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籍文献中的作品原来几乎都是只见文字而不见标点符号和分段面貌的。这是由于在这些作品问世以来的很长时期之内，标点符号和分段面貌尚未被人们创造发明出来。因此在后来出现的注家校本和大中教材中，古籍作品所出现的点读结果和分段面貌，无不都是由后来的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所给出的一副未必属于标准答案的答卷罢了。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至少，它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楚这么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在不曾出现标点符号和句读面貌之前，人们对古籍作品的认知和解读，始终处于一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迷糊状态之中；第二，某些古籍作品在不同的注家校本或者不同的大中教材中，点读结果、分段面貌及旨趣意蕴的领会揭示之所以会各不相同，实际上就是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迷糊状态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在博大精深迂大闳辩的中国学术中，最为源远流长最为历史悠久最为积淀深厚的学术就是关于古籍作品研究解读的学术；而在以自主创新精神为学术研究的灵魂与生命的当今时代，最不容易将自主创新精神贯彻到底的学术仍然还是关于古籍作品研究解读的学术。不错，在这一点上，古哲先贤曾经作过诸多告诫，诸如孔子之所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以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等等便是。无奈在人们对古籍作品所载语言普遍显得盲目糊涂和麻木不仁的迷糊状态中，这一切告诫实际上早就变成了一阵不知所云的耳边风罢了。其实古籍解读的自主创新很有必要从对古籍作品语言内涵的敏感性开始，很有必要从古籍作品的点读面貌的自主创新开始。这里姑且以自行宣称过“文以载道”的韩愈笔下的《师说》为例，来看看事情是不是这样。
　　《师说》虽然仅仅是一篇五百余言的短小文章，但它的的确确称得上是篇千古奇文。关键就是直到现在，人们对这篇短文的认识纷争和认识盲点未免显得太多太多。但是，如果将它的点读面貌和分段面貌调整为如下结果，情况分明就会两样：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之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剡子、苌弘、师襄、老聃。剡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这才可能是柳宗元论《师说》时说韩愈“因抗颜而为师”的真实面目及固有表现的吧。也就是说，按此，《师说》根本就说不上是篇议论文，更不待言所谓标准的和规范的议论文了。应该说，与其将它当作一篇议论文，不如将它当作一篇针砭时弊的杂文来看待显得更为合情合理一些。这是因为其中很少正面说理的成分，根本谈不上什么“中心论点”不“中心论点”之类的问题。至于在时下貌似堂皇地招摇过市的所谓“《师说》是篇没有中心论点的文章”云云，则不过属于一头地地道道的“四不象”一类的玩意儿罢了。其实在《师说》中真正充斥着的，乃是作者对当时社会轻师贱道的恶劣习气的满腔义愤和无情鞭笞。这才是《师说》之中最最重要最最根本的一点。而且这种轻师贱道的恶劣习气可以概括为只与“师师”相对比而存在的、作者自己却并不曾直言的“不师师”。其所谓“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这是典型的“不师师”；其所谓“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这是典型的“不师师”；其所谓“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这更是典型的“不师师”。但没有“中心论点”并不等于就没有基本主张。作者自己的基本主张就是与“不师师”分庭抗礼尖锐对立的要“师师”。要“师师”就是要读者像古之学者之中的成功者们那样认认真真地、恭恭敬敬地、老老实实地去师从取法于得“道”不惑有“业”可受的真师、明师和高师、大师。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出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的那种违情背理、难于理喻的乖谬现象。毕竟，由于“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也”的原因，所以真格的“师”必然是和真格的“道”联系在一起的。“师”真则“道”不伪，“师”劣则“道”不良，“师”愚则“道”不明。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文章标题的“师说”，实质上同时也意味着“道说”——也许，这才更符合“文以载道”的辞中固有之义的吧。不妨想想，在古往今来以“师”为职业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角色之中，真正像韩愈所说的那样能够真正“传其道解其惑”的人，请问究竟能有多少呢？
　　应该说，对于古籍作品的解读而言，《师说》仅仅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例子罢了。类似的例子，笔者本来还可以举出不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里就不再多举了。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古籍研究的自主创新，很有必要从古籍作品点读面貌的自主创新开始。而点读面貌的自主创新则旨在使人对相关作品的潜在旨趣和真实意蕴发自内心地“见而知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古籍作品，也许只用改变一下点读面貌，就能使人们最终告别“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苦恼和迷惘，而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和清新的吧。
　　附注：
　　在古籍文献作品的解读和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观念，即总以为前人的的一切都是有案可稽无法否认的。但是通过多年探究，笔者禁不住冒昧认为：对于既不曾标点又不曾分段的古籍作品，原本有一个“知人”与否的问题和“知言”与否的问题存在着。从“知言”问题上说，又原本有一个能否“闻而知之”和能否“见而知之”的问题存在着。至于对曾经自行宣称过“文以载道”韩愈笔下的作品而言，则有个是否“谙道—闻道”和曾否“闻道—遵道”的问题存在着。古哲曰“上下乖谬者，其道不相得也”，这分明就是个绝妙的警示。基于这样的想法，笔者总认为《师说》属于韩愈笔下不曾被人们读懂解通的重要篇什之一。为此笔者曾发表过多篇拙论，诸如《“师说”之“师”的丰富意蕴》、《韩愈<师说>倘使能够这样点读》、《我读韩愈之<师说>》等等。至于实情是否如此，这就有待学界方家与读者诸君的慧眼明察与公正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