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里，传统的思维逻辑方式使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了大众公认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在这样的时期，传统的流变是较温和、较缓慢的，较容易被大众所认可、所遵循，它与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和利益也基本吻合、互相适应。然而，在历史剧烈的变革时期来临时，传统中墨守成规的一面便格外引人注目地显现出来，并无可逃脱地受到人们特别是各历史时代先觉者们的怀疑、质问、挑战，甚至是摒弃、鞭鞑。
　　我们会发现：人们对待同样一种传统的心理态度，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人们既安于现状又思弃旧图新的双重性格，导致了我们对传统的矛盾心理，并使社会的变革充满激烈的内在机制冲突和人事冲突。传统和现实又可比作新旧文化的“两代父子”。这“两代父子”虽在文化理念上有势如水火之处，但却凝结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与难解难分的百年恩怨。
　　众所周知，萧红曾是中国三十年代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尽管萧红一生都在奋力追求冲破、挣破传统文化束缚，争取女性自由的理想空间，尽管时代的变迁给萧红的努力带来了一部分客观上的契机，但是作为新女性及新女性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萧红亦无力挣脱传统文化对她潜移默化的诱导和影响。
　　《红玻璃的故事》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或许称不上名篇佳作，更何况小说本身又是由萧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英日炮战声中口述，骆宾基于萧红逝世一周年之际整理撰写。因此，在萧红研究上常常被忽略，这并非不可理解。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篇貌似平庸、语不惊人、情节简单的作品，也鲜明地呈现出传统文化的辐射投向萧红一生躲闪不过、使她倍感苦闷与困惑的压力与阴影。
　　故事的主人公王大妈本是一位身体健壮、性格开朗、生命力旺盛的农村妇女，但她无意识中拿起外孙女的万花筒观望了一番之后，精神面貌便一蹶不振，回家后染病卧床，很快就忧郁而死。
　　这篇小说在用去很大篇幅介绍这个中国北方农村普通妇女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后，借助她去女儿家给七岁外孙女过生日这一特定情节展开了小说的主题。作者于是写道：“起初，王大妈还笑着说：‘你那是玩什么呀？拿过来给你姥姥看看’，实在她不是不知道红玻璃花筒，正是因为太熟悉了，才没有在意。但当王大妈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突然她拿开它。”
　　王大妈无意中这一看，“对命运有所悟”，“窥破了命运的奥秘”——即祖孙三代无法摆脱贫苦、孤独、“寂寞而无欢乐”的人生道路。于是，一个“最愉快的老婆子”不久便忧郁而死。这里，决定王大妈这一悲剧性人生转折的因素之一，正是佛家思想中所宣扬的所谓“顿悟”。这里作者显然无意间在写作中流露出佛家思想的某些思维逻辑及对此种理论的认同。由此可见，像萧红这样一位追求灵魂解放的女性作家，她的许多理念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作为旧传统的叛逆，新时代的弄潮儿，她的思维习惯也难免囿于受传统氛围影响而产生的习惯思维定势。据现在所知的萧红生平来看，她或许从未对佛学有过特殊的兴趣，更谈不上有何种程度的研究。但《红玻璃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萧红，佛家思维方式仍对她的创作活动起着诱导渗透作用。
　　《红玻璃的故事》构思的核心，即“但当大妈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这一中心情节（几乎可以说整个故事的前后铺垫都是为此一“顿悟”现象而有意设定的安排），其本身便是从传统文化之一大支系—佛家思想中演化孕育而来。当然，由于故事情节的合理，这种佛家思想的运用更通俗，更合情，更容易被在同一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读者所认同，所理解。这当然可视为作者争取读者的一种受潜意识支配的手段，这手段的本身亦是建立在大众传统文化心理的审美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传统的氛围左右着读者对故事内容可信与否、真实与否的约定俗成的判断尺度。而从作者萧红的立场而言，这该是小说创作动机与手段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只要读过《红玻璃的故事》的人都会对小说反传统生活方式的主题一目了然。小说借用令人信服的传统思维习惯，告诉读者“顿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可能的，但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又警告读者，即使“顿悟”在思维的领域中可能，但对于现实的变革却显得无能为力。
　　小说在客观上提示人们：传统文化氛围现状下生活的人们，即使可以“顿悟”，却难于绝处逢生——亦即不可能像佛家思想宣扬的那样“顿悟成佛”。因为这个“佛”如果放弃了“来生”“转世”的假定，便没有了现实的意义，也就自然丧失了精神上的寄托。“民以食为天”，所谓“食”便是现实生活中物质需求的形象化、具体化。没有实现可能的任何思维传统都将被人们所怀疑，并在怀疑的基础上试图改良它，甚至改造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之一，便是诱发读者重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思维逻辑、行为逻辑是否仍可依赖，是否需要更新，进而思索是不是需要反抗。《红玻璃的故事》借助传统思维习惯而获得反传统理念的功效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说《红玻璃的故事》只是偶然浸透了传统思维的习惯，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萧红另一篇小说《小城三月》。
　　像《红玻璃的故事》一样，《小城三月》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翠姨平淡却是悲剧的一生，所不同的是《小城三月》的写作手法更加细腻，更为隽永。
　　翠姨是一个“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的典型东方女子。她已接受了封建传统包办婚姻，然而却暗恋上了一个大学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使翠姨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呼吸“咸与维新”的新鲜空气的机会，这便诱发翠姨走上了怀疑传统生活方式的心路历程。在进城的一段游历中翠姨发现哈尔滨“洋学堂”里的男学生“坐马车的时候，总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在学校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学校引进了俄式的道德规范，处处女士优先。“所以翠姨受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看电影”。
　　这一连串男女同行的举动，本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大逆不道，但这一段经历却给翠姨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愉快、满足和作为女人的希望。她感受到了新的男女平等的精神境界和生活空间。这些点点滴滴的内心体验是翠姨对于传统文化的叛逆从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亦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过对自由恋爱的初步追求和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只能给相信宿命论的她带来“不从心”的深重痛苦。她好比一只羸弱的蚕蛹，始终无力咬破命运的蚕茧，最终被传统文化的精神丝缕捆绑而死。
　　可以认为，萧红的基本性格特征和写作特征显现出她总体上是一位感性作家，而非理性作家。因此，在分析她的作品内涵及创作动机时，便要格外留意萧红笔墨背后隐藏着的某种特殊情绪的流动，而这种情绪的流动便是导致萧红一生苦乐与忧患甚至最终绝望而死的根源。在萧红的作品中，既有坚决的、果断的反传统意识，又有对生命意义本身所产生的朦胧的怀疑。这种思维倾向不单为萧红所独有，中外知名的作家、思想家中此种现象亦很常见，如萨特、尼采、鲁迅等皆是如此。比如对新文化运动产生过积极推动作用的李叔同，早年是一位“仗剑去国”的近代文坛英豪，但最终遁入空门，出家为僧。这当然有一些个人因素，但由传统与现实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世界的痛苦与矛盾，应当是导致李叔同回避现实社会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诱因。与他们从理性的高度探求生存意义的努力相比较，萧红显现得更质朴一些、更感性一些、更原始一些，但这感悟却是在萧红的思维脉络上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这里萧红亦受着古今中外多重思维方式的影响——既有佛学思维对人生持“四大皆空”论点投影，亦有西方现代哲学中对人生虚无感慨的因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萧红后期小说中传统与反传统的纠葛，并不单纯是文化观念的冲突，同时也是她对坎坷生涯的不甘与无奈在创作中的艺术投影。她永久的憧憬是“温暖”与“爱”，但结果却被她厌恶的人欺骗，与她挚爱的人分手，最终爱上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她也没有感受到她需求的温暖，而是孤寂忧郁以至早逝。她青少年时代曾以反叛传统而被开除族籍，而临终前却宣布“现在就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了”。她曾历尽千辛万苦冲出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和被封建传统和魔爪控制的封闭的东北小城，而临终前的决定却是“我要回到伪满去”。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段话实际上是萧红对自身境遇的形象描绘。在经历多年外在与内在的思想的演变冲突中，萧红被几重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矛盾所困惑。她承受的负累之一，就是传统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她的单薄的羽翼，终究没有冲出传统的阴霾，飞向温暖与爱的天国。所以萧红后期笔下人物命运的轮回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迷惘、苦闷、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