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特殊产物，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合法、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一份党报。
　　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到1947年2月28日在重庆被封，《新华日报》存在了9年1个月零18天（1952年复刊改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
　　这期间，国民党碍于联合抗日和新闻自由的遮羞布，一边容忍这份共产党报在其统治区的存在，一边又出台了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予以打压。
　　如何让《新华日报》绕过新闻检查制度说真话，成为最后一任总编辑章汉夫艰难的任务。
　　从校刊记者到党报编辑
　　章汉夫原名谢启泰，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他的父亲谢仁冰曾在北京京师大学堂攻读英国文学，后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与鲁迅共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与马叙伦、王绍鳌共同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12年，章汉夫随父迁居北京，读完小学后进入清华学堂。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清华园内也掀起了校内民主、学生自治的斗争。在赶走了三位校长之后，清华成立了学生会，各种学生社团也纷纷组织起来。
　　章汉夫积极投身学生社团活动，结交了施滉、冀朝鼎等人，成立了唯真学会，崇尚“真理所在，即趋附之”。
　　1924年，第312期的《清华周刊》刊登了谢启泰一篇《与李庶务长谈话记》的文章。庶务长相当于总务处长，章汉夫以校刊记者身份采访李庶务长，要求改善学生伙食，“学生方面不满意者，不仅不洁及口味而已，尚有菜之质量问题”。
　　1926年，章汉夫毕业，公费留美，先后就读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美国，章汉夫开始接触美国共产党，参加美共的讨论、演讲等活动。
　　在国内，由共产国际撮合，共产党和国民党从1924年1月开始了历时三年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1926年秋，美共安排施滉、章汉夫等人加入国民党旧金山支部，章汉夫在支部所办的美洲《国民日报》担任编辑。
　　1927年，施滉、章汉夫先后加入美国共产党。这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受美共派遣，施滉、冀朝鼎、章汉夫于1928年7月赴苏联留学。章汉夫起名史东，取英文Stone（石头）谐音。苏联期间，章汉夫多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在国际场合的英文翻译，其中曾为邓中夏做秘书和翻译。
　　1931年1月，章汉夫秘密回到上海。当时，国民党施行白色恐怖政策，驻在香港的共产党广东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章汉夫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
　　随后，广东省委再遭破坏，到任一个月的省委书记蔡和森被捕遇害。章汉夫临危受命，担任书记兼宣传部长。
　　1931年12月31日，由于叛徒告密，章汉夫也被捕入狱。父亲谢仁冰和三姑夫郑铁如（时任香港中国银行经理）重金聘请著名律师施救，最后港英政府给章汉夫下了十年不得入港的驱逐令，予以释放。
　　1932年初日军入侵上海，章汉夫违背父命，离开家门寻找组织。6月，章汉夫在上海遇见了莫斯科认识的杨尚昆，再次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到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9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1933年5月21日，章汉夫再次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省委宣传部长陶铸。
　　章汉夫先后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南京陆军监狱和苏州反省院。同期被关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还有邓中夏，国民党劝降失败，邓中夏在雨花台遇害。章汉夫也遭到了严刑拷打与劝降，随时面临被秘密杀害的危险。
　　几年后，在重庆《新华日报》值夜班时，章汉夫常跟年轻同志回忆坐牢情形，激励大家珍惜时间。
　　1935年10月，谢仁冰以几十两黄金为代价，将章汉夫保释出狱。此时，共产党刚刚突破国民党五次围剿、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延安。
　　出狱后的章汉夫笔耕不辍，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国际述评和政论文章，呼吁联合抗日。“汉夫”即是他当时的常用笔名之一，取意“男子汉大丈夫”，而“章”姓则源自他在苏州监狱的化名“章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释放后，口头承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在全国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几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中共报纸《新华日报》。
　　潘汉年堂兄、后来成为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潘梓年与章汉夫等人受命负责在南京筹备《新华日报》。其中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




　　开天窗和敏感词
　　潘梓年、章汉夫等人在南京做了大量筹备工作，集齐了各部门人员和物资设备，甚至进行了试版，但日军侵华战局紧张，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也转到了武汉。
　　1937年10月19日潘梓年等人撤离南京。12月3日，南京沦陷。
　　到了武汉，蒋介石却通过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拖延《新华日报》的登记工作。
　　直到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才终于获准正式出版，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章汉夫为编辑部主任。
　　1月17日下午，国民党特务机关便纠集了数十个暴徒，手持铁棍、利斧等凶器，冲到《新华日报》割断了营业部的电话线，砸坏了屋内的一些器物，推翻了排字房一部分排字架，打伤了一名排字工人。周恩来、叶剑英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他们只好说是流氓搞的，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情。 　　1938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新华日报》转移至重庆。1938年11月下旬，章汉夫开始担任副总编辑，并于后来担任总编辑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自1932年起，国民党开始颁布一系列新闻检查法令，形成出版前检查制度，在各地设立新闻检查所，谓之新闻统制。
　　抗日战争的爆发，成为国民党推出战时新闻检查法令、强化新闻检查的藉口。
　　1938年国民党通过《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9年蒋介石亲下手令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事委员会，布置加强新闻检查；同年，国民党还出台了《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等。
　　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规定除了中央通讯社的稿子外，其他言论和新闻，报社都必须送国民党检查机关检查，否则，就是违法，轻则处分，重则勒令停刊。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就在被删得上文不接下文的地方注明“被删”、“免登”字样；后来这种做法遭到禁止，他们就换用省略号代替；省略号也不行时，他们又在被删的稿件上补上几个字，让上下文接起来；最后这也不被许可，有时送审的稿件整篇整篇被扣下不发。
　　于是，《新华日报》就开“天窗”。
　　最大的一次“天窗”是1940年1月6日，第一版整个上半版社论位置，只有几行字：
　　抗战第一！胜利第一！
　　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初级的胜利（代论）、（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命免登，来不及写第三次稿，故本日无社论，尚希读者原谅是幸！
　　国民党检查机关还定期给《新华日报》送“敏感词”清单：独立自主、开放民主、改善民生、民族解放、发动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毛泽东等都成为不能见报的词汇。


　　“送检”的技巧
　　“送检”成了《新华日报》的一项专门业务，总编室有专人负责。总编辑章汉夫还与编辑们一起专门研究送检技巧。他们对比国民党通过的和扣留的稿件，探索如何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在文字上下工夫，争取通过检查。
　　他们甚至做到了了解每一个检查员的性格、特点、值班时间等。把比较容易通过的稿件，送给较为顽固的检查员，较难通过的稿件则送给马虎的检查员。
　　有时候，为了给那些检查员一些“惩罚”，他们会深夜送去一大批文章，说明天必须见报，搞得检查员头晕脑胀，疏忽中放行；有时，则故意在稿件中出现许多错别字，丢句掉段；有时，则在很多普通稿件中，夹带一条地位不显著，但内容重要的消息；有时，他们则会把重要文章，拆整为零，分开送审，通过后再合在一起发表。
　　1943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后，便被化整为零，一篇文章拆成三篇，搭配上言辞较为激烈的政论短评一起送检。最后，三篇文章均通过检查，在《新华日报》刊发。
　　1940年初，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改组，中共把一位叫潘沃权的安插了进去，一直隐蔽到抗日战争胜利。潘沃权“卧底”的职责之一，便是在新闻检查时给《新华日报》提供便利，“小扣大放”。
　　跟新闻检查所斗智斗勇也成了总编辑章汉夫的家常便饭，为了达到发稿但又保障报纸安全的目的，“合法”与“非法”的斗争手段被他运用娴熟。
　　曾在《新华日报》做编译的任以沛生前曾有文章回忆章汉夫在电话上与国民党检查官讨价还价的情景：
　　有一个掌管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大官原是汉夫在莫斯科的老同学。为了争取发表一篇重要文章，汉夫同此人电话对话，简直令人发噱。汉夫一会儿仿佛恳求，“老兄高抬贵手嘛！”但旋而又以似让步的口气带着讥讽；一会儿简直是训斥，“你这个官儿是怎么当的？难道这么点小事也做不了主？”一会儿又似乎是妥协，“你有困难，我困难更大嘛！”“标题字体尽量小一点，不就行了嘛？”一会儿又像劝告，“别人，别人管它什么？”“闹僵了，老兄面子上也不好看吧。”缠住不放，终于达到目的。我们在旁听着汉夫的出色表演，电话挂断后无不哈哈大笑。
　　与新闻检察官的周旋也练就了章汉夫辛辣风趣的语言风格，在与一位检查员理论时，得知对方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时，章汉夫不无讽刺地告诉这位检查员，“真想不到，堂堂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回来竟干这种不体面的职业，我要为你鸣不平！”
　　而章汉夫领导《新华日报》对付国民党检查最精彩的一次，要数皖南事变后，刊登周恩来题词那次。
　　智斗检查官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军队在安徽南部泾县茂林地区突袭了北移的皖南新四军，杀害抗日将士九千余人，军长叶挺被俘——史称皖南事变。
　　此时临近《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1月11日晚，报社举行纪念活动，周恩来激励大家：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
　　第二天报纸发表创刊三周年报道和周恩来讲话稿时，再次遭遇国民党新闻检查。为了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消息首次对外披露，《新华日报》用“新×军”代替了“新四军”，而新闻检查官则强令报纸把“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改成“敌寇重重包围”。
　　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称新四军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下令向新四军进攻。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为无辜牺牲的新四军将士题写了悼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7日当晚，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开会商讨对策，其中之一就是由《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的题词。
　　平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都是坐等报纸送审。但17日晚10点多，新闻检查所一位30来岁的检查官却带着大批军警亲临报社，要求报纸第二天不得刊发关于新四军真相的文章。 　　面对检察官的突袭，总编辑章汉夫客气而不失强硬地与他周旋。
　　时任编辑部主任的石西民当时也在场，日后他对章汉夫与检查官的对话做了详细记录：
　　章汉夫：我看干这种事，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你过去在什么学校毕业？
　　检查官：燕京大学。
　　章汉夫：为什么干新闻检查官？
　　检查官：一个人总得有个职业嘛，我学过新闻。
　　章汉夫：你是个大学毕业生，看你年纪轻轻，什么事不能干？要去干这种很不名誉的差使。这对你有什么好？真替你惋惜！
　　检查官涨红了脸，神态困惑：唔，唔，啊，啊，哈，哈，好说好说。
　　章汉夫：你们以为检扣了《新华日报》揭露围歼英勇抗日的新四军的真相的新闻，不准刊登，就可以一手遮天，人民就不会起来反对你们了吗？这绝对办不到的，我们明天的报纸上可以不登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报道，但是这种倒行逆施的勾当如果不坚决制止，休想不受到惩罚。你们干的罪恶勾当，快要人神共愤了！
　　检查官：章先生，咱们是为了公事。我办完了就走，我无意来同你吵架。哈哈。至于说新四军嘛，不听中央军令，总是不对的吧！
　　章汉夫：新四军奉我党中央命令北撤，有什么不对？只有日本帝国主义才下得了围歼一支抗日军队的命令。究竟要听什么命令？你说？
　　检查官：不谈这些了，章先生说明天报上不登“免登”的新闻，那就好了。
　　章汉夫：我们明天一定不登揭露的新闻，但是你们也休想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就这样，我们说过的话算数。不登就一定不登，你走罢，半夜三更待在这山沟里干什么？
　　检查官：好，好，好！不登就好，大家都好。我再坐一下，等报纸印出来了再回去。
　　章汉夫：还不放心？共产党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检查官：唉，唉，没有别的意思，职责所在嘛！
　　章汉夫：你这样卖力，大概可以受奖升官了吧！
　　检查官：哦，哦，好说，好说。
　　……
　　最终《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排出了两个版本，一个版刊印周恩来的题词，一个版应付检查。
　　新闻检查官看了没什么问题的版本后，满意地撤了。
　　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则加速印刷，提前印出来一批，分发出去。
　　第二天，报丁和报贩卖报时高喊：“周恩来题词，向江南死国难者致哀！”“抗议反动派解散抗战有功的新四军！”
　　国民党发现后，动用大量军警，满街搜查，见《新华日报》就撕，见人读《新华日报》就抓。18日的报纸销量比平日多了好几倍，甚至有报贩乘机涨价，原价两角一份，最高涨到五元一份。一个美国记者在重庆街头抢到最后一份，花了十美元，成为国统区新闻界奇谈。
　　此后，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的检查则变本加厉，一度导致因为被毙稿太多而减少出版版面。同时，为了保证安全，报馆也疏散了大量人员。四川大学已退休新闻学教授、曾任《新华日报》史学会成都分会理事的向纯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皖南事变后，报馆人员从之前的五六百人减至一二百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华日报》带头在国统区掀起拒检运动。当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
　　拒检运动声浪迭起，国民党被迫做了部分放松检查的让步，但在内战爆发后就再次收紧。
　　内战爆发后，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终于痛下狠手，查封了重庆《新华日报》。
　　解放后，章汉夫离开新闻界，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后在“文革”中被打倒，1972年病逝于秦城监狱，1979年获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