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逻辑》书名与前不久张维迎一部作品的标题“市场的逻辑”，两相呼应。那部作品强调了“企业家”于市场经济的核心重要性，这部作品反复强调的，是诸如邓小平这样的“政治企业家”于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核心重要性。
　　凡论及企业家活动，由这类活动的创新本质决定，我们必须将只在未来才被普遍意识到的那些现实可能性纳入分析框架，这与“逻辑”之本义有内在冲突。因此，两部作品的标题所称“逻辑”，是口语意义上的类比，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自洽体系。
　　在想象力的约束下，如每一位数学系本科生的日常功课所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建构许多逻辑自洽的体系。但逻辑学泰斗（也是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罗素明确表示过，任何逻辑自洽的体系里，总有一个或两个（或多于两个）被称为“逻辑常项”的参量最为重要，因为这些参量是逻辑体系与真实世界基于常识的界面。
　　當我们关注真实世界时，在想象力约束下存在着无数逻辑可能的逻辑自洽的体系当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凡参加过经济学研讨会的留学生，常听到参与者的评论“这是不相关的”。这是很严重的批评，穷经皓首十年寒窗炮制出一套理论，被认为与真实世界“了无关系”，这是多么致命的打击。是的，经济学是介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社会科学，它必须坚持哪怕仅通过一个逻辑常项与真实世界相关，而不能不相关。
　　我尊重其仁，私人情感之外，主要理由就是上述我的这套理论见解——哪怕我熟悉千百种理论，我其实最关注的是与真实世界相关的理论。而这一相关性，或者说，我与真实世界保持的基于常识的界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是否认真地倾听其仁的声音。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套用了王元化先生反复引用的马克思命题。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马克思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里（参阅《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卷46上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采取了上述第一种方法，也就是从具体进入抽象的方法，非如此不能建构经济学的“体系”。而马克思自己坚信真正的科学方法是上述第二种方法，他称之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非如此不能“理解”经济学。
　　在这部文集第一部分的至少两篇文章里，我读到其仁对马克思全部价值理论的批评：“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这是中肯的批评，马克思价值学说以及全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隐含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交易费用为零。著名的“科斯定理”（其仁对这一定理的“交易费用为零”假设耿耿于怀），我反复解释过，广义而言，等价于这一陈述：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项基本的社会科学命题，对那些想要理解其仁这部作品之深意的读者来说，格外重要。
　　没有交易费用，不论中国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无关紧要的议题。关键在于，科斯定理的反面，即交易费用不可忽视的世界，其仁和张五常所说的“真实世界”，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几乎总是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命运。
　　其仁不厌其烦地讲述中国改革的故事，用意在于提醒读者关注和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可能涌现的改革图景。通过其仁的叙述，读者很容易理解，符合改革逻辑的中国未来改革图景，必须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喜欢更直接的表述：妨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将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经济的。
　　政治体制改革，其仁在这里反复介绍，是邓小平的未竟之志。任何尚未完全丧失常识感的中国人都懂得，普遍的腐败源于不受限制的权力。耳熟能详，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