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受父母的影响,我一度非常喜爱外国文学——称为“文学”,有些过,不过就是些故事——《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等,或是自己看小人书,或是听大人读后,再翻翻“大书”,我也能理解不少,曾为许多人物、情节感动过.不想,刚成为少年,这种喜爱便搁浅了,原因简单而幼稚,是在近代史的课堂上听了列强们对中国的劫掠,尤其是敦煌文物的外流,使我对掠夺者充满刻骨的憎恨,慢慢地,这憎恨弥漫开来,几乎波及了所有能与“外国”扯上联系的人和物.我的举措,是排斥,排斥跟外国沾边儿的一切.书,当然是不读外国的,多读古书!写字能用毛笔就用毛笔,甚至幻想能再穿上长袍.每每听到我“慷慨激昂”的陈词,父亲会笑道:“我们家的小‘国粹派’!”他告诉我,这种人,清末、民国都有,不足为奇,而长袍,也不纯然是汉人的.我自然不服气,于是又有一番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