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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阄在我国历史悠久，先秦时期的占卜，汉唐流行的射覆，明清雅集的掣签赋诗，还有流传一千多年的小儿抓周等，都可视为“抓阄”的源流。
近代严复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中抨击封建包办婚姻时说：“岂有伉俪之大，一與之齐，终身不改，而发端之始，乃以探筹抓阄之法行之乎？”其实在我国皇权时代，又岂止是婚姻如同抓阄，一生幸福寄托于天命，专制王朝在选官用人这样关乎朝廷治乱的严肃问题上，竟也用抓阄来决定取舍。有时是皇帝个人行为，一时从权，有时则朝廷设立制度，形成惯例。
抓阄选宰相
我国古代用占卜法选官起源很早。《尚书·大禹谟》记载舜要把君位传给禹，大禹回答道：“枚卜功臣，惟吉之从。”您还是逐一占卜功臣，让吉祥者接受帝位吧。《汉语大词典》释“枚卜”说：“一一占卜。古代以占卜法选官，因以指选用官员。”《宋书·王华传》记载，孔宁子曾对宋武帝刘裕说：“隆化之道，莫先于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举。”所谓“枚卜之方”，就是指荐举选拔官员。《汉语大词典》进而解释说：“明代专指选大臣为大学士，入内阁主事。”明代推举阁臣的“枚卜”，只是借用了《尚书》的典故，未必真的占卜抓阄。杨涟曾上疏指控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第五条说：“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所言“忠贤一手握定”，似乎为竹签或占卜工具，其实当为“一手操控局面”之意。
真用抓阄法选宰相，五代后唐已有先例。据《旧五代史·卢文纪传》，末帝李从珂即位后，颇为宰相人选而发愁，朝臣推荐了几位候选人，他又对其才能品行把握不定，于是“乃俱书当时清望达官数人姓名，投琉璃缻中，月夜焚香，祷请于天，旭旦以箸挟之，首得文纪之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期待，欢然命之，即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姚顗同升相位”。杨亿在《杨文公谈苑》“卢文纪为相”条中也说：“清泰（唐末帝年号）即位，将命相，取达官名十人致瓶中探取之，首得文纪，遂为宰相。”唐末帝抓阄选出的两位宰相又表现如何呢？卢文纪平生积财巨万，遇事无主见，末帝很快就对他不满，说：“朕闻主忧臣辱，予自凤翔来，首命卿为宰相，听人所论，将谓便致太平，今寇孽纷纷，令万乘自行战贼，于汝安乎？”卢文纪闻言惶恐不已，连连谢罪。姚顗比卢文纪也强不了多少，虽然为官清廉，然而“在相位龌龊无所为”，纯粹是个“伴食宰相”。
明代也确实有两位皇帝搞过抓阄选相，一是嘉靖帝，二是崇祯帝。《明史·钱龙锡传》记载了崇祯元年（1628年）的抓阎选相过程：先由廷臣推举出十位人选，“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也有记载，并说钱龙锡“勋业德望俱无闻焉，何以邀有天幸乃尔？”唐末帝与明思宗都是亡国之君，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他们选宰相真可谓“不拘一格”，但靠抓阄指望老天，又岂能降下“救时宰相”的人才呢？
崇祯帝似乎对抓阄特别偏好，在抓阄选相之前，还曾抓阄点过状元。查继佐《烈皇小识》卷一记载，崇祯元年（1628年）春，“上留心策士，进呈三十六卷，并贮名金瓯中，以金箸挟之，凡三挟，皆得刘若宰，遂定为状元。”反复三遍挟出的都是同一人，还真是神了。刘若宰后来官至谕德，给崇祯帝当过讲官。他擅长书画，政治上并无作为，《明史》无传。后人知道他，多半因为抓阄点状元这件事儿。
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起，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也开始采用金瓶掣签的制度，至今已延续200多年。期间绝大多数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以掣签方式遴选的，现任的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就是20多年前以金瓶掣签选出，经中央政府认定的。这同样也是仿效古代“枚卜任官”、抓阄选相的方式，并赋予了它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意义。
抓阄授职官
抓阄授官又称之为探筹拜官、掣签授官。据《周书》卷二十九，北周将领王勇本名王胡仁，为人雄健有胆量。在邙山之战中，他与王文达、耿令贵三人力战有功，受到当时任宰相的宇文泰的赏赐。“军还，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拟授勇等，然州颇有优劣，又令探筹取之。勇遂得雍州，文达得岐州，令贵得北雍州。”为了避免将领之间的争功嫉妒，抓阄的确可以避免纷争，但这只能偶一为之。
明代选授地方官确实用过拈阄和掣签方法。《明史·选举志三》曰：“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孙丕扬踵而行之。后虽有讥其失者，终明世不复更也。”《明史·李戴传》也说：“在外府佐及州县正、佐官则尽用掣签法。”但“其初用拈阄法”尚存疑窦，此法始于何时何人，具体例证何在，《明史》语焉不详，文献难以查证。
孙丕扬行“掣签法”，有多处文献可征，对其褒贬不一。据《明史》本传记载，孙丕扬是陕西富平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出任吏部尚书，其为人“挺进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初授官与升迁曰大选）急选（改任、降职、丁忧、候补曰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谷山笔麈》卷五云：孙丕扬“又患内人请托，难以从违，大选外官，立为掣签之法，一时宫中传以为至公，下迨小民闾巷翕然称颂，而不知其非体也”。于慎行进而批评说：“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烦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而以探丸之智为挈瓶之守（聪明人做出愚蠢事），是掩镜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悬决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批评道：“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土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邪？”
明中叶以后，花四十两银子就能买一个官，加之荐举泛滥，导致一个昆山县就有两个知县、三个县丞、四个主簿。掣签法施行之初，多少可以解决官吏猥滥、贿赂公行的难题，貌似公平公正。但它违背了“量才录用”的用人原则，也没有考虑到选人的实际问题，操作中存在诸多弊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掣签授官”条说：“吏部掣签之法，始自迩年孙富平太宰，古今所未有也。孙以夙望起，与新建张相寻端相攻，虑铨政鼠穴难塞，为张所持，乃建此议。尽诿其责于枯竹。初行时，主者既以权衡弛担，幸谢揣摩，得者亦以义命自安，稍减怨怼，亦便计也。”原来孙丕扬与大学士张位有矛盾，担心他找茬儿算计自己，才想出了掣签授官之法，将用人责权寄托在一根竹签上，这让主管者推脱了责任，也让候铨者听天由命，但选人并不心甘情愿。当时有位陕西籍的举人候选，抽到杭州府推官一缺，心存畏惧，不愿赴任。孙丕扬大为恼怒，认为此人依仗是同乡，阻挠掣签法的施行，要严惩治罪，其人不得已含泪上任。杭州是东南大府，官司特多，这位陕西举人又听不懂江浙话，根本无法胜任，浙江按察使只好让一位本籍进士与之互调，才算摆平了此事。 《明史》说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赵翼也说：“以吏部注授官职可以上下其手，故设此法以防弊也。”孰料防君子难防小人，掣签法本为防弊，结果却被吏部官员借以舞弊。沈德符披露了其中的内幕：吏部主办的小吏公开对选人说，孙尚书将竹签分成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每方划定了具体州府），现已分别入筒，诸位可以随意抽选。但对这些没有关系背景的选人，筒内竹签都是绝域瘴乡的职位，那些美差肥缺根本轮不到他们，都预留给了有关系肯花钱的主。后来主管的堂官司官发现了小吏们的猫腻，便在大选之前闭门操作，在竹签上动起了手脚，“粘贴地方，暗标高下，以至签之长短、大小、厚薄，靡不各藏隐谜，书办辈亦不得与闻，名曰做签，公然告人，不以为讳。于是作奸犯科，反不在曹掾（胥吏）矣”。只要是有来路的，如果抽签不满意，可以一抽再抽，反复更换，没关系者抽签稍有怨言，就一顿臭骂被驱逐门外。一枚小小的竹签，竟变成了贪官污吏手中的权杖与点金棒。
清朝地方官的选授，依然沿用了明代的掣签法。《清史稿·选举五》有多处记载，“铨选按格（条例标准）拟注（拟定授官），凭签掣缺”，“查年月先后掣选”，“按名挨掣实签”。康熙朝规定，凡被选为知州、知县、同知、通判的，“掣签后俱随本引见（由皇帝当面考察），后世踵行焉”。晚清的笔记与谴责小说中也有例证。吴趼人《糊涂世界》第六回中徐老二说：“我跟了一位余老爷，是新掣签的福建候补知县。”在皇权末世冗官猥滥、仕途沉滞、贿赂公行的官场生态环境下，掣签任官大约是朝廷与士人都能接受的下下策了。正如赵翼所云：“吏弊日滋，自不得不为此法，所以二百年来卒不能改，此亦時势之不得不然也。”（《陔馀丛考》卷二十六“吏部掣签”条）
抓阄任考官
清朝的科举防弊比前代更加严格，对乡试主考官的选任也更加谨慎，人品与学问并重，为此建立了“考试差”制度。康熙以前多由大臣保举，雍正之后正式施行考差制，资格为翰林学士及进士出身的京堂官（六部九卿衙门长官）、科道官（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先期呈送名单，注明职务、籍贯、科分及应回避之省份，经统一考试选出合格人员，造册以备选派。考试差始于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四年（1726年）上谕云：“去年朕将科目出身官员通行考试，分别记名，以备简用。今乡试届期，将记名人员掣签发往。”其具体程序是：“将御试取定人员，书名牙签，盛以金筒，每届按省分差之期，设黄案于午门外，令书名人员齐集，命大学士同礼部堂官捧金筒置黄案上，掣签唱名。宣读上谕毕，大学士将所掣名签恭请钦定正副主考，遵旨差往。”（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九）
其实早在顺治朝时，乡试同考官已经采用考试简选，抓阄入闱的方式了。《钦定科场条例》卷十附载旧例云：“顺治五年（1648年）定，各省同考官，令该巡按（巡抚、按察使）提学公同考选派用。”“顺治八年题准，江南房考，提学会巡按二司选用，务取洁守实学，每十员用二十员公同阄定。”“顺治十七年定，在外同考，各省督抚公慎酌量，扣定日期，将本省及邻省才望素著推知（推官、同知），或科甲教职等官，倍数密取到省，即日公阄入闱。”抓阄入闱比例为二取一。又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试内监试李鸿逵所记，同考官的分房也是抓阄派定的。其《春闱内帘杂咏》之二《分房》云：“翌日掣签分左右，诸人鹄立到堂前。双拳并举排名次，众目齐观占后先。”自注：“正副主考各据一签筒，一掣某名，一掣某房，与吏部掣签相同。”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也说：入闱后主考升堂掣签，分定房数之次序。正主考掣房签，副主考掣姓名签，各人按所得之数目归房，故同考官亦曰房官。
清代的考试差制度一方面提高了主考官的文化素养，增强了其责任感和荣誉感，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制度缺陷，遏制了人情请托。经过雍乾嘉三朝的反复调整，考试结果由公布到不公布，由排名到不排名，只分取与不取，而且名单只有皇帝知晓。届期分派时又抽签而定，外界难以猜测，其防弊效果十分明显。但到同光年间，掣签差遣改为御笔圈点，太监又在其中玩弄伎俩，就连考差本身也出现关节舞弊，这都是晚清的官场腐败所导致，掣签制度本身是没有错的。
近代严复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中抨击封建包办婚姻时说：“岂有伉俪之大，一與之齐，终身不改，而发端之始，乃以探筹抓阄之法行之乎？”其实在我国皇权时代，又岂止是婚姻如同抓阄，一生幸福寄托于天命，专制王朝在选官用人这样关乎朝廷治乱的严肃问题上，竟也用抓阄来决定取舍。有时是皇帝个人行为，一时从权，有时则朝廷设立制度，形成惯例。
抓阄选宰相
我国古代用占卜法选官起源很早。《尚书·大禹谟》记载舜要把君位传给禹，大禹回答道：“枚卜功臣，惟吉之从。”您还是逐一占卜功臣，让吉祥者接受帝位吧。《汉语大词典》释“枚卜”说：“一一占卜。古代以占卜法选官，因以指选用官员。”《宋书·王华传》记载，孔宁子曾对宋武帝刘裕说：“隆化之道，莫先于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举。”所谓“枚卜之方”，就是指荐举选拔官员。《汉语大词典》进而解释说：“明代专指选大臣为大学士，入内阁主事。”明代推举阁臣的“枚卜”，只是借用了《尚书》的典故，未必真的占卜抓阄。杨涟曾上疏指控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第五条说：“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所言“忠贤一手握定”，似乎为竹签或占卜工具，其实当为“一手操控局面”之意。
真用抓阄法选宰相，五代后唐已有先例。据《旧五代史·卢文纪传》，末帝李从珂即位后，颇为宰相人选而发愁，朝臣推荐了几位候选人，他又对其才能品行把握不定，于是“乃俱书当时清望达官数人姓名，投琉璃缻中，月夜焚香，祷请于天，旭旦以箸挟之，首得文纪之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期待，欢然命之，即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姚顗同升相位”。杨亿在《杨文公谈苑》“卢文纪为相”条中也说：“清泰（唐末帝年号）即位，将命相，取达官名十人致瓶中探取之，首得文纪，遂为宰相。”唐末帝抓阄选出的两位宰相又表现如何呢？卢文纪平生积财巨万，遇事无主见，末帝很快就对他不满，说：“朕闻主忧臣辱，予自凤翔来，首命卿为宰相，听人所论，将谓便致太平，今寇孽纷纷，令万乘自行战贼，于汝安乎？”卢文纪闻言惶恐不已，连连谢罪。姚顗比卢文纪也强不了多少，虽然为官清廉，然而“在相位龌龊无所为”，纯粹是个“伴食宰相”。
明代也确实有两位皇帝搞过抓阄选相，一是嘉靖帝，二是崇祯帝。《明史·钱龙锡传》记载了崇祯元年（1628年）的抓阎选相过程：先由廷臣推举出十位人选，“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也有记载，并说钱龙锡“勋业德望俱无闻焉，何以邀有天幸乃尔？”唐末帝与明思宗都是亡国之君，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他们选宰相真可谓“不拘一格”，但靠抓阄指望老天，又岂能降下“救时宰相”的人才呢？
崇祯帝似乎对抓阄特别偏好，在抓阄选相之前，还曾抓阄点过状元。查继佐《烈皇小识》卷一记载，崇祯元年（1628年）春，“上留心策士，进呈三十六卷，并贮名金瓯中，以金箸挟之，凡三挟，皆得刘若宰，遂定为状元。”反复三遍挟出的都是同一人，还真是神了。刘若宰后来官至谕德，给崇祯帝当过讲官。他擅长书画，政治上并无作为，《明史》无传。后人知道他，多半因为抓阄点状元这件事儿。
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起，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也开始采用金瓶掣签的制度，至今已延续200多年。期间绝大多数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以掣签方式遴选的，现任的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就是20多年前以金瓶掣签选出，经中央政府认定的。这同样也是仿效古代“枚卜任官”、抓阄选相的方式，并赋予了它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意义。
抓阄授职官
抓阄授官又称之为探筹拜官、掣签授官。据《周书》卷二十九，北周将领王勇本名王胡仁，为人雄健有胆量。在邙山之战中，他与王文达、耿令贵三人力战有功，受到当时任宰相的宇文泰的赏赐。“军还，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拟授勇等，然州颇有优劣，又令探筹取之。勇遂得雍州，文达得岐州，令贵得北雍州。”为了避免将领之间的争功嫉妒，抓阄的确可以避免纷争，但这只能偶一为之。
明代选授地方官确实用过拈阄和掣签方法。《明史·选举志三》曰：“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孙丕扬踵而行之。后虽有讥其失者，终明世不复更也。”《明史·李戴传》也说：“在外府佐及州县正、佐官则尽用掣签法。”但“其初用拈阄法”尚存疑窦，此法始于何时何人，具体例证何在，《明史》语焉不详，文献难以查证。
孙丕扬行“掣签法”，有多处文献可征，对其褒贬不一。据《明史》本传记载，孙丕扬是陕西富平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出任吏部尚书，其为人“挺进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初授官与升迁曰大选）急选（改任、降职、丁忧、候补曰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谷山笔麈》卷五云：孙丕扬“又患内人请托，难以从违，大选外官，立为掣签之法，一时宫中传以为至公，下迨小民闾巷翕然称颂，而不知其非体也”。于慎行进而批评说：“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烦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而以探丸之智为挈瓶之守（聪明人做出愚蠢事），是掩镜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悬决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批评道：“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土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邪？”
明中叶以后，花四十两银子就能买一个官，加之荐举泛滥，导致一个昆山县就有两个知县、三个县丞、四个主簿。掣签法施行之初，多少可以解决官吏猥滥、贿赂公行的难题，貌似公平公正。但它违背了“量才录用”的用人原则，也没有考虑到选人的实际问题，操作中存在诸多弊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掣签授官”条说：“吏部掣签之法，始自迩年孙富平太宰，古今所未有也。孙以夙望起，与新建张相寻端相攻，虑铨政鼠穴难塞，为张所持，乃建此议。尽诿其责于枯竹。初行时，主者既以权衡弛担，幸谢揣摩，得者亦以义命自安，稍减怨怼，亦便计也。”原来孙丕扬与大学士张位有矛盾，担心他找茬儿算计自己，才想出了掣签授官之法，将用人责权寄托在一根竹签上，这让主管者推脱了责任，也让候铨者听天由命，但选人并不心甘情愿。当时有位陕西籍的举人候选，抽到杭州府推官一缺，心存畏惧，不愿赴任。孙丕扬大为恼怒，认为此人依仗是同乡，阻挠掣签法的施行，要严惩治罪，其人不得已含泪上任。杭州是东南大府，官司特多，这位陕西举人又听不懂江浙话，根本无法胜任，浙江按察使只好让一位本籍进士与之互调，才算摆平了此事。 《明史》说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赵翼也说：“以吏部注授官职可以上下其手，故设此法以防弊也。”孰料防君子难防小人，掣签法本为防弊，结果却被吏部官员借以舞弊。沈德符披露了其中的内幕：吏部主办的小吏公开对选人说，孙尚书将竹签分成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每方划定了具体州府），现已分别入筒，诸位可以随意抽选。但对这些没有关系背景的选人，筒内竹签都是绝域瘴乡的职位，那些美差肥缺根本轮不到他们，都预留给了有关系肯花钱的主。后来主管的堂官司官发现了小吏们的猫腻，便在大选之前闭门操作，在竹签上动起了手脚，“粘贴地方，暗标高下，以至签之长短、大小、厚薄，靡不各藏隐谜，书办辈亦不得与闻，名曰做签，公然告人，不以为讳。于是作奸犯科，反不在曹掾（胥吏）矣”。只要是有来路的，如果抽签不满意，可以一抽再抽，反复更换，没关系者抽签稍有怨言，就一顿臭骂被驱逐门外。一枚小小的竹签，竟变成了贪官污吏手中的权杖与点金棒。
清朝地方官的选授，依然沿用了明代的掣签法。《清史稿·选举五》有多处记载，“铨选按格（条例标准）拟注（拟定授官），凭签掣缺”，“查年月先后掣选”，“按名挨掣实签”。康熙朝规定，凡被选为知州、知县、同知、通判的，“掣签后俱随本引见（由皇帝当面考察），后世踵行焉”。晚清的笔记与谴责小说中也有例证。吴趼人《糊涂世界》第六回中徐老二说：“我跟了一位余老爷，是新掣签的福建候补知县。”在皇权末世冗官猥滥、仕途沉滞、贿赂公行的官场生态环境下，掣签任官大约是朝廷与士人都能接受的下下策了。正如赵翼所云：“吏弊日滋，自不得不为此法，所以二百年来卒不能改，此亦時势之不得不然也。”（《陔馀丛考》卷二十六“吏部掣签”条）
抓阄任考官
清朝的科举防弊比前代更加严格，对乡试主考官的选任也更加谨慎，人品与学问并重，为此建立了“考试差”制度。康熙以前多由大臣保举，雍正之后正式施行考差制，资格为翰林学士及进士出身的京堂官（六部九卿衙门长官）、科道官（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先期呈送名单，注明职务、籍贯、科分及应回避之省份，经统一考试选出合格人员，造册以备选派。考试差始于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四年（1726年）上谕云：“去年朕将科目出身官员通行考试，分别记名，以备简用。今乡试届期，将记名人员掣签发往。”其具体程序是：“将御试取定人员，书名牙签，盛以金筒，每届按省分差之期，设黄案于午门外，令书名人员齐集，命大学士同礼部堂官捧金筒置黄案上，掣签唱名。宣读上谕毕，大学士将所掣名签恭请钦定正副主考，遵旨差往。”（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九）
其实早在顺治朝时，乡试同考官已经采用考试简选，抓阄入闱的方式了。《钦定科场条例》卷十附载旧例云：“顺治五年（1648年）定，各省同考官，令该巡按（巡抚、按察使）提学公同考选派用。”“顺治八年题准，江南房考，提学会巡按二司选用，务取洁守实学，每十员用二十员公同阄定。”“顺治十七年定，在外同考，各省督抚公慎酌量，扣定日期，将本省及邻省才望素著推知（推官、同知），或科甲教职等官，倍数密取到省，即日公阄入闱。”抓阄入闱比例为二取一。又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试内监试李鸿逵所记，同考官的分房也是抓阄派定的。其《春闱内帘杂咏》之二《分房》云：“翌日掣签分左右，诸人鹄立到堂前。双拳并举排名次，众目齐观占后先。”自注：“正副主考各据一签筒，一掣某名，一掣某房，与吏部掣签相同。”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也说：入闱后主考升堂掣签，分定房数之次序。正主考掣房签，副主考掣姓名签，各人按所得之数目归房，故同考官亦曰房官。
清代的考试差制度一方面提高了主考官的文化素养，增强了其责任感和荣誉感，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制度缺陷，遏制了人情请托。经过雍乾嘉三朝的反复调整，考试结果由公布到不公布，由排名到不排名，只分取与不取，而且名单只有皇帝知晓。届期分派时又抽签而定，外界难以猜测，其防弊效果十分明显。但到同光年间，掣签差遣改为御笔圈点，太监又在其中玩弄伎俩，就连考差本身也出现关节舞弊，这都是晚清的官场腐败所导致，掣签制度本身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