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病房找医生商量住院事宜。等电梯的当口儿，我碰见一对小夫妻从病房的走廊出来，女人坐在轮椅上，男人推着轮椅。他脚下生风，把轮椅推得几乎飞起，那模样像个顽童推着超市的购物车，没有一点儿人在医院的滞重感。
　　一晃眼，他们到了我面前，男人三十出头，社会上的“闲人”模样，头发用发膏梳得翘起，脖子上套着一根婴儿小手指头粗的金链子。只看见女人摆在轮椅上的双腿套着粉红色的棉睡裤，她连头带身子被一件男式厚外套覆盖着，显然，外套是男人的。
　　我们等的电梯没有来，电梯旁两扇硕大的玻璃窗开了一扇，初冬的寒风不由分说地从那扇开着的窗闯进来。我裹了裹略显单薄的衣裳，外套包裹了头和身的女人兴许也感到了一丝寒意。她一个劲儿地咕哝着：“你不冷吗？你不冷吗？”男人笑呵呵地说：“你现在不能受风，我不冷，一点儿也不冷。”以前的我向来对脖戴金链、走路轻狂的男人没有好感，今天却见到他们另一面的柔情，我暗暗责怪起自己的偏颇。
　　医生分了床铺，走进病房一看，一间房里两张床，我的是里间的一张，外面的那张床上，正躺着一个女人，看她的容貌似乎比我年岁稍大一些。我去看她，她缓缓地从床铺上坐了起来，热情地指导起我和婆婆：“行李可以放床对面的橱柜里，床头柜也可用，出了我们的房间，西北角就是这层楼的茶水间，從早到晚都有热水……”
　　我感激地说：“大姐，你别顾着我们，赶紧躺下，你是一个人来住院的吗？”她边说边躺下去：“没事儿，有老公陪着的，这会儿他出去买吃的了。”
　　不一会儿，一位中年男子就提溜着几个饭盒，来病房了。他中等个儿，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外套，一张黑黑的瘦方脸，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笑眯眯的眼睛。摆好饭菜，他一手托着大姐的背帮她坐起来，一边热情地告诉我们可以在哪层楼买到饭菜，以及各式饭菜的价钱。
　　他们俩吃完饭后，就听邻床的大姐说：“我都好多天没有上班了，这些天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只听中年男子大着嗓门儿责问她：“你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出院后，也不准你马上去上班……”大姐用貌似嗔怪，实则甜蜜的声音说：“我就这么一说。”趁着中年男人去洗碗的当口儿，我夸赞道：“大姐，姐夫对你很好啊。”她乐呵呵地笑了。
　　晚上，我实在无法入睡。没有惊动陪伴我的婆婆和妈妈，一个人悄悄走出病房，在病房的走廊里默默地踱着步，想着心事。
　　夜黑得深沉，整个住院部悄无声息，好似进入睡梦一般。
　　我一步又一步地踱着，感到分外孤独。这时，一位男子打断了我寂寞的踱步，我一眼看到他头顶处露出一块鸡蛋大没头发的空处来。他手里捧着一只塑料盒，只与我对视了一眼，就匆匆忙忙去微波炉室加热饭食去了。我一看到他，就想起白日里我妈的讲述。
　　我妈说：“跟我们隔着四间病房的那间房里住着一对夫妻，女人似乎是从外地大医院被拒后回来的，吃什么吐什么，还吐出血来！男人一直在照顾她，今天女人的妈来了，把男人好好地收拾了一顿，埋怨男人没有照顾好她女儿。男人竟一句也没回！丈母娘发了一顿牢骚后，就把小包一拎，气哼哼地走了。”
　　我妈问他的时候，男人就说：“阿姨，都是没办法啊，我这么任劳任怨地照顾我老婆，丈母娘还是会隔三岔五来责怪我一顿，我要跟她吵，难受的是我老婆，我没办法啊！”我妈到我们病房就开始夸这男人，说他是世上难得一见的好男人，我妈怕我们认不出他来，特地强调，就是头上有一处没有头发的男人。
　　在寂静的夜里，空旷的走廊上，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我停下脚步，认真观察他，他看上去很平静，没有一丝不耐烦的样子。
　　我看他端着饭盒噔噔地走过去。过了十多分钟后，又噔噔地走过来接着热饭食。我在走廊里待了近一个小时，看到他，来来回回共六次。我想着我妈白天打探来的消息：“那女人不能吃，吃一口吐一口，还吐出血来！”也许是女人终于能吃上一点儿东西了，而在这初冬季节，食物太容易冷掉，所以他一遍又一遍地跑来微波炉旁。
　　平日里，男人和女人都跟铜豌豆似的，钢对钢，铁对铁，各有各的倔强和厉害。只有住了医院，才知道婚姻的意义。
　　（陈福民摘自《北京青年报》2020年6月16日，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