合，衍生出新兴的文学形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中国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就翻译文学而言，一方面，它在全球化语境下，完成了本体价值的回归并初步确立其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它逐渐由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走向边缘。就中国本土文学而言，在新的语境下，中国大众文学与影视、网络紧密结合，制造了新世纪中国文坛蓬勃、热闹的景象。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在新世纪的互动交流更多地体现在大众文学领域，而中国精英文学则出现了本土文化的转向。这些变化和趋势表明，在全球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日趋成熟，对翻译文学的题材选择和价值判断都变得更加客观清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
[3]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传媒的功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 张联：《翻译文学的传播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5] 李琴：《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概览》，《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
[6] 王先霈：《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7]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8] 曹顺庆、邹涛：《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的互动性与一体化过程》，《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作者简介：邝江红，女，1974—，广西恭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翻译教学，工作单位：广西工学院鹿山学。
关键词：全球语境 中国翻译文学 本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麦克卢汉在其专著《传播研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地球犹如一个个村庄。世界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上，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之上。”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翻译文学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不仅展现了新的面貌和景象，而且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作用更加复杂多样。本文把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放在一个全球的语境下考察，试图探讨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两者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在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新趋势。
一 全球语境下的中国翻译文学
在新的语境下，中国翻译文学呈现出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一是翻译文学本体价值的回归及其在中国文学史地位的初步确立；二是翻译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地位从中心走向边缘；三是翻译文学形态的嬗变。
长期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归属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她在译出语民族文学如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占不到一席之地；在译入语民族文学又因是“异域的种”而被排挤出民族文学之外，尽管其中很多人曾被她的异域色彩深深打动和影响过。（曹顺庆，2003）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翻译文学的本体价值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国翻译归属也受到学者们关注。在新世纪推出的《中国文学大系》中，“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被单列出来；思想和内容都较完备的大部头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问世，这些都表明中国翻译文学在新时代实现了本体价值的回归，并初步确立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与翻译文学的规模形成对照的是它的文化地位的边缘化。随着中国翻译文学的社会文化接受语境的改变，人们对翻译文学的接受和认知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急需精神层面的慰藉，“大众文化”和“快餐文化”迅速崛起。近年来西方文学叙事传统和娱乐传统的回归，迎合了我国读者“乐而多趣”与“遣情娱乐”的期待，是中国读者乐于接受它们的一大原因。而许多以心理描写见长的作品、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文学在中国日益失去读者市场。
二 全球语境下的中国文学
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崛起、文学体制的变革刷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在新的文学体制下，写作和发表的自由空间是空前的，出现了“自由文学”、“自由撰稿”等概念。信息文化的崛起对中国文学产生深刻影响。信息技术的数字化、全球化、互联网的虚拟性和交互性，对文学的形态产生了本质的变化。
由于文学生态环境的蜕变，中国文学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文学已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双重控制中游离出来，成为文化消费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进入了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作家队伍庞大，创造了增量的文学现场。据网络文学专家马季的调查，从事各种形式网络写作的人有千万以上，庞大的文学队伍造就了迅猛增长的文学作品。其次，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异军突起，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和文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过去被精英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不齿的“亚文化”产品或大众文化产品统统跻身文学的殿堂，甚至产生于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文学也堂而皇之地与纸介文学出版物争夺市场，并大有取代后者的势头”。（王宁，2001）与经典注重“传承”和“理性”所不同，商品、信息时代的通俗文学追求的是“时尚”和“新奇”。文学作品在信息时代里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大众生活的文化消费品。第三，感性主义盛行。信息时代文学作品的美学趣味发生了转变，它的理性色彩逐渐淡化，而感性的渲染正在不断强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往往关注人的生存处境、追问人性，探讨社会道德伦理，挖掘地域、历史文化内涵。与此不同，新世纪的通俗文学更多地关注个人的精神空间、个人生命的体验和日常生活的感受，注重感性生活的表达。
三 全球语境下的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
中国翻译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本土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在上个世纪中国“西学东渐”的高潮中，中国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曾占据“主要的地位”。当时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许多著名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最知名最受欢迎的主要翻译作品都出自作家之手。到了建国后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了西方现代思潮，蔚然成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派文学。而到了90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出现了“新写实主义小说”。
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了与以往相比完全不同的特点。“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相比，西方文学，西方价值观对当前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那种每位‘新潮’、‘先锋’作家背后都站着一名至几名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文学导师的情况已经罕见。作家们在借鉴西方上已经变得比较从容自持了，而且，出现了一种将艺术的创新资源转向本民族传统的创作趋向。反而是当前沸沸扬扬的时尚的大众文学更热衷于追逐和效仿域外浪潮，浮躁的跟风模仿现象比较严重。”（王先霈，2006）在中国新时代的语境下，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较为稳健，它既非“幼稚期”，也非“弱小”，而且，“危机”已经消解，“转折期”也已经度过。在现今的中国文学多元系统内，翻译文学的地位正在日益边缘化，它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集中地体现在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上，而本土精英文学则从借鉴国外转向本土。 新世纪的通俗小说，特别是网络小说，明显受到了欧美小说的影响。首先，从中国通俗小说的类别来看，它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世界流行小说谱系。2008年，《出版商务周报》公布了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并将网络原创作品分为八大类：“穿越小说、架空小说、玄幻武侠、网络青春文学、悬疑作品、网络军事小说、网络言情小说、反腐小说”，把这些门类放在世界流行小说谱系中，其实并不新鲜。玄幻小说源自欧美的“幻想小说”；悬疑小说在欧美又被称为“黑色悬念小说”，它起源于英美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在表现方法上，欧美流行小说作家们深受弗洛伊德的思想所影响，幻觉等超自然现象构成了作家们的想象空间，梦幻、暗示、预警和惊悚成为作家们最热衷的表现手法。欧美流行小说打开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视角。当《哈利·波特》、《魔戒》等西方畅销书在中国引发一股狂热的奇幻文学热和悬疑文学热时，数量可观的中国奇幻文学也纷纷趁势席卷而来。2003年出版的郭敬明小说《幻城》被看作中国现代奇幻小说的代表。无论从小说中奇幻的情节，还是它唯美的人物和煽情的语言都可以看到《魔戒》的痕迹。可以说，郭敬明的《幻城》是以《魔戒》为代表的西方奇幻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个案。
此外，翻译文学对本土大众文学的渗透还体现在后者越来越时尚化。当下的中国的通俗小说热衷于讲述城市消费社会的故事，它的人物呈现出强烈的时尚化特征，它的审美趣味趋向“小资”的时尚品位。这种时尚化的趋势充分表现为以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与“私人化写作”的盛行。这类时尚小资文学的主人公（往往是女主人公）没有太多的过去经历，她们生活在物质丰富、信息发达的社会，沉湎于各种名牌打造的小资氛围，张大欲望的器官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的满足。这类时尚小说的创作与法国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在中国引发的“杜拉斯热”不无关联。读者从这些“时尚小资”文学里缠绵的情爱描写，和语言形式上的“杜拉斯似的非线形叙事、祈祷文似的充满音乐感和象征性的语言，跳跃的断句”都分明地看到了“杜拉斯”系列翻译小说对其创作的影响。（王先霈，2006）
中国翻译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当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进行渗透时，本土文学也对翻译文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文学题材的选择。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文化发展日趋成熟。在文化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不仅要“拿来”，还能够“送去”。《东学西渐丛书》和《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这些书籍在21世纪初的出版以及季羡林等学者发表的《中华文化复兴宣言》都印证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诉求。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对于‘他者’的发现、“文化相对主义”理念的普及、西方现代化的困境，使得全世界的眼光都逐渐转移到了东方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李琴，2008）而这一转向的标志就是主张反叛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生活，要求回归和复兴神话的“新神话主义”。以《哈利·波特》系列、《魔戒》系列等为代表的“新神话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契合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崛起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大地掀起了“奇幻小说”、“悬疑小说”的狂潮。
西方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量译介的另一个背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迅速崛起。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拥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时尚品位。时尚小资文学能够反映他们的身份地位，贴近他们的审美倾向。杜拉斯、村上春树的时尚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全面译介正好符合了中国中产阶层读者们的期待。
四 结语
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共存与趋同，大众媒介的异军突起，为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以往完全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视、网络迅速发展和广为流行给传统的纸媒文学带来了强有力的挑战。纸媒文学会不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成为不少学者担忧的话题。J·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甚至指出：电视、电影网络等多媒体正在将文学“引向终结”。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大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前景同样令人担忧。然而，中国文坛，包括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在新世纪的勃兴证明了文学同样可以与大众媒介有机结合，衍生出新兴的文学形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中国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就翻译文学而言，一方面，它在全球化语境下，完成了本体价值的回归并初步确立其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它逐渐由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走向边缘。就中国本土文学而言，在新的语境下，中国大众文学与影视、网络紧密结合，制造了新世纪中国文坛蓬勃、热闹的景象。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在新世纪的互动交流更多地体现在大众文学领域，而中国精英文学则出现了本土文化的转向。这些变化和趋势表明，在全球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日趋成熟，对翻译文学的题材选择和价值判断都变得更加客观清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
[3]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传媒的功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 张联：《翻译文学的传播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5] 李琴：《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概览》，《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
[6] 王先霈：《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7]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8] 曹顺庆、邹涛：《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的互动性与一体化过程》，《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作者简介：邝江红，女，1974—，广西恭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与翻译教学，工作单位：广西工学院鹿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