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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岁的伯父，名叫甫良，身材魁梧，面貌堂堂，说话响若洪钟，气宇轩昂中带着几分严肃，我们小孩子都对他有几分畏惧。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深夜，大雨如注，漆黑的夜幕上不时划过一道道闪电，雷声震耳欲聋，连鸡子、鸭子也在圈里“嘎嘎”地乱叫，我们都很恐惧，全家没有一个睡着的。那时，家家大多是草房，房子不少处不停地漏水，我们就起来，拿了桶、盆子去等滴下的雨水。这时，雷雨声中隐隐约约传来敲锣的声音，声音渐渐近了，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几个人影闪进了屋里，他们手拿电筒，身上黑色雨衣不停地滴水，就着灯光看，原来是大队老书记，后庄的二大爷，还有伯父，伯父提着锣，衣袖好像已经湿透了。老书记说：“接到上级通知，最近要加强预防地震，今夜雨水很猛，我们几个老党员挨家挨户告诉你们一声，大家别休息了……”伯父接着说：“你们拿几个碗摞在桌上，一旦有响动声，赶紧往外跑……”几个黑影又消失在夜色中了，黑暗中又响起了锣声。后来，公社发出通知，家家户户在外搭建防震棚，我们在防震棚里住了有半年时间才搬进屋里居住。
伯父在生产队里平时负责保管粮食的工作。一天，伯父手里拿着一块长长的木板，木板上还有一个手柄，我很疑惑，这是什么工具？是抹墙的木板吧，又没那么大，说是普通的木板吧，它又有个把手。伯父看出我的疑问，对我说：“走，我带你看看。”我随着伯父来到了生产队粮食仓库。伯父举着木板说：“你看，它不仅有个柄，木板上还有字呢！”我细看，果真刻着深深的两个字。伯父说：“这是‘公平’两个字，粮食上匝了，我们要在上面盖上‘公平’印，也就是做上记号，不能让生产队里的粮食少一粒！”我看了看匝顶，果真密密麻麻地印着字。我真佩服伯父做事是如此的细致，这样密的印记，要想从中取走一粒粮食都是不可能的。忽然，仓库角落的几个小黑瓶吸引了我，伯父说，这是防虫的药，粮食不仅不能少，还不能被虫吃了或者霉了。伯父抚摸着我的头：“这些粮食是我们全队人的命根子呀！有了它，来年春天，大家就不会饿肚子啦！组织上交给我的事情，我要把它做好！”我仰视着伯父，感觉从未有过的亲切，他和一般的老人是那么不一样，看管粮食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是这样的神圣，是组织、集体对他多么重的托付，他又是那样尽职尽责！
秋收過后，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生产队里的豆角也慢慢地开花结果了。卖了豆角，队里的集体经济就增收了，就可以买牛、买犁、买筐、买扁担了，大伙看着丰收的豆角，个个喜上眉梢。看着一大片挂满豆角的菜田，队长房宝光说：“这豆角还得请大爷去卖。”他说的“大爷”就是伯父。于是，伯父就忙着卖起豆角来，从初夏一直忙活到仲秋。每天清晨，他把摘下的豆角理顺，称好，打捆，然后在他那辆老自行车后面捆上木板，再把一捆一捆豆角整齐地码在木板上，确保豆角不受一点挤压。一般一天能摘五六十斤，有时碰到豆角摘得多，有上百斤的，他就用口袋把豆角装好挂在两侧。一切准备妥当，伯父就蹬上自行车，前往三十里开外的众兴镇去卖，因为那里是县城，可以卖个好价钱。大约到晌午的时候，伯父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回来了。伯父满头大汗，他拿下帽子，一边用帽子给布满汗珠的头和脸扇着风，一边兴奋地说着今天又卖了高价，然后把钱一分不少地算清，交给生产队会计。队长说：“大爷，你可以拿两毛钱在街上吃块大饼。”伯父总是说：“我家里没饭吗？我都在家吃过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伯父又用自行车驮着豆角吃力地向县城驶去，身影在两行大树间慢慢地远去……
我长大了，对伯父的身世也慢慢有了一些了解。父亲告诉我，伯父年轻的时候积极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带着队伍先和日本鬼子打，后又和国民党打，长年活动在洪泽湖周围，神出鬼没地和敌人战斗。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他把章连成等几位乡亲带到革命队伍中去。伯父先带的是一个营，是营长，后做了一个乡的乡长，领导一个乡的革命工作。
伯父娶伯母裴氏，生有一子，生下后腿微跛。伯父忙于革命工作，耽误了治疗，儿子腿疾慢慢加重。于是，伯父不得不回家帮他疗伤，伯父伯母带着大哥远赴镇江、上海，却是疾重难返，不见好转，加之病急乱投医，听信偏方，回家用火烟炙烤大哥腿部，伤及腿骨，致使彻底瘫痪。伯父忍痛回到洪泽湖畔，留下伯母一人在家暗自流泪。
1946年，由于国民党进攻苏北，上级组织要求党组织北撤山东，有关人员可就地疏散，以保存革命力量。伯父响应号召，回到老家。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人们会尊敬地称伯父为“老营长”！他曾经是革命的“老营长”，回到家乡，他仍然是一位“老营长”“老党员”！这一点，他一直没有变啊！
改革开放以后，组织上很照顾伯父的生活，每月发给他上千元的生活补贴。年纪大了，伯父迷上了看书，每天在自家门前和本庄元进、连友两位老人一起读《隋唐演义》，读《呼延庆打擂》，旁边蹲着他瘫痪的儿子，女儿翠银忙里忙外地干些家务……夕阳从树梢上洒下来，别有一番温馨。
有时候，村里书记来看望伯父，伯父仍然会对他说：“村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你们尽管说。”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吴 彦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深夜，大雨如注，漆黑的夜幕上不时划过一道道闪电，雷声震耳欲聋，连鸡子、鸭子也在圈里“嘎嘎”地乱叫，我们都很恐惧，全家没有一个睡着的。那时，家家大多是草房，房子不少处不停地漏水，我们就起来，拿了桶、盆子去等滴下的雨水。这时，雷雨声中隐隐约约传来敲锣的声音，声音渐渐近了，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几个人影闪进了屋里，他们手拿电筒，身上黑色雨衣不停地滴水，就着灯光看，原来是大队老书记，后庄的二大爷，还有伯父，伯父提着锣，衣袖好像已经湿透了。老书记说：“接到上级通知，最近要加强预防地震，今夜雨水很猛，我们几个老党员挨家挨户告诉你们一声，大家别休息了……”伯父接着说：“你们拿几个碗摞在桌上，一旦有响动声，赶紧往外跑……”几个黑影又消失在夜色中了，黑暗中又响起了锣声。后来，公社发出通知，家家户户在外搭建防震棚，我们在防震棚里住了有半年时间才搬进屋里居住。
伯父在生产队里平时负责保管粮食的工作。一天，伯父手里拿着一块长长的木板，木板上还有一个手柄，我很疑惑，这是什么工具？是抹墙的木板吧，又没那么大，说是普通的木板吧，它又有个把手。伯父看出我的疑问，对我说：“走，我带你看看。”我随着伯父来到了生产队粮食仓库。伯父举着木板说：“你看，它不仅有个柄，木板上还有字呢！”我细看，果真刻着深深的两个字。伯父说：“这是‘公平’两个字，粮食上匝了，我们要在上面盖上‘公平’印，也就是做上记号，不能让生产队里的粮食少一粒！”我看了看匝顶，果真密密麻麻地印着字。我真佩服伯父做事是如此的细致，这样密的印记，要想从中取走一粒粮食都是不可能的。忽然，仓库角落的几个小黑瓶吸引了我，伯父说，这是防虫的药，粮食不仅不能少，还不能被虫吃了或者霉了。伯父抚摸着我的头：“这些粮食是我们全队人的命根子呀！有了它，来年春天，大家就不会饿肚子啦！组织上交给我的事情，我要把它做好！”我仰视着伯父，感觉从未有过的亲切，他和一般的老人是那么不一样，看管粮食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是这样的神圣，是组织、集体对他多么重的托付，他又是那样尽职尽责！
秋收過后，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生产队里的豆角也慢慢地开花结果了。卖了豆角，队里的集体经济就增收了，就可以买牛、买犁、买筐、买扁担了，大伙看着丰收的豆角，个个喜上眉梢。看着一大片挂满豆角的菜田，队长房宝光说：“这豆角还得请大爷去卖。”他说的“大爷”就是伯父。于是，伯父就忙着卖起豆角来，从初夏一直忙活到仲秋。每天清晨，他把摘下的豆角理顺，称好，打捆，然后在他那辆老自行车后面捆上木板，再把一捆一捆豆角整齐地码在木板上，确保豆角不受一点挤压。一般一天能摘五六十斤，有时碰到豆角摘得多，有上百斤的，他就用口袋把豆角装好挂在两侧。一切准备妥当，伯父就蹬上自行车，前往三十里开外的众兴镇去卖，因为那里是县城，可以卖个好价钱。大约到晌午的时候，伯父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回来了。伯父满头大汗，他拿下帽子，一边用帽子给布满汗珠的头和脸扇着风，一边兴奋地说着今天又卖了高价，然后把钱一分不少地算清，交给生产队会计。队长说：“大爷，你可以拿两毛钱在街上吃块大饼。”伯父总是说：“我家里没饭吗？我都在家吃过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伯父又用自行车驮着豆角吃力地向县城驶去，身影在两行大树间慢慢地远去……
我长大了，对伯父的身世也慢慢有了一些了解。父亲告诉我，伯父年轻的时候积极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带着队伍先和日本鬼子打，后又和国民党打，长年活动在洪泽湖周围，神出鬼没地和敌人战斗。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他把章连成等几位乡亲带到革命队伍中去。伯父先带的是一个营，是营长，后做了一个乡的乡长，领导一个乡的革命工作。
伯父娶伯母裴氏，生有一子，生下后腿微跛。伯父忙于革命工作，耽误了治疗，儿子腿疾慢慢加重。于是，伯父不得不回家帮他疗伤，伯父伯母带着大哥远赴镇江、上海，却是疾重难返，不见好转，加之病急乱投医，听信偏方，回家用火烟炙烤大哥腿部，伤及腿骨，致使彻底瘫痪。伯父忍痛回到洪泽湖畔，留下伯母一人在家暗自流泪。
1946年，由于国民党进攻苏北，上级组织要求党组织北撤山东，有关人员可就地疏散，以保存革命力量。伯父响应号召，回到老家。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人们会尊敬地称伯父为“老营长”！他曾经是革命的“老营长”，回到家乡，他仍然是一位“老营长”“老党员”！这一点，他一直没有变啊！
改革开放以后，组织上很照顾伯父的生活，每月发给他上千元的生活补贴。年纪大了，伯父迷上了看书，每天在自家门前和本庄元进、连友两位老人一起读《隋唐演义》，读《呼延庆打擂》，旁边蹲着他瘫痪的儿子，女儿翠银忙里忙外地干些家务……夕阳从树梢上洒下来，别有一番温馨。
有时候，村里书记来看望伯父，伯父仍然会对他说：“村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你们尽管说。”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吴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