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圆满落幕。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无疑将是指导下一步改革发展、攻坚破难的引路明灯。《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有所破立，在施政思想和核心理念上同样也大胆迈进，标志着我们党对治国理政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许多新表述、新论点、新思想，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对改革目标的全新表达，由于内涵深邃，饱含学理，指向明确，被政界和学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仅是政治学中的核心问题，更是执政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根本主线。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不仅能提高党驾驭全局的统领作用，也能逐步清除长期积存的体制弊端，更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制度和能力保障。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辨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意义与功用，并辅之以实践案例与历史经验，无疑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
　　《决定》多次提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术语，这都与传统的规制、管理等理念大异其趣。措辞微妙变化的背后，体现的是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充实执政理念的努力，是国家、社会、公民化解对立对抗，从交互联动到善治共赢的思想革命。诸如行政体制、财税、金融、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土地改革、发展方式转变等复杂重大改革领域，只有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治理体系，才会有处变不惊的治理能力；也只有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才能更加稳固坚实、集约高效。从观念和指导思想上将治理理念集中凸显，更显示出中央全力推进改革的雄心与策略。
　　用现代治理精神理顺相关关系，应逐步摆脱党政包办一切的旧有模式，容纳吸收更多建设性力量参与到经济建设、民生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秩序维护、公益事业发展和廉政舆论监督中，实现多元力量在法律和规则内协同共治。这必然要求执政党从更高层面、更宽视野上谋划和厘清党和政府，政府和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必然要规范权力运行，减少对市场与社会的过度微观干预，突破思想与制度上的“禁区”与“雷区”，更多更自觉地发挥法制的刚性职能，变管制型政府、全能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开放型政府，激发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献计献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异常复杂高端的“系统工程学”，既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又要考虑到改革对社会和政权的冲击力度和承受能力。因此，择要列出有助于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大改革领域，剖析存在的“疑难病症”，借助专家的视野、学养和判断力，从学术和理论角度提供更精细、更全面的参照与解读，相信定会有助于读者纵深理解改革的趋向、重点、难关与破解之道。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进入21世纪以来，“重新集权化”全面挤压了县乡政府，加剧了县乡政府与上级政府、县乡政府与基层民众的紧张关系。现在，基层政府已陷入深刻的治理危机。如果政府体制改革缺乏强有力突破，或将出现多重危机并发局面。政府改革需要抛却传统思路，重新界定和确立不同层级政府间权力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间建立全新的互动模式。
　　——赵树凯
　　所谓升级，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坚持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就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支撑力。
　　——张占斌
　　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社会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律和文化上如何界定，各种社会活动如何组织，居民的公共参与如何实现，以及基于居民参与活动的方式形成社会关系的建设等。
　　——丁元竹
　　深化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严格退市制度和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制度等各项制度性改革。发展多层次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与GDP世界第二地位相称的现代资本市场，恢复其正向“晴雨表”功能，有利于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王 健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显著成果，但与其成为具有结算、投资交易以及储备功能的国际货币的目标还有距离。就目前而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且保持一定顺差，而如何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其中，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将具有重要意义。
　　——宗 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