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看过《新民晚报》上一篇杂文，说中国人有两件事情天生干不好，一个是足球，一个便是电影。理由是吾辈生来不如老外人高马大，又没有人家的金发碧眼，再加上祖宗传下来的脾性谦和，好静修不爱冒险，搞这种“生龙活虎”的项目可谓先天不足。如果说这话调侃意味太浓，接下来还有一个说法倒有点耐人琢磨：它说中国人不大懂得什么叫轻松，好玩的事情也常常搞得十分沉重，人家踢足球拍电影首先是一个开心，让我们一干，非但没有了快感，反而被压上了许多外加的负荷。
　　在女足从大洋彼岸载誉归来的今天，恐怕没有人还会说中国人“天生”踢不好足球了，从集大将风范与明星风采于一体的孙雯、高红们身上，除了可以看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磨砺卧薪尝胆外，还感到了我们民族精神传统中向来不大得到张扬的激情和洒脱。哭敢放声，笑敢开怀，开场时敢跟着音乐大声地高唱国歌，回家时敢面对亲人浓妆艳抹，敢说自己的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敢说自己是天底下最好的守门员，……面对她们征战在绿茵场，思绪也许早已离开了足球，所有感怀凝出的一句话是：换了人间!


　　于是剩下了电影。
　　电影如今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好象谁都可以举出一百零一条缘由，从行业机制到市场改革，从囊中羞涩到人才缺失，从长官意志到盗版光碟，从美国大片到《还珠格格》，随便拿出哪一条都是致命伤害，想要解决哪一条都比登天还难，弄得做电影的人一个个神倦意懒，拍出来的片子一部比一部别扭。国外的朋友常常会好心地问，做得那么痛苦，为什么还在做?
　　回答可能是尴尬的。而这尴尬之中，恰恰有个怨天尤人之外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
　　让拍电影的人平日里私下选择去影院看什么电影，恐怕很少有人首选“受教育”；北京人有“买电视不是为了再买一个爸爸，有一个爸爸教训我就够了”之说，看不花钱的电视尚且如此，更不会有人掏腰包走进影院为了“上课”。但是，这种观赏需求的基本选择，到了拍片子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让给了惟恐不教化、惟恐不沉重的定位。已所不欲，硬施于人，国产片的形象也就从此让人敬而远之。我们常以“身不由已”来慰籍自己二元的心灵，其实以现行电影行业的管理尺度，除了开支军费的八一厂以外，似乎没有谁非要你把电影拍成一本教科书。上一级常常说从来也没叫下面拍干巴巴不好看的电影，而偏偏下一级向上一级交差的时候，会不会犯错误比片子好看不好看更加重要，何况上一级还有自己的上一级，形成一套被审查意识的递进提前量，于是评价作品的标准总是向思想意义倾斜，脸孔越板越好成为一种思维定势。
　　拍电影的如此，看电影的也未必超脱。虽然电影院差不多已门可罗雀，各种作秀的影评活动却不时红红火火，看那些发表的文章或者会上的发言，振振有辞的都在问“给了我们什么”，可是要真照他“爱看”的那样去拍准保上当，因为他写管写说管说真到掏钱买票的时候还是南辕北辙。
　　再说传媒，如果说寂寞的电影毕竟还有一个不被冷落的角落，那么来自传媒的这种安慰又常常让你哭笑不得。拍得不好他骂，拍得不错他也数落，你娱乐了他说你没思想，你思想了他又说你没娱乐，不明白究竟是太希望中国电影好而恨铁不成钢，还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或是没有目的就为炒新闻?


　　说来说去，我们是把电影当成了太重要的一回事情，也许因为从前，电影确曾因为“唯一”而重要过，而当初它从历史教育到道德教化，从配合运动到节庆冲喜的那些全功全能，如今是否已时过境迁?当人们不再是公家发票，整队入场，须交观片心得，回单位还要讨论，而是下了班放了学以后，只为了轻松一下来看我们的电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学会轻松一点地拍吗?
　　附：郑洞天，河南人，1944年生，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主要导演作品有电影：《邻居》、《鸳鸯楼》、《人之初》、《故园秋色》，电视剧：《命运》、《父亲是变色龙》、《老师》、《寻呼妈妈》等，部分得过金鸡奖、华表奖、童牛奖、飞天奖；著有一些理论、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