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宣布破產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和前同事们结伴去“旅游”。
　　第一站是同事莉莉的家乡衡阳。我们从深圳出发，先搭火车，再转大巴，抵达乡下时已是晚上八点。她父母要睡了，给我们留了饭。屋外一片黑，蛙声、虫鸣和拖拉机声占据夜晚。莉莉感慨，工作二十多年了，自己从没在这种时间段回过家。我们三个摸黑聊天，谈出路、养老和赡养父母到凌晨，越说越心慌。
　　15天前，6月20日，我们失业了。那天上午9点10分，公司微信工作群突然弹出一条消息：“这个月30号，请所有员工回公司办离厂手续，大家可以去找新的工作了。”这家已经上市的港资服装企业没能撑过疫情，终于申请了破产。
　　2001年，我从上海来到深圳打拼，成为这家厂子管理层的一员。同事大都是第一批到深圳打工的女性，我们共事超过十年。遭遇疫情以来，工厂停工，所有员工每月发1400元。我们平均年龄超过40岁，除了攥着工资留守在这个“家”里，别无选择。
　　从衡阳往北走，我带着两个同事回到合肥老家。父亲惊喜地抹了抹眼睛，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我的回答和莉莉一样：厂里放假。如果我讲了实话，父亲一定比我还焦虑。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旅游。多年来，公司十一、五一长假只放三天假，为期五天的年假则被圣诞假和香港回归假期抵扣掉三天。平时，我们休大小周、盯货，随时随地回客户邮件。失业后，我和同事本想去国内的热门旅游城市转转，又觉得不回去看看父母，心里过意不去。最后，我们决定到彼此的家乡看风景。
　　八天后，我回到深圳的家。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是我在深圳多年的成果。我的丈夫从事保险销售行业，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家里除了老人和我，不再有拿钱的人。
　　丈夫问我，今后有何打算？我反问：“ 你对我失业有什么想法吗？”他说：“我随便，反正还有几年你也要退休了，就怕你呆在家里着急！”
　　他说得没错，失业后的第一周，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从网上买了一摞励志书籍，没有看进去过一页。每天，我看书失败之后，便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和前同事打电话，相互鼓励。
　　没几天，在全家外出吃饭的路上，女儿笑着说，给你提个意见，你不要生气。最近你像个怨妇，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还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和我爸都有点害怕你。她说：“你是不是提前更年期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有吗？上班上习惯了，突然停下来不适应。”我辩解。
　　一直没出声的丈夫说：“是的，要出去找个工作，你这样呆在家里的确不行，会出问题。”
　　那天过后，我在各个招聘网上都投递了简历。两个星期过去，我没有收到一家面试通知。
　　为了壮胆，我约了另外两位老同事阿芳和阿秀结伴巡街，找找出路。
　　我们在龙岗区一座工业区门口集合，里面厂区分类很杂，服装生产占很大比例。工业区门口的墙上，贴着多张招工广告。我看到一张招聘启事上写：“招聘高级外贸跟单经理”，岗位需求和公司名称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查，原来两星期前，我曾往这里投过简历。
　　公司在一栋老楼的七层，电梯打开，我们正对着前台。好多年没找过工作了，我心里紧张，走进去打招呼。阿秀和阿芳装作不认识我，向另一头走去。
　　前台坐着一位年轻女孩，她给我一份招工信息表和一份试卷，让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写。试卷内容很常规，考外贸跟单的基本操作，要求60分钟做完，我30分钟交卷。
　　她用欣赏的眼光扫了眼试卷，让我等一会。二十五分钟后，她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对我讲：“我们老板说，让您回去等消息。”
　　我忍不住小声问，小美女，我两个星期前就给你们投简历了，一直没通知我来面试。麻烦你告诉我实话，免得我来回跑。
　　小美女瞧了一眼老板的办公室。也许是出于同情，她降低音量告诉我：“老板说40岁以上的女员工，不招。你以后先在网上查查招工单位的电话，打过去问问，通知你去面试再过去，免得白跑。”
　　我们继续巡街。看我伤感，阿芳愤怒地说，40多岁，不休产假，不轻易辞职，这不正是女人最黄金的年龄段吗？那些年轻人，刚学一点经验就跳槽，招他们进来，不是浪费人力和物力吗？做外贸跟单又不是搞科研，真不知道老板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突然想到，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当老板呢？！做了这么多年服装贸易，我们知道怎么拿到最便宜的货。如果我们几个凑钱合租，自己接单，有什么不可以？阿秀补了一句：“董明珠不也是40岁以后开始卖空调的吗？！”
　　三个人振奋了一些，开始观察街边的店铺。眼前的街道上，有一半商铺关门。为了确认没有看错，我们又从街尾转回数了一遍：共三十四家商铺，关门的有十六家。我们又走了三四条街，发现受疫情影响，工业区附近的临街店面半数关门。自己当老板，至少现在不是时候。
　　过了一天，我在煮饭时听到深圳卫视在报道就业市场中的年龄歧视问题。里面讲到，有位男性46岁了，他到一家公司应聘成功，但在报到那天又被拒绝了。他找媒体，想投诉这家公司搞歧视。有观众在评论区讲，就算投诉成功，再进去公司，谁能担保老板不给你穿小鞋呢？
　　我才明白，原来这些公司都不想要40岁以上的人，而且，投诉也没什么用。
　　两天后，原来在公司做后勤主管的晓红宣布自己找到了新工作。她到一家私立幼儿园做保育员，打扫卫生加上照顾孩子，一个月几千块。
　　这给了我新思路。我开始在网上搜索“保育员”、“保洁员”、“前台接待”。果然，一个离我家几百米远的儿童教育机构招正招聘前台接待人员。每月工资三千至四千，不包吃住。我估量，在深圳市区，这些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工作又没有技术含量，年轻人应该没兴趣和我竞争。 　　我拨通上面的电话号码，告诉人事我就住在附近。對方让我当天下午三点带着简历去面试。中午，我草草吃了饭，用心地收拾打扮，两点半到达，三点整敲门。
　　一位看上去三十几岁的女性很热情地让我上楼去谈。她笑着接过我的简历。看到我的出生年月，她的笑容凝固下来，眼睛扫了扫履历部分。
　　她看着我说：“你一进来，我还以为你只有三十几岁呢，我们现在就想招一个前台进来，这工作对你来说绰绰有余。”接着话锋一转，“但是老板要求招35岁以下的女性。招您进来，到时总公司问责下来，我连自己都保不住。很抱歉，我在电话中没问清楚您的年龄，害您白跑一趟。”她把简历递回给我。
　　我走到附近一家肯德基，对着空调狂喝冷饮，希望消除烦热的绝望感。
　　我打开手机通讯录从上往下翻，下意识向熟人求助。我拨通徒弟王芬芳的电话，她在十几年前大学毕业时来我们公司应聘，是我面试后执意留下她的。我们一起工作五年后，她跳到另一家更大的公司。
　　她听到我的近况很吃惊，劝我，不如趁这个机会，找自己喜欢的事做做。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想过。失业以后，我想起自己在工作之前有过很多梦想。我想当作家，还想过开自己的服装店。但是打拼多年以后，这些东西都离我好远。
　　我说，“除了工作，我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
　　她停顿了几秒，说：“我们组有一同事上个月休产假，要招一个过来。工作比你原来的简单，工资也没你原来的高。还有一点，你会是我的组员，你能接受吗？我去找经理说说。”

　　十分钟后，王芬芳回电话给我，让我去她们公司面试。
　　我进了王芬芳所在的小组，同事们都知道我的来历。
　　组里还有另外一位员工小许，今年37岁。一天中午，我听见她和丈夫打电话，边骂边哭。挂上电话，她就赶回去给孩子做午饭了。同事们告诉我，她来公司三年，活得谨慎，很少主动说话。她家里有两个孩子，父母都在农村，大部分花费靠她承担。
　　我和小许的关系由于新的裁员计划变得紧张。这家公司主营奥运会商标产品，同样受疫情的影响，今年的订单减了大半。公司规定，每组裁掉一个人，这意味着我和小许只能留一个。
　　八月十八日，王芬芳出差去验货，我收到的一批有特殊要求的订单，不知道如何操作信息分类。
　　我拿着订单走到小许工位旁边说：“小许，我不知道怎样将这些订单拆分录入公司系统，你教教我，谢谢哈！”她看了看递过去的订单，说，这不算复杂，我手上的订单一份就有十几页纸，要录入来自三个国家的客户的系统。接着，她找出那份十几页的订单给我看。
　　此前，我想到小许的难处，动过辞职的心思，也想找机会把消息透露给她。我沉默了几秒钟说：“哦，这样呀，要不你先教我把这单录入电脑。好难呀，我都不想在这干了。”
　　小许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我进来时他们也没有教过我，都是我自己摸索的，做多了就不复杂了。”
　　在我的央求下，她开始在电脑里录入这批特殊要求订单的资料，一句话没讲。我在旁边默默看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下班后，我跟王芬芳讲了自己的纠结：我不想把小许挤走，但也生气她这么防我。我吐槽了一阵，气又消了，还是决定退出竞争。
　　8月25日，我把辞职信交给了经理。那天中午，经理过来劝我，让我不要嫌钱少，毕竟工作难找。我推辞说，只是因为每天通勤时间要花四个小时，我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离职宴那晚，当着全公司的面，经理又提了一次我离职的事情。她对我说，你的能力和反应都不比年轻的同事差，但如果不是王芬芳，你也没机会呀！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次裁的不是你。
　　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旁边的小许，她低着头假装喝水，神情不自在。同事们听了，纷纷附和经理，劝我留下。
　　我端起酒杯，站起来说：“郑经理，这杯酒我敬您！虽然我才来不到两个月，但我觉得您和同事们真的很好。可是，我家离公司实在太远了，真的吃不消。”经理也端起酒杯说：“我们到这个年纪，能不拼就不拼。”
　　我刚坐下，小许和我碰了下杯子，轻声问：“敏姐，你真辞职啦！”我点头。她问了一圈我的情况，表情放松下来：“像你这样的条件，都不用出来工作的。”
　　晚上九点半，离职宴散了。九月初，深圳的夏夜风很大，灯光从树叶中穿过，在马路上映出影子。我和新同事们边走边聊，心底涌出依恋感。很多年轻人从我身旁略过，我想掏出手机拍他们的背影，又怕同事看到，没有拍成。
　　我心里想，明天，又是不用上班的一天。
　　持续的压力下，在离职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打定主意去做房产中介。虽然没有底薪，也没有合适的客户群，但经理没有拒绝我以全组最大的年龄入职。
　　这家公司是深圳知名的连锁房产公司。我学着90后和00后同事，对着网站客户的电话号码连打七天，终于有人说要买房。
　　我把电话捧在耳边，生怕漏掉任何信息点。放下电话，我激动地加班到十一点半， 共找到了七套备选。如果卖出房子，佣金会比我之前工作的年薪还高。
　　第二天，九点四十五分，一位中年男性踱步进来，盯着最年轻的同事小黄，满脸笑意地问，昨天打电话的是不是她？当我站起来说“是我”时，他的眼皮忽然下拉。
　　凭我这些年的经历，我觉得他只是来找乐子的。没等我介绍完，他便说对房源没有兴趣，不看了。经理责备我没尽力，我说这个人不是来买房，就是想来撩一撩漂亮的小姑娘。经理不相信。
　　第二天下午，小黄又打电话邀请他看我介绍的那七套房子，对方答应了。晚上九点左右，小黄回到公司，把公文包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这人总想占我便宜，有几次他想拉我的手，都被我躲开。还说今天看的房子不理想，但要保持联系，我信个鬼！” 　　她朝我说：“陈姐，你看人的眼光厉害，老江湖啊。”
　　我的最后一单是帮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租房：租金不能超过两千，两室，精装，地铁口附近。我学着同事到地铁附近的居民区跑盘，和保安套近乎。深圳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找了一整天，一无所获。
　　第二天我在街边搜索，一个报刊亭的侧墙上贴了张A4纸，手写着招租信息和联系电话。我赶紧撕下，敲定看房。第三天早上，约定时间一小时后，客户抱着一条小狗出现了。
　　她扫视一圈，发火：“这房子不行，太阴暗了！我讲过，我要南北通透采光好的，你带我看的房子就不是人住的！”
　　房东马上急了，我把客户拉出门，陪笑：“美女，这地段贵，只能租到老房子，您也知道，老住宅楼户型上都不是很好。"
　　"我付你们钱就是要找满意的房子！你耽误我半天，就带我看这垃圾房子，这就是办事效率 ？”
　　“您前天要，昨天约您来看房了，这效率还算可以吧？”我想骂人，又想给岁数不小的自己积点口德，最后反驳了一句。
　　女人看了我一眼，轻描淡写道："走半天路，渴死了。"我取出背包里的水，拧开瓶盖递过去给她。她喝了一口，抱起她的小狗说：“乖乖，我们走，这样的垃圾房还让我们看”，扭头走了。
　　我冲她的背影喊了一声：“您慢走，再见。”没人回应。我心里有种屈辱感，想到了离职。
　　从房地产公司辞职的第二天，我到几家幼儿园和商场直接找负责人，询问招不招保洁员、理货员。对方告诉我，他们不招没有经验的人。
　　对于找工作，我彻底放弃了。
　　那周周五，我和六个老同事约好到前公司附近的餐厅见面。我们聊起过去的情景，曾经的争执都变得美好。现实则显得无奈：除却晓红和香梅，余下的人都没有工作。阿秀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因为家里没钱，停掉了补习班；莉莉和阿芳，每天在家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感觉自己的家庭地位逐渐下降，不敢多说话。找到保险销售工作的香梅则开始在超市里计算开支，谨慎购物。
　　我说，前几天有个新闻，几个大妈在淘宝上卖毛线，直播教学织毛衣，月入过百万。你们说我去摆地摊，卖我做的手工包行不？
　　这大概就是我几十年来，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我的休息时间几乎都花费在手工包和公仔缝制上面，家里攒了三大箱，一直舍不得扔。我早就想过，摆个地摊把它们卖了，但没有勇气叫卖。大家都说我与时俱进——今年提倡的不就是地摊经济吗？
　　回家后，我把摆地摊的想法说给家人听。丈夫脸一沉：“我缺你吃、少你穿了吗？被我们的同事和朋友看到了，还以为我怎样虐待你呢？你还是去找一份工作做做吧。”我说，这有什么不能做的？
　　傍晚，我把家里的小包、小公仔和耳环往袋子里一装，来到地铁口。六点，下班高峰期来临，地铁口涌出的人群中，偶而有几个朝我瞄一眼。我心里说：来看看吧，不买也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不敢说话。
　　一小时过去，我闻到隔壁红薯摊上飘来的香味，想起晚饭没吃，问摆摊的大姐：“甜不甜？给我来一个。”
　　大姐抬起头来，脸被阳光晒得和烤红薯的手一样黑。她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胡乱绑着，刘海有一半被汗水贴在脑门上。
　　我拿着红薯，边吃边搭讪：“烤得好，又香又甜，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斤？”她没有回答我，有些警惕地问我是哪里人，是不是也想烤红薯卖？
　　我连忙摆手。看到有顾客来买红薯时她照顾不过来，我就过去帮她，空气终于热了起来。大姐说她之前在餐厅做服务员，这段时间餐厅没有生意，自己失业了。她以前在老家卖过烤红薯，重操旧业。她还指指另一位卖书的中年女性，告诉我，那个女人之前在商场上班，失业后才来这里卖书，她的生意还不错。
　　晚上八点后，闲逛的人和摆摊的人越来越多。有位约七十岁的大妈在我的摊位前蹲下来，把几个小包拿起看了一遍，给了意见：有的针脚缝得太多，有的用料多余。 另外几位大妈说，现在做手工的人越来越少看到了，问我成本如何。
　　八点半，香梅身穿职业装走到我的地摊前，指着地上的包说：“美女，这个，那个，还有那个我全部要了。”我急忙拍開她的手：“做生意呢，别闹！”
　　看我有点害怕，她把公文包放在地上，拿起小包吆喝：“走过路过的，都来看看，全手工限量小包，全世界独一无二！”边说边往小包里装手机，演示容量。我偷偷地看两边的摊子，幸好，她们各忙各的，没有讨厌的表情。
　　九点半，我和香梅梳理今晚的收入：入账190元，去除成本155元，手工费不计，平均每小时收入10元。
　　这是我失业以来赚到的第一笔钱。此前，我一直和丈夫每月要4000元。有时，他忘了主动给我，开口时，我底气不足。我清楚地记得，这天晚上的路灯特别亮，我和香梅走在夜晚的市区，幻想以后生意做大了会怎样。这是我半年以来最开心的晚上。（来源：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