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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子张氏之儒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接近于墨家”的儒家学派；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大同小异，故被后世合称为“思孟学派”；颜氏之儒应该是一个借庄子学派的宣传而出名的派别；漆雕氏之儒是个任侠作风鲜明的儒家学派；仲良氏之儒或许即是仲弓之儒；孙氏之儒是指荀子学派；乐正氏之儒则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一派。近年出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出现的儒家著作，主要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儒家学派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派或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偏重实行，少有著作传世；或如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出现时代晚于出土简帛下葬的年代。
关键词：儒家八派；楚国；简帛
中图分类号：B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9-0119-06
一
《韩非子·显学》中曾将孔子之后的儒家分为八派，他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儒，有乐正氏之儒。”对于《韩非子·显学》中对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这一分类，胡适已感到“奇怪”。而他之所以感到“奇怪”，一是因为“这八大派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二是因为“曾子、子夏、子游诸人都不在这八家之内”。①但我以为，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第一，这只是韩非个人的看法，他并不是在编教科书，更不是在发布官方的公文，所以随他怎么说都是可以的；第二，这只是韩非对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儒学进行的分类或排序，而不是就先秦儒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分别进行排序。曾子、子夏、子游这些人，在孔子第二代儒家那里可能名气很大，但到韩非子时早已时过境迁，记得他们的人已经不多了，谁说他们一定算得上“儒家八大派”之一呢？所以，我们先不必对韩非的“儒分为八”是否适合进行讨论，只需对韩非所在的战国后期为止，儒家学术思想及其流传情况作一番分析。
胡适曾将《韩非子·显学》中的“这八大派”进行分别，他说“这八大派”中“如乐正氏，如子思，都是第三代的；孟氏、孙氏都是第四或第五代的。颜氏、仲良氏不可考。只有子张和漆雕氏两家是孔子真传的弟子”。郭沫若是第一个著专文研究“儒家八派”的现代学者，他的《儒家八派研究》对此颇有深究。但这个问题其实仍有许多需要讨论的地方。
二
《韩非子·显学》儒家八派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子张氏之儒。
子张，即颛孙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有记载。《论语》一书中记子张姓名共23次，并有《子张》一章②；《韩非子·显学》中“儒分为八”的第一派即是“子张氏之儒”，可见他在当时的学术界名声之大。《史记》和《孔子家语》都说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而我们知道，自公元前534年楚灵王派公子弃疾灭陈之后，虽五年后楚平王扶植了陈惠公这个傀儡，让陈国“复国”，但直到公元前478年楚惠王最后彻底灭掉陈国，这几十年间陈国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只可以视为楚国的一个封邑。如果说子张真是生长于陈国的孔门弟子的话，那真可以说是楚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了。
但根据前人的研究，子张姓颛孙，虽是陈颛孙之后，但与陈之颛孙氏其实相隔甚远。子张氏之先颛孙，乃《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年）由齐奔鲁者。那时，距“少孔子四十八岁”的子张出生时已有将近170年之久，距孔子去世时则更有将近240多年了。故《吕氏春秋·尊师篇》曰：“子张，鲁之鄙家也。”即以子张为鲁人，而崔述根据《礼记》等书的资料，还发现子张之子申祥亦居于鲁，事鲁缪公。故曰：“子张果鲁人。”③梁章钜《论语旁证·为政篇》引钱大昕之说亦云：“《史记》以子张为陈人，而《吕氏春秋》云子张鲁之鄙家也，学于孔子，或陈或鲁，二说皆是。按《春秋传》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子张当是颛孙之后，以字为氏者，故称陈人子张。既从孔子游，而其子申祥为鲁缪公臣，则居鲁非一世矣。”④故《史》《汉》“子张居陈”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由于年代久远和文献记载的缺少，我们对子张氏之儒的学术思想了解非常有限。子张的主要特点，《艺文类聚》卷九十引《庄子》佚文称“子张为武”。根据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中的研究，“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仁爱的范围很广，无论对于多数的人也好，少数的人也好，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不敢怠慢。严于己而宽于人，敏于事而惠于教。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因为有这个相似的原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和墨家更接近了”⑤。而我认为，这也可能是子张氏之儒在战国中后期名声最为显赫，而被《韩非子·显学》列在儒家八派之首的原因。因为在当时，儒、墨同为“显学”，子张氏之儒在儒家中本来已是名声显赫，同时他又“和墨家更接近”，借了墨家的声势来壮大自己，这就有了双倍的气势，也就难怪他在学术界名声最大而被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了。
子张氏之儒战国中后期名声最为显赫，楚地新出简帛文献也基本都属于这一时期的物品，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还没有发现反映子张氏之儒的作品，这又该如何理解呢？我想这大概也和子张氏之儒“接近于墨家”的思想特点有关。因为墨家是特重实践的一群人，他们习惯于用行动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所以少有文字传世。子张氏之儒虽然在社会上名声很大，但都不大喜欢著书立说，所以不仅世上没有该学派的著作流传，就连地下的出土文献中也难觅其踪迹。
《韩非子·显学》中排在第二的“子思氏之儒”，是指孔子孙子子思所代表的那一派儒家。《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则子思乃其字，其名伋。关于子思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在一些争议，钱穆《子思的生卒年》一文认为子思的生年不晚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前481年）⑥，似较为合理。孔子公元前479年卒，此时子思约八岁左右，故子思应该从孔子那里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启蒙教育。又由于孔子弟子皆年长于子思，所以子思即使与孔子的那些弟子，如曾子、子夏、子游、子张等人之间并不如唐宋儒者所坚持的子思之学“出曾子”，也可能不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子思与子游、子张、子夏之间存在师承关系⑦。但他年轻时所接触的儒者本来就是这些人，说他的思想曾受到他们的影响，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然，子思的思想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也是他能够在儒家之林中自成一派的原因。《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子思》二十三篇。（班固原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此书约自南朝起始称《子思子》，但在唐以后便失传了。后人依南朝沈约谓“《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之说⑧，辑成《子思子》辑本。而当代学者又有《大学》一篇亦为子思所作一说。⑨根据现存《子思子》中的这几篇作品，可知子思对孔子的儒学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所发展”。《子思子》中《缁衣》等篇的内容，“实际仍主要延续了孔子仁和礼关系的问题，其中《表记》主要讨论仁（包括义），《坊记》主要论述礼（涉及刑），而《缁衣》则泛论为君之道、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中庸》一篇的上下部分在文体、内容、思想等方面实存在着差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旨趣”，“上半部分主要讨论中庸”，下半部分则“主要讨论‘诚明’”。⑩在《中庸》的上半部分，子思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把‘中庸’的概念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并“要求人们必须竭尽终生之力去实行”；在《中庸》的下半部分，“他以‘诚’为本体，认为‘诚’就是天道”，并对“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说明”，即所谓“天命之谓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也很可能因为《中庸》在子思作品和思想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以显示其思想在孔门儒学中的独创性，故《史记·孔子世家》才特别说明“子思作《中庸》”，而后人亦因此而以子思为儒家论“性与天道”的代表，并以《中庸》为《子思子》的首篇。
根据《荀子·非十二子》，子思的独创思想，除了“中庸”和“诚明”——即论“性与天道”之外，还有对孟子影响至巨、并为孟子所发扬的“五行”之说。《荀子·非十二子》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抛开荀子对子思非难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荀子的这段话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子思思想在荀子所“非”的“十二子”中还有一个独有的思想内容，即他首创的“五行”之说，而且子思还认为他的这个“造说”是“真先君子之言也”；二是子思的这一“五行”说对后来的儒家孟轲影响至巨——这也可以说就是后世所谓先秦儒家有“思孟学派”说的源头。
子思的儒家思想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而且对孟轲产生过重大影响，故孟轲极力地唱和。可见，把他作为先秦儒家的八大派之一是毫无疑问的。
在《韩非子·显学》中被排在儒家八大派第三位的是所谓“颜氏之儒”。
尽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颜氏有颜路、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八人，而且颜回早卒，至使后人（如胡适）或以为颜氏之儒“今不可考”；但自章太炎到郭沫若，大多学者仍相信是指颜回一派。
颜回，字子渊，鲁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少孔子三十岁”，“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从这条记载来看，孔子之子孔鲤先孔子卒，卒年五十，则颜回少孔子四十岁，年当为三十二岁，而其时孔子七十一岁。郭沫若认为，“孔子本人原来就是有些超现实的倾向的人”，“而被颜氏之儒把它夸大了”，故颜氏之儒主要思想就是《庄子·人世间》和《大宗师》里的“坐忘”“心斋”。
颜氏之儒的这一思想特点，大约与他家贫而又甘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有关，也当与他随孔子“游楚”所遭遇的困厄体验有关。或许在生前颜回的学术思想并未被世人重视或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到了战国中期的道家那里，《庄子·列御寇》说庄子本人家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甚至常常告贷无门，所以他不自觉地将颜回引为同类，欣赏颜回的人生态度，并在《庄子》一书中对颜回大加宣扬。故章太炎说道家由老子“传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庄子”。实际上，我认为儒家的颜回乃是借了庄子的宣扬成为一家的。“颜氏之儒”与其说是儒家之一派，倒不如说是道家之一派。韩非可能是看到颜氏之学在学术界有那么大的影响，就连常常极诋孔子的道家人物庄子也对他推崇备至，于是就把晚至战国中期才兴盛的颜氏之儒列为了儒家的八大派之一。但是他仍把颜渊这位本来在孔子弟子中列为“德行第一”的唯一“好学”者，排在“子张之儒”和“子思之儒”的后面、“孟氏之儒”的前面，这就说明他对“颜氏之儒”的由来还是很清楚的。
《韩非子·显学》中位列儒家八大派第四位的是“孟氏之儒”。
孟氏之儒，学术界普遍认为即指孟轲。孟轲，世称“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邹人也。（《正义》曰：‘轲字子舆，为齐卿。邹，兖州县。’）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索隐》：“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弟子也。”）孟子思想对孔子的“仁”学既有继承，也有发展。这就是朱熹在《孟子序说》中所说的：“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因为在孟子时代诸子学说都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取向，所以孟子的学说除了要建立一套道德伦理的观念之外，最现实的目的就是要实行“仁政”，《孟子·公孙丑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史记》说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荀子·非十二子》中亦将他与子思一同非难，而《孟子》一书又屡称曾子、子思，故唐宋以来的儒家常把曾子拉上，说儒家存在一个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道统”，而子思、孟子之说遂由此而合称为“思孟学派”。
应该说，孟子儒学与子思儒学的确有某些联系，这联系似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子思喜谈“性与天道”，讲“中庸”，讲“诚明”，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告子上》也说：“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离娄上》又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和《中庸》一样，《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第二，上引《荀子·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轲时，荀子指斥子思、孟之“罪”中，“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足见二人学术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提倡“五行”之说。“五行”说与思、孟的关系，自竹帛《五行》发现以后，学术界已有充分讨论，此处从略。 但子思和孟子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了。如果说子思时代儒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以道自任的“士”如何以个人的人格尊严而以德抗位的话，那么在孟子所处的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天下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时代，可以说“士”人此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变成了“士”应如何以“道辅势”而平治天下的问题。所以子思和孟子的儒学思想虽有许多联系，但侧重点不同则是更主要的。正是着眼于这些不同，《韩非子·显学》就把“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区分成了先秦儒家中的两个各自独立的派别；而着眼于二者的相互联系和共同点，唐宋以后的儒家学者则把他们合称为“思孟学派”。
在《韩非子·显学》中排列于儒家八大派之五的，是漆雕氏之儒。漆雕氏是谁呢？因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十三篇”（班固原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王应麟曰：“《史记》列传作漆雕开。”杨树达曰：“‘后’字盖衍文。”）说明漆雕开原有著作传世，故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即是指“漆雕开一派”。但由于《汉志》中的“《漆雕子》十三篇”早已亡佚，《论语》中关于漆雕开的记载只有一条，出自《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信。’子悦。”故《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漆雕开“不乐仕”，大概是据此而言；但《孔子家语》又说他“习《尚书》”，就不知何据了。此外《论衡·本性篇》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而“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则漆雕开还有《论情性》之文，或也在《漆雕子》十三篇中，但也一同亡佚了。但漆雕开成为儒家一派的主要特点，似尚不在其论情性“有善有恶”上，而应在其尚勇任侠的作风上，至少在韩非看来在战国中后期是如此。《韩非子·显学》曾说：“漆雕氏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郭沫若认为，这显示出“漆雕氏之儒是孔门的任侠一派”；而蒙文通《漆雕之儒考》，则认为这是漆雕氏之儒近于墨家的反映。大概蒙氏是把任侠看成墨者的作风了，所以他把漆雕氏之儒的流变归入到墨家。其实，虽然我们不敢肯定其他儒家学派是否也有漆雕开“行曲则违于臧获”的作风，但其“行直则怒于诸侯”的作风则亦见于其他儒者。如郭店楚简《鲁缪公问子思》中，子思对鲁缪公即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之说，《孟子·万章下》载子思见鲁缪公亦公然“不悦”，说：“以德则子（指鲁缪公——引者）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公孙丑上》载：“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郭沫若说：“这位北宫先生也就是漆雕氏之儒的一人了。”但《孟子·公孙丑上》却说：“北宫黝似子夏。”看来儒家任侠的作风本很普遍，不宜遽然将漆雕氏之儒往墨家那边拉，而对于儒墨的异同问题当作更深入地探讨。
《孟子》把属于漆雕氏之儒之“一人”的北宫黝作为“养勇”的例子列举出来，说明在战国中后期漆雕氏之儒的确是实繁有徒的，《韩非子·显学》篇把漆雕氏之儒作为当时的儒家八大派之一，是有根据的。
《韩非子·显学》篇儒家八派中的第六派，是所谓“仲良氏之儒”。“仲良氏”的“良”字，有的本子写作“梁”。因此，“仲良氏”就也有可能是“仲梁氏”。尽管学者们费尽脑筋，也没能从文献中发现任何有关仲良氏或仲梁氏的信息，最终归于“无可考”。只有郭沫若别出心裁，猜想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陈良的一派”。因为《孟子·滕文公上》既说陈良“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那“他是有门徒的，陈相与其弟陈辛，‘事之数十年’，足见他在南方讲学甚久，门徒一定不少的”。但郭氏也不得不承认，“唯仲良而氏之，与陈良复有不同”，只是他拿不出证据证明“陈良”即是“仲良”，只能说“或许‘陈’字是误字，因有陈相、陈辛而抄书者联想而致误的吧”。我以为，这里的“仲良氏”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与《荀子》一书中“子弓”是同一个人，都是指孔子的弟子冉仲弓（冉雍）。《荀子》书中的“子弓”即是“仲弓”，自唐杨倞到清人俞樾等，皆已有论证；再加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又有《仲弓》篇，既说明当时确有“仲弓之儒”，也证明《荀子》书中的“子弓”不会是馯臂子弓而只可能是“仲弓”。故韩非子在这里又和上文将“子思之儒”置于“孟氏之儒”前面一样，把“仲良氏之儒”放在了“孙氏之儒”的前面。而从文字字形的角度看，把“弓”“良”二字抄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说文》中“弓”的小篆为“”，而《说文·部》收录有一个古文“良”字，写作“”，与“弓”的篆文有些相近。或许是《韩非子》的抄写者把“仲弓”误成了“仲良”，这也是可能的。仲弓在《论语》中共出现七次，《论语·先进》将他列为孔门“德行”一科的代表人之一，《论语·公冶长》孔子许之为“仁而不佞”，《论语·雍也》孔子说“可使南面”，其学传于后世是很自然的事。
《韩非子·显学》篇中被排在儒家八派中第七位的是孙氏之儒。孙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荀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其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原注：“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王应麟云：“当作三十二篇。”）荀子是韩非的老师，韩非在划分儒家学派时，自然不能不给荀子一席地位；否则，他自己就是学无根柢了。因荀子这一派学者已有太多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费辞了。
《韩非子·显学》篇被列在儒家八大学派第八位的是所谓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中的“乐正氏”是指谁，韩非子并没有说明，古代注家也没有注文，近代胡适首先将其定为乐正子春。大概他想到《礼记·祭义》中“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门弟子”问，而乐正子春曰“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云云的话来，便以为《韩非子》中的“乐正氏之儒”一定是学有渊源而有“门弟子”的乐正子春了。但这其实只是胡适先生的想当然之辞。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则以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为一系，认为“乐正氏即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但他也没有举出什么证据。我以为，就胡氏与郭氏二人的观点相比较而言，郭沫若的看法应该更合理些。因为就《礼记》和《孟子》二书所记乐正子春和乐正克的事迹而言，“乐正子春”在《礼记》中共出现五次，虽然他已有“门弟子”，但每次作者皆直呼其名；而乐正克其人在《孟子》一书中共出现七次，虽然并未提到他已有“门弟子”，但包括孟子在内，所有人都称他为“乐正子”，如果不是东汉赵岐的注文告诉我们此乐正子是“鲁人乐正克，孟子弟子”，我们都不会认为乐正克是孟子的学生，而会以为他和孟子是平辈。这也可见出乐正克在战国中后期儒家中的影响和地位应比乐正子春高，能成为儒家八派之一的应该是乐正克一派，而不会是乐正子春一派。另外，乐正子春为曾子弟子，时代比孟子都要早，如果“乐正氏之儒”真是他，那他就应排在“孟氏之儒”的前面；现在《韩非子》把“乐正乐之儒”殿于儒家八派之后，也说明他的年代不会比孟子、荀子更早，影响也应在二人之下。 三
以上是我们依据《韩非子·显学》篇对战国中后期儒家学派的一个回顾。现在的问题是，依近数十年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这些儒家学派在楚国的流传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在这些书写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没有发现属于“子张之儒”的作品，这和传世文献中的情况是相同的。这说明或者是因为子张之儒的确接近于墨家作风，原本即偏重实际而少有著作流传；也或者是因为子张之儒兴盛的年代较早，主要在北方流传而基本没有传至楚地的缘故。
在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属于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的著作。帛书中有《五行》篇分“经”和“传”两部分，而“《五行》篇的经部为子思作、说部（即“传”——引者）为孟子的作品”，这差不多已是学界的共识。郭店楚简中的《缁衣》《五行》（有“经”无“传”）可以肯定是子思所作，其余《鲁缪公问子思》《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六德》《穷达以时》，则应该如李学勤先生等所言：“都与子思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可说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间的儒学发展的链环。”说这些作品属于“子思之儒”或“孟氏之儒”所作，都是有可能的。上博简中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即《性情论》），那当然也是属于子思的著作。而其中的《民之父母》篇，由于是由子夏与孔子之问答组成，尽管有可能该篇当初是“由年轻而学习及领悟力均强之子夏自行笔记，而后传至同门师兄弟，然后再辗转传至七十子弟子之再传弟子”的，但《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吾何以识其才而舍之”时，孟子以“国人皆曰可”，然后或“用之”或“去之”、或“杀之”，并说：“如此，然后可以为民之父母。”因此，我认为，孟子即使不是竹简《民之父母》的作者，简书《民之父母》的传承却未必与孟子没有关系。
同时，上博简中又有《颜渊问孔子》一篇记颜渊之事，或出于“颜氏之儒”，《中弓》篇，或为“仲良氏之儒”所传。
楚地出土简帛中也没有发现明显属于“漆雕氏之儒”的作品，郭店简《唐虞之道》比利时汉学家戴卡琳认为，该篇的思想乃属于“墨子和杨朱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里”。如果依这一思路来探讨，或许还可以发现该篇与“漆雕氏之儒”或“子张之儒”有点关系。至于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则可能由于他们的时代晚于楚简帛书写的时代，故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基本没有发现他们的著作——只有帛书中的《春秋事语》，可能因其出现于汉墓中，故李学勤先生认为它为“荀子一派所作是不无可能的”。
将楚地出土简帛文献中属于儒家的作品和《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进行比较综合我们就会发现，战国时期传播于楚地的，主要是“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的著作，也有少数为颜氏之儒或仲良氏之儒的作品，但子张之儒和漆雕氏之儒的作品则难觅踪迹，而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的作品也没有发现。这就是说，由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战国中后期在楚国流传的儒家学派，基本就是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其他儒家学派及其思想差不多都没有在楚国传播。而反过来也可以说，《韩非子·显学》篇对先秦儒家的学派划分也基本上只限于他所在的北方地区的儒学发展格局，而他对南方楚国的儒学情况了解可能并不全面。《韩非子·显学》篇中本有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特别是孙（荀）卿本人晚年曾久居楚国，对楚国儒学的发展应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当时已处于战国后期白起拔郢（前278年）及楚国迁都于陈之后，楚国西部故地被秦侵占，政治文化的中心已经东移，而荀子又居于原属鲁地的兰陵，故出土简帛中不能见出其学说对楚国学术思想的影响。
注释
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8—89页。②《古论语》有二《子张》。③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4、199页。④转引自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87页。⑤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12、129、129、113页。⑦“子思之学盖出曾子”，为唐代韩愈首先提出，见《送王秀才序》。宋代二程、朱熹都主张曾子传子思的道统，见《朱子语类》卷十三。郭沫若认为子思之学出于“子游氏之儒”，见《儒家八派的批判》。宋立新则认为子思与子张、子夏存在师承关系，见宋立新：《由新出楚简〈忠信之道〉〈从政〉看子张与子思之师承关系》，《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⑧《经典释文》引刘瓛说“《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但学术界多取沈约《缁衣》出于《子思》之说，故此处采用沈约说。⑨郭沂：《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⑩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9、268—275页。梁涛认为“《中庸》的下半部分包括第一章及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以下部分”。此处采用其说。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137页。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第174—175页。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25页。关于颜渊的思想，拙作《庄子与颜渊》（《诸子学刊》第七辑）有论，可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道统与政统”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4—112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蒙文通：《漆雕之儒考》，《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207页。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锺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456页。叶绍钧：《十三经注疏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第888页。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又可参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所载姜广辉等人的论文。林素英：《〈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与〈论礼〉纂辑之比较——以〈民之父母〉为讨论中介》，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比利时]戴卡琳：《墨子和杨朱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里——〈唐虞之道〉的“中道”观》，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第320—356页。
关键词：儒家八派；楚国；简帛
中图分类号：B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9-0119-06
一
《韩非子·显学》中曾将孔子之后的儒家分为八派，他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儒，有乐正氏之儒。”对于《韩非子·显学》中对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这一分类，胡适已感到“奇怪”。而他之所以感到“奇怪”，一是因为“这八大派并不是同时发生的”，二是因为“曾子、子夏、子游诸人都不在这八家之内”。①但我以为，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第一，这只是韩非个人的看法，他并不是在编教科书，更不是在发布官方的公文，所以随他怎么说都是可以的；第二，这只是韩非对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儒学进行的分类或排序，而不是就先秦儒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分别进行排序。曾子、子夏、子游这些人，在孔子第二代儒家那里可能名气很大，但到韩非子时早已时过境迁，记得他们的人已经不多了，谁说他们一定算得上“儒家八大派”之一呢？所以，我们先不必对韩非的“儒分为八”是否适合进行讨论，只需对韩非所在的战国后期为止，儒家学术思想及其流传情况作一番分析。
胡适曾将《韩非子·显学》中的“这八大派”进行分别，他说“这八大派”中“如乐正氏，如子思，都是第三代的；孟氏、孙氏都是第四或第五代的。颜氏、仲良氏不可考。只有子张和漆雕氏两家是孔子真传的弟子”。郭沫若是第一个著专文研究“儒家八派”的现代学者，他的《儒家八派研究》对此颇有深究。但这个问题其实仍有许多需要讨论的地方。
二
《韩非子·显学》儒家八派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子张氏之儒。
子张，即颛孙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有记载。《论语》一书中记子张姓名共23次，并有《子张》一章②；《韩非子·显学》中“儒分为八”的第一派即是“子张氏之儒”，可见他在当时的学术界名声之大。《史记》和《孔子家语》都说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而我们知道，自公元前534年楚灵王派公子弃疾灭陈之后，虽五年后楚平王扶植了陈惠公这个傀儡，让陈国“复国”，但直到公元前478年楚惠王最后彻底灭掉陈国，这几十年间陈国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只可以视为楚国的一个封邑。如果说子张真是生长于陈国的孔门弟子的话，那真可以说是楚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了。
但根据前人的研究，子张姓颛孙，虽是陈颛孙之后，但与陈之颛孙氏其实相隔甚远。子张氏之先颛孙，乃《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年）由齐奔鲁者。那时，距“少孔子四十八岁”的子张出生时已有将近170年之久，距孔子去世时则更有将近240多年了。故《吕氏春秋·尊师篇》曰：“子张，鲁之鄙家也。”即以子张为鲁人，而崔述根据《礼记》等书的资料，还发现子张之子申祥亦居于鲁，事鲁缪公。故曰：“子张果鲁人。”③梁章钜《论语旁证·为政篇》引钱大昕之说亦云：“《史记》以子张为陈人，而《吕氏春秋》云子张鲁之鄙家也，学于孔子，或陈或鲁，二说皆是。按《春秋传》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子张当是颛孙之后，以字为氏者，故称陈人子张。既从孔子游，而其子申祥为鲁缪公臣，则居鲁非一世矣。”④故《史》《汉》“子张居陈”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由于年代久远和文献记载的缺少，我们对子张氏之儒的学术思想了解非常有限。子张的主要特点，《艺文类聚》卷九十引《庄子》佚文称“子张为武”。根据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中的研究，“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仁爱的范围很广，无论对于多数的人也好，少数的人也好，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不敢怠慢。严于己而宽于人，敏于事而惠于教。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因为有这个相似的原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和墨家更接近了”⑤。而我认为，这也可能是子张氏之儒在战国中后期名声最为显赫，而被《韩非子·显学》列在儒家八派之首的原因。因为在当时，儒、墨同为“显学”，子张氏之儒在儒家中本来已是名声显赫，同时他又“和墨家更接近”，借了墨家的声势来壮大自己，这就有了双倍的气势，也就难怪他在学术界名声最大而被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了。
子张氏之儒战国中后期名声最为显赫，楚地新出简帛文献也基本都属于这一时期的物品，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还没有发现反映子张氏之儒的作品，这又该如何理解呢？我想这大概也和子张氏之儒“接近于墨家”的思想特点有关。因为墨家是特重实践的一群人，他们习惯于用行动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所以少有文字传世。子张氏之儒虽然在社会上名声很大，但都不大喜欢著书立说，所以不仅世上没有该学派的著作流传，就连地下的出土文献中也难觅其踪迹。
《韩非子·显学》中排在第二的“子思氏之儒”，是指孔子孙子子思所代表的那一派儒家。《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则子思乃其字，其名伋。关于子思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在一些争议，钱穆《子思的生卒年》一文认为子思的生年不晚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前481年）⑥，似较为合理。孔子公元前479年卒，此时子思约八岁左右，故子思应该从孔子那里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启蒙教育。又由于孔子弟子皆年长于子思，所以子思即使与孔子的那些弟子，如曾子、子夏、子游、子张等人之间并不如唐宋儒者所坚持的子思之学“出曾子”，也可能不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子思与子游、子张、子夏之间存在师承关系⑦。但他年轻时所接触的儒者本来就是这些人，说他的思想曾受到他们的影响，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然，子思的思想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也是他能够在儒家之林中自成一派的原因。《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子思》二十三篇。（班固原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此书约自南朝起始称《子思子》，但在唐以后便失传了。后人依南朝沈约谓“《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之说⑧，辑成《子思子》辑本。而当代学者又有《大学》一篇亦为子思所作一说。⑨根据现存《子思子》中的这几篇作品，可知子思对孔子的儒学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所发展”。《子思子》中《缁衣》等篇的内容，“实际仍主要延续了孔子仁和礼关系的问题，其中《表记》主要讨论仁（包括义），《坊记》主要论述礼（涉及刑），而《缁衣》则泛论为君之道、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中庸》一篇的上下部分在文体、内容、思想等方面实存在着差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旨趣”，“上半部分主要讨论中庸”，下半部分则“主要讨论‘诚明’”。⑩在《中庸》的上半部分，子思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把‘中庸’的概念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并“要求人们必须竭尽终生之力去实行”；在《中庸》的下半部分，“他以‘诚’为本体，认为‘诚’就是天道”，并对“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说明”，即所谓“天命之谓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也很可能因为《中庸》在子思作品和思想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以显示其思想在孔门儒学中的独创性，故《史记·孔子世家》才特别说明“子思作《中庸》”，而后人亦因此而以子思为儒家论“性与天道”的代表，并以《中庸》为《子思子》的首篇。
根据《荀子·非十二子》，子思的独创思想，除了“中庸”和“诚明”——即论“性与天道”之外，还有对孟子影响至巨、并为孟子所发扬的“五行”之说。《荀子·非十二子》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抛开荀子对子思非难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荀子的这段话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子思思想在荀子所“非”的“十二子”中还有一个独有的思想内容，即他首创的“五行”之说，而且子思还认为他的这个“造说”是“真先君子之言也”；二是子思的这一“五行”说对后来的儒家孟轲影响至巨——这也可以说就是后世所谓先秦儒家有“思孟学派”说的源头。
子思的儒家思想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而且对孟轲产生过重大影响，故孟轲极力地唱和。可见，把他作为先秦儒家的八大派之一是毫无疑问的。
在《韩非子·显学》中被排在儒家八大派第三位的是所谓“颜氏之儒”。
尽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颜氏有颜路、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八人，而且颜回早卒，至使后人（如胡适）或以为颜氏之儒“今不可考”；但自章太炎到郭沫若，大多学者仍相信是指颜回一派。
颜回，字子渊，鲁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少孔子三十岁”，“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从这条记载来看，孔子之子孔鲤先孔子卒，卒年五十，则颜回少孔子四十岁，年当为三十二岁，而其时孔子七十一岁。郭沫若认为，“孔子本人原来就是有些超现实的倾向的人”，“而被颜氏之儒把它夸大了”，故颜氏之儒主要思想就是《庄子·人世间》和《大宗师》里的“坐忘”“心斋”。
颜氏之儒的这一思想特点，大约与他家贫而又甘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有关，也当与他随孔子“游楚”所遭遇的困厄体验有关。或许在生前颜回的学术思想并未被世人重视或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到了战国中期的道家那里，《庄子·列御寇》说庄子本人家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甚至常常告贷无门，所以他不自觉地将颜回引为同类，欣赏颜回的人生态度，并在《庄子》一书中对颜回大加宣扬。故章太炎说道家由老子“传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庄子”。实际上，我认为儒家的颜回乃是借了庄子的宣扬成为一家的。“颜氏之儒”与其说是儒家之一派，倒不如说是道家之一派。韩非可能是看到颜氏之学在学术界有那么大的影响，就连常常极诋孔子的道家人物庄子也对他推崇备至，于是就把晚至战国中期才兴盛的颜氏之儒列为了儒家的八大派之一。但是他仍把颜渊这位本来在孔子弟子中列为“德行第一”的唯一“好学”者，排在“子张之儒”和“子思之儒”的后面、“孟氏之儒”的前面，这就说明他对“颜氏之儒”的由来还是很清楚的。
《韩非子·显学》中位列儒家八大派第四位的是“孟氏之儒”。
孟氏之儒，学术界普遍认为即指孟轲。孟轲，世称“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邹人也。（《正义》曰：‘轲字子舆，为齐卿。邹，兖州县。’）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索隐》：“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弟子也。”）孟子思想对孔子的“仁”学既有继承，也有发展。这就是朱熹在《孟子序说》中所说的：“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因为在孟子时代诸子学说都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取向，所以孟子的学说除了要建立一套道德伦理的观念之外，最现实的目的就是要实行“仁政”，《孟子·公孙丑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史记》说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荀子·非十二子》中亦将他与子思一同非难，而《孟子》一书又屡称曾子、子思，故唐宋以来的儒家常把曾子拉上，说儒家存在一个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道统”，而子思、孟子之说遂由此而合称为“思孟学派”。
应该说，孟子儒学与子思儒学的确有某些联系，这联系似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子思喜谈“性与天道”，讲“中庸”，讲“诚明”，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告子上》也说：“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离娄上》又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和《中庸》一样，《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第二，上引《荀子·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轲时，荀子指斥子思、孟之“罪”中，“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足见二人学术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提倡“五行”之说。“五行”说与思、孟的关系，自竹帛《五行》发现以后，学术界已有充分讨论，此处从略。 但子思和孟子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了。如果说子思时代儒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以道自任的“士”如何以个人的人格尊严而以德抗位的话，那么在孟子所处的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天下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时代，可以说“士”人此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变成了“士”应如何以“道辅势”而平治天下的问题。所以子思和孟子的儒学思想虽有许多联系，但侧重点不同则是更主要的。正是着眼于这些不同，《韩非子·显学》就把“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区分成了先秦儒家中的两个各自独立的派别；而着眼于二者的相互联系和共同点，唐宋以后的儒家学者则把他们合称为“思孟学派”。
在《韩非子·显学》中排列于儒家八大派之五的，是漆雕氏之儒。漆雕氏是谁呢？因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十三篇”（班固原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王应麟曰：“《史记》列传作漆雕开。”杨树达曰：“‘后’字盖衍文。”）说明漆雕开原有著作传世，故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即是指“漆雕开一派”。但由于《汉志》中的“《漆雕子》十三篇”早已亡佚，《论语》中关于漆雕开的记载只有一条，出自《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信。’子悦。”故《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漆雕开“不乐仕”，大概是据此而言；但《孔子家语》又说他“习《尚书》”，就不知何据了。此外《论衡·本性篇》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而“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则漆雕开还有《论情性》之文，或也在《漆雕子》十三篇中，但也一同亡佚了。但漆雕开成为儒家一派的主要特点，似尚不在其论情性“有善有恶”上，而应在其尚勇任侠的作风上，至少在韩非看来在战国中后期是如此。《韩非子·显学》曾说：“漆雕氏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郭沫若认为，这显示出“漆雕氏之儒是孔门的任侠一派”；而蒙文通《漆雕之儒考》，则认为这是漆雕氏之儒近于墨家的反映。大概蒙氏是把任侠看成墨者的作风了，所以他把漆雕氏之儒的流变归入到墨家。其实，虽然我们不敢肯定其他儒家学派是否也有漆雕开“行曲则违于臧获”的作风，但其“行直则怒于诸侯”的作风则亦见于其他儒者。如郭店楚简《鲁缪公问子思》中，子思对鲁缪公即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之说，《孟子·万章下》载子思见鲁缪公亦公然“不悦”，说：“以德则子（指鲁缪公——引者）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公孙丑上》载：“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郭沫若说：“这位北宫先生也就是漆雕氏之儒的一人了。”但《孟子·公孙丑上》却说：“北宫黝似子夏。”看来儒家任侠的作风本很普遍，不宜遽然将漆雕氏之儒往墨家那边拉，而对于儒墨的异同问题当作更深入地探讨。
《孟子》把属于漆雕氏之儒之“一人”的北宫黝作为“养勇”的例子列举出来，说明在战国中后期漆雕氏之儒的确是实繁有徒的，《韩非子·显学》篇把漆雕氏之儒作为当时的儒家八大派之一，是有根据的。
《韩非子·显学》篇儒家八派中的第六派，是所谓“仲良氏之儒”。“仲良氏”的“良”字，有的本子写作“梁”。因此，“仲良氏”就也有可能是“仲梁氏”。尽管学者们费尽脑筋，也没能从文献中发现任何有关仲良氏或仲梁氏的信息，最终归于“无可考”。只有郭沫若别出心裁，猜想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陈良的一派”。因为《孟子·滕文公上》既说陈良“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那“他是有门徒的，陈相与其弟陈辛，‘事之数十年’，足见他在南方讲学甚久，门徒一定不少的”。但郭氏也不得不承认，“唯仲良而氏之，与陈良复有不同”，只是他拿不出证据证明“陈良”即是“仲良”，只能说“或许‘陈’字是误字，因有陈相、陈辛而抄书者联想而致误的吧”。我以为，这里的“仲良氏”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与《荀子》一书中“子弓”是同一个人，都是指孔子的弟子冉仲弓（冉雍）。《荀子》书中的“子弓”即是“仲弓”，自唐杨倞到清人俞樾等，皆已有论证；再加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又有《仲弓》篇，既说明当时确有“仲弓之儒”，也证明《荀子》书中的“子弓”不会是馯臂子弓而只可能是“仲弓”。故韩非子在这里又和上文将“子思之儒”置于“孟氏之儒”前面一样，把“仲良氏之儒”放在了“孙氏之儒”的前面。而从文字字形的角度看，把“弓”“良”二字抄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说文》中“弓”的小篆为“”，而《说文·部》收录有一个古文“良”字，写作“”，与“弓”的篆文有些相近。或许是《韩非子》的抄写者把“仲弓”误成了“仲良”，这也是可能的。仲弓在《论语》中共出现七次，《论语·先进》将他列为孔门“德行”一科的代表人之一，《论语·公冶长》孔子许之为“仁而不佞”，《论语·雍也》孔子说“可使南面”，其学传于后世是很自然的事。
《韩非子·显学》篇中被排在儒家八派中第七位的是孙氏之儒。孙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荀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其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原注：“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王应麟云：“当作三十二篇。”）荀子是韩非的老师，韩非在划分儒家学派时，自然不能不给荀子一席地位；否则，他自己就是学无根柢了。因荀子这一派学者已有太多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费辞了。
《韩非子·显学》篇被列在儒家八大学派第八位的是所谓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中的“乐正氏”是指谁，韩非子并没有说明，古代注家也没有注文，近代胡适首先将其定为乐正子春。大概他想到《礼记·祭义》中“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门弟子”问，而乐正子春曰“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云云的话来，便以为《韩非子》中的“乐正氏之儒”一定是学有渊源而有“门弟子”的乐正子春了。但这其实只是胡适先生的想当然之辞。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则以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为一系，认为“乐正氏即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但他也没有举出什么证据。我以为，就胡氏与郭氏二人的观点相比较而言，郭沫若的看法应该更合理些。因为就《礼记》和《孟子》二书所记乐正子春和乐正克的事迹而言，“乐正子春”在《礼记》中共出现五次，虽然他已有“门弟子”，但每次作者皆直呼其名；而乐正克其人在《孟子》一书中共出现七次，虽然并未提到他已有“门弟子”，但包括孟子在内，所有人都称他为“乐正子”，如果不是东汉赵岐的注文告诉我们此乐正子是“鲁人乐正克，孟子弟子”，我们都不会认为乐正克是孟子的学生，而会以为他和孟子是平辈。这也可见出乐正克在战国中后期儒家中的影响和地位应比乐正子春高，能成为儒家八派之一的应该是乐正克一派，而不会是乐正子春一派。另外，乐正子春为曾子弟子，时代比孟子都要早，如果“乐正氏之儒”真是他，那他就应排在“孟氏之儒”的前面；现在《韩非子》把“乐正乐之儒”殿于儒家八派之后，也说明他的年代不会比孟子、荀子更早，影响也应在二人之下。 三
以上是我们依据《韩非子·显学》篇对战国中后期儒家学派的一个回顾。现在的问题是，依近数十年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这些儒家学派在楚国的流传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在这些书写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没有发现属于“子张之儒”的作品，这和传世文献中的情况是相同的。这说明或者是因为子张之儒的确接近于墨家作风，原本即偏重实际而少有著作流传；也或者是因为子张之儒兴盛的年代较早，主要在北方流传而基本没有传至楚地的缘故。
在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属于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的著作。帛书中有《五行》篇分“经”和“传”两部分，而“《五行》篇的经部为子思作、说部（即“传”——引者）为孟子的作品”，这差不多已是学界的共识。郭店楚简中的《缁衣》《五行》（有“经”无“传”）可以肯定是子思所作，其余《鲁缪公问子思》《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六德》《穷达以时》，则应该如李学勤先生等所言：“都与子思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可说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间的儒学发展的链环。”说这些作品属于“子思之儒”或“孟氏之儒”所作，都是有可能的。上博简中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即《性情论》），那当然也是属于子思的著作。而其中的《民之父母》篇，由于是由子夏与孔子之问答组成，尽管有可能该篇当初是“由年轻而学习及领悟力均强之子夏自行笔记，而后传至同门师兄弟，然后再辗转传至七十子弟子之再传弟子”的，但《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吾何以识其才而舍之”时，孟子以“国人皆曰可”，然后或“用之”或“去之”、或“杀之”，并说：“如此，然后可以为民之父母。”因此，我认为，孟子即使不是竹简《民之父母》的作者，简书《民之父母》的传承却未必与孟子没有关系。
同时，上博简中又有《颜渊问孔子》一篇记颜渊之事，或出于“颜氏之儒”，《中弓》篇，或为“仲良氏之儒”所传。
楚地出土简帛中也没有发现明显属于“漆雕氏之儒”的作品，郭店简《唐虞之道》比利时汉学家戴卡琳认为，该篇的思想乃属于“墨子和杨朱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里”。如果依这一思路来探讨，或许还可以发现该篇与“漆雕氏之儒”或“子张之儒”有点关系。至于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则可能由于他们的时代晚于楚简帛书写的时代，故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基本没有发现他们的著作——只有帛书中的《春秋事语》，可能因其出现于汉墓中，故李学勤先生认为它为“荀子一派所作是不无可能的”。
将楚地出土简帛文献中属于儒家的作品和《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进行比较综合我们就会发现，战国时期传播于楚地的，主要是“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的著作，也有少数为颜氏之儒或仲良氏之儒的作品，但子张之儒和漆雕氏之儒的作品则难觅踪迹，而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的作品也没有发现。这就是说，由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战国中后期在楚国流传的儒家学派，基本就是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其他儒家学派及其思想差不多都没有在楚国传播。而反过来也可以说，《韩非子·显学》篇对先秦儒家的学派划分也基本上只限于他所在的北方地区的儒学发展格局，而他对南方楚国的儒学情况了解可能并不全面。《韩非子·显学》篇中本有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特别是孙（荀）卿本人晚年曾久居楚国，对楚国儒学的发展应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当时已处于战国后期白起拔郢（前278年）及楚国迁都于陈之后，楚国西部故地被秦侵占，政治文化的中心已经东移，而荀子又居于原属鲁地的兰陵，故出土简帛中不能见出其学说对楚国学术思想的影响。
注释
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8—89页。②《古论语》有二《子张》。③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4、199页。④转引自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87页。⑤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12、129、129、113页。⑦“子思之学盖出曾子”，为唐代韩愈首先提出，见《送王秀才序》。宋代二程、朱熹都主张曾子传子思的道统，见《朱子语类》卷十三。郭沫若认为子思之学出于“子游氏之儒”，见《儒家八派的批判》。宋立新则认为子思与子张、子夏存在师承关系，见宋立新：《由新出楚简〈忠信之道〉〈从政〉看子张与子思之师承关系》，《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⑧《经典释文》引刘瓛说“《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但学术界多取沈约《缁衣》出于《子思》之说，故此处采用沈约说。⑨郭沂：《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⑩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9、268—275页。梁涛认为“《中庸》的下半部分包括第一章及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以下部分”。此处采用其说。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137页。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第174—175页。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25页。关于颜渊的思想，拙作《庄子与颜渊》（《诸子学刊》第七辑）有论，可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道统与政统”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4—112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蒙文通：《漆雕之儒考》，《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207页。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锺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456页。叶绍钧：《十三经注疏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第888页。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又可参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所载姜广辉等人的论文。林素英：《〈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与〈论礼〉纂辑之比较——以〈民之父母〉为讨论中介》，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比利时]戴卡琳：《墨子和杨朱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里——〈唐虞之道〉的“中道”观》，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第320—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