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2年2月8日夜,一颗在旧中国的航运史上划过璀璨光芒的巨星,倏然而寂静地在重庆市陨落……
这颗中国航运史上熠熠生辉的巨星,从白手起家开始,到创办各类企业和拥有各种船舶150多只,运送数万官兵出川抗日,并抢运国民党政府的100多万吨物资及150余万人员入川｡在解放前夕,他带领所属的18艘轮船闯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胜利回归新中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就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原国民党交通部次长､被誉为“一代船王”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
卢作孚不幸辞世的消息传到遥远的北京,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并深深地表示惋惜｡毛泽东用他那浓厚的湖南口音说道:“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要大得多啊!”周恩来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问题时,对卢作孚的一生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卢作孚先生不仅对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和工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起中国的民族工业时,再一次深情地说到了卢作孚:“有四个实业界的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1980年,中共中央再次对这位成就显赫的“一代船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为人民作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凭着聪慧和勤奋自学成才,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担任了《川报》的社长和总编辑等职务｡之后,他为了“实业救国”,创办了民生公司｡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在重庆市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个小商贩家庭｡他年幼时家境十分贫寒,仅仅读过小学｡但深怀远大抱负的卢作孚并没有就此放下学业,他自学成才,先后在合川等地担任中学数学教员,他所撰写的著作《应用数题新解》,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后,受到好评｡之后,他凭借着出色的才能,担任了《川报》《群报》的编辑和主笔,并于1919年任《川报》的社长和总编辑｡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对世界各国了解的加深,卢作孚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是“先进国家”,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后进国家”,而中国属于后者,应当“自行加入赛跑,跑上最前线去”｡对于兴办实业所需的技术与管理,他则认为:“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与管理,便能做出他们的事业｡”卢作孚主张“事业中心论”:个人应集中精力为事业服务,一桩事业搞好了,就可以影响和推动其他事业,各项事业都搞好了,就可以影响整个国家,使之走上先进国家行列｡渐渐地,卢作孚萌生了“实业救国”的理念｡
卢作孚的学识得到了军阀杨森的赏识,他被提拔作了道署教育科长,后又随杨森到成都作通俗教育馆长｡在这期间,卢作孚在少城公园内办起了图书馆､博物馆及音乐演奏室等文化娱乐场所,为成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艺术家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各种原因,通俗教育馆倒闭了｡而此时,卢作孚兴办实业的念头更加强烈,他认为创办实业又以“各业之母”的交通运输业最为妥当!于是,1925年秋叶飘零的季节,卢作孚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合川｡卢作孚利用合川的士绅,特别是原县知事郑东琴对他学识的赏识,不遗余力地宣传兴办航运和开办电灯厂及自来水厂的好处｡他的倡导得到了郑东琴及其他士绅的支持｡发起人会议召开之后,卢作孚随即风尘仆仆前往上海订购轮船和发电机,在资金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卢作孚和船厂协商,承诺让船厂先交船,拖欠的资金今后一定偿还｡历经周折后,一艘载重量为71吨的轮船终于驶到了重庆,用作客轮航行于重庆与合川之间｡1926年,后来闻名遐迩的民生公司在重庆应运而生｡当民生公司的航运发展过程中,遭遇到地方势力和外国商船的阻挡｡面对险境,卢作孚大胆主动出击,不仅成功地消灭了地方匪患,而且打击了英日轮船公司的嚣张气焰｡
到1935年,民生公司有近40艘轮船航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卢作孚率领他的公司,抢运国家贵重物资100多万吨,运送人员150余万人｡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当时,从宜昌一马路到十三码头,沿河两岸堆积的八九万吨国家的兵工器材急待抢运入川｡日军为了破坏这些物资的运输,不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使抢运物资面临异常严峻的困难｡同时,堵塞在宜昌的成千上万的人员也需要抢运｡那时,既怕日机轰炸又怕成为敌人俘虏的群众,满街遍野,惊恐不安,齐向江边的船只涌来｡
卢作孚为了尽快地完成这繁重的物资和人员运输任务,当机立断地采取了三大措施:首先,召集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各轮船长､领江开会,通报长江上游的水位大船可航行40天左右,并依据40天列出每天每船的运输量;为了最大限度地完成运输,规定凡没装重件的船只,要早出晚归,以保证基本上完成运输任务｡其次,要求各运输单位列出物资清单,分列出各自物资的先后运输次序,由卢作孚掌握,视情况决定“轻重缓急”｡再次,要求参加运输的单位要整理好物资,该打包的要打包,该上囤船的要上囤船,船与船之间要协调配合,一切工作要准备妥当,尽一切可能不要耽误时间｡卢作孚在百忙中还特别叮嘱:一切装船的机器设备要注意配套,以防止运到后方无法使用｡
卢作孚把抢运物资的工作安排妥当后,还经常深入到现场检查装运工作,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解决抢运中存在的问题,有时还同工人们一起干活｡民生公司在抢运物资的同时,还运送了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全部人员和大批的民众入川｡在这次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的抢运中,民生公司共抢运各种物资100多万吨,运送各类人员150余万人｡在抢运中,民生公司的16艘船只被日军炸毁,职工牺牲100多人｡民生公司对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宜昌紧张繁忙甚至是彻夜不眠的抢运中,卢作孚还深谋远虑地把一批船只和船上的人员一起收购过来, 开入川江｡ 卢作孚此举可谓一箭双雕, 一是避免了这些船只和人员被日军所利用,二是壮大了民生公司,储备了人才｡
民生公司巨大的运输能力和经济利益,引起蒋介石和孔､宋财团的兴趣,都欲“吃掉”而后快｡卢作孚率领部属与其斗智斗勇,不仅保存了民生公司,而且在蒋介石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卢作孚多年的苦心经营下,公司强大的运输能力和巨大的经济效益渐渐显露,使得蒋介石和孔祥熙､宋子文集团都对它垂涎三尺,均欲据为己有｡在这事关民生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卢作孚带领他的部属同蒋介石及孔､宋集团斗智斗勇,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不仅保存了民生公司,而且使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8年,民生公司在抢运汉阳兵工厂的时候,蒋介石就萌生了“吃掉”民生公司的念头｡蒋介石以政府统一掌握运输有利抗日为借口,准备把民生公司的轮船交给军政部来管理｡
此时,卢作孚已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副部长和交通部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机动灵活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卢作孚嘱咐部下快速写好运输计划,向蒋介石承诺把在宜昌的近8万吨兵工器材运送入四川;民生公司为了体谅国家的困难,每吨货物只收原来运价的十分之一,让蒋介石吃下“定心丸”｡同时又通过铁道部长张公权等人的关系,到何应钦那里去当说客,反复宣传民生公司抢运兵工厂器材的能力,并特别晓以利害说明:如果政府统一掌管民生公司,抢运物资计划会因种种障碍而导致无法完成,民生公司也将会走投无路,面临倒闭｡
蒋介石听取了各方面的建议,考虑到民生公司和地方势力关系复杂,为防止引起新的矛盾,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放弃了“吃掉”民生公司的打算,民生公司逃过一劫｡
1939年,孔､宋集团打算利用民生公司员工要求增资的机会,用投资民生公司的方式来把它据为己有｡宋子文更把他的亲信安插到民生公司,进行由表入里的渗透｡
对此,卢作孚充分利用国民党集团之间的矛盾,相继动员张群和陈立夫等去当说客,规劝孔､宋集团不要打民生公司的歪主意,同时促成多家银行投资民生公司,致使孔､宋集团并吞民生公司的图谋终于流产｡
国民党政府大量的兵工器材和人员被民生公司运往四川后,当局越发依赖民生公司了,不仅军事运输需要民生公司,而且粮食调动等事宜也由民生公司来完成,民生公司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时,一心想利用民生公司更好地为自己服务的蒋介石,给予民生公司大量贷款,甚至调整运价､拨款造船｡有了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民生公司拥有的轮船最多时达150多只,职工达9000多人,并同时投资开办了渝兴炼钢厂､天府煤矿､川康银行等众多的企业和事业,卢作孚担任这些企事业部门的董事长或董事｡
为进一步发展旅游和远洋运输,卢作孚两次前往加拿大洽谈购买轮船事宜,他历尽周折,备尝艰辛,收获也颇丰｡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必将为中国迎来一个和平的环境,故将有大量的外国人来中国观光旅游｡而为迎接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就必需配备美观新颖的轮船｡基于这样的认识,1946年冬,卢作孚不远万里奔赴加拿大,洽谈订购“门”字号轮船｡
卢作孚兴致勃勃地来到加拿大,可始料不及的是国民党政府同意订购轮船的1000多万美元的借款,由于宋子文从中作梗而拖延不批,一直没有到位｡此时加拿大物价飞涨,原来订购12只轮船的借款,现在只能购买9只了!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国内也由于物价的飞涨,民生公司的财务资金捉襟见肘,运转维艰｡卢作孚内外交困,心力交瘁,导致原有的“脉搏间歇症”再次发作,不得不于1947年春回国,住进僻静的重庆歌乐山养病｡
一天,卢作孚收到从南京发来的急电,便迅速坐轮船赶赴南京｡原来宋子文倒台了,他的继任者报请蒋介石同意,再次批给卢作孚借款｡电报是催促卢作孚到南京办理购船借款担保的｡
1947年夏天,卢作孚再次奔赴加拿大｡这次购船事宜办得顺利,他购得10只轮船和一批船只的配件｡
1948年春,为了开展东南亚海运的前期工作,卢作孚在部属的陪同下来到台湾考察港口设施(台湾也设有民生分公司)｡卢作孚一行到达台湾后,受到了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的热情接待｡
不久,从加拿大购回的“龙门”､“玉门”等“门”字号轮船投入了航运｡
民生公司滞留海外的船队,吸引了共产党人关注的目光｡在新中国的帮助下,卢作孚率领船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终于使18艘轮船胜利回归祖国｡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后,挥戈直指上海｡时任民生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的童少生接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通知,要其保护财产,不得破坏､转移｡
此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指令,要求所有在上海的船只均开往台湾｡民生公司的“渠江”､“龙江”等6艘船只被强行征收,正在航行的“民俗”轮在宁波也被扣押……卢作孚当即要求所有的船只尽最大的努力不被征用到台湾,指示童少生根据情况给予灵活机动的处理｡
童少生立即着手保护轮船的行动:他迅速要求轮船修理厂,凡没有装机的轮船和还在墩上的轮船均不要装机､下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在每只轮船上准备了数百块银元,在国民党兵来毁船时进行“塞包袱”,力求轮船不出危险｡同时,他安排上海业务经理王化行到宁波处理“民俗”轮之事｡
5月23日,上海的形势更加严峻,国民党下令黄埔江的船只要全部凿沉,如若不然将被炮击｡童少生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轮船将要惨遭不幸,焦急万分｡正当此时,一个机务员急冲冲地跑来向他献计:把船上的海底凡尔(阀门)打开,让水把轮船淹到半沉状态时就关掉凡尔,这样给国民党造成错觉,好像轮船已经被凿沉了｡童少生迅速通知按这样的办法把轮船“凿沉”,使民生公司在上海的轮船得到了保护｡
当王化行奉命赶往宁波准备同国民党交涉返还“民俗”轮时,轮船已被开到了定海｡王化行火速赶赴定海,发现“民俗”､“怒江”等5只轮船被滞留,轮船上的几百名船员因钱粮和淡水皆无而濒临绝境!王化行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指令他要千方百计保证船员和船只的安全｡
王化行首先解决了船员的生活问题｡然后各方奔走,为轮船脱险消除障碍｡但国民党当局只同意“民俗”､“民本”驶离定海,且只准前往台湾｡王化行请示卢作孚,卢作孚同意,但要求前往台湾后再另外想办法｡这样,两船到达了基隆｡之后,王化行以江轮不能在海上航行为理由,请人帮忙给予放行｡历经磨难,“民俗”､“民本”于1949年9月得以离开台湾,到达了香港｡
此后,卢作孚借助与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在王化行等人的机智配合下,把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扣押在定海､东海及台湾等地的 十余只轮船也运往香港｡
1950年6月,卢作孚应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党和国家的关心,更坚定了卢作孚率领船队回归祖国的决心｡对于民生公司滞留香港的船队,回归可能要受到国民党层层封锁的情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给予了关怀,制定了周密的回归计划｡之后,在卢作孚的坐镇指挥之下,克服层出不穷的困难和危险,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滞留在香港的轮船回归的捷报频传:
是年6月7日､9日,“宁远”､“怀远”两轮假称到韩国装货,船到东海调转方向,驶达上海;
6月13日,“民众”轮在沉沉的黑夜中躲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勇敢地闯过台湾海峡,胜利实现回归;
1951年10月,购买于加拿大的“龙门”､“玉门”等七艘“门”字轮船,为了迷惑敌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从各自不同的水域,相继回到广州……
民生公司在国民党溃逃台湾时滞留在海外的18只轮船,回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责编 雷 蕾)
这颗中国航运史上熠熠生辉的巨星,从白手起家开始,到创办各类企业和拥有各种船舶150多只,运送数万官兵出川抗日,并抢运国民党政府的100多万吨物资及150余万人员入川｡在解放前夕,他带领所属的18艘轮船闯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胜利回归新中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就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原国民党交通部次长､被誉为“一代船王”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
卢作孚不幸辞世的消息传到遥远的北京,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并深深地表示惋惜｡毛泽东用他那浓厚的湖南口音说道:“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要大得多啊!”周恩来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问题时,对卢作孚的一生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卢作孚先生不仅对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和工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起中国的民族工业时,再一次深情地说到了卢作孚:“有四个实业界的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1980年,中共中央再次对这位成就显赫的“一代船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为人民作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凭着聪慧和勤奋自学成才,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担任了《川报》的社长和总编辑等职务｡之后,他为了“实业救国”,创办了民生公司｡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在重庆市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个小商贩家庭｡他年幼时家境十分贫寒,仅仅读过小学｡但深怀远大抱负的卢作孚并没有就此放下学业,他自学成才,先后在合川等地担任中学数学教员,他所撰写的著作《应用数题新解》,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后,受到好评｡之后,他凭借着出色的才能,担任了《川报》《群报》的编辑和主笔,并于1919年任《川报》的社长和总编辑｡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对世界各国了解的加深,卢作孚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是“先进国家”,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后进国家”,而中国属于后者,应当“自行加入赛跑,跑上最前线去”｡对于兴办实业所需的技术与管理,他则认为:“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与管理,便能做出他们的事业｡”卢作孚主张“事业中心论”:个人应集中精力为事业服务,一桩事业搞好了,就可以影响和推动其他事业,各项事业都搞好了,就可以影响整个国家,使之走上先进国家行列｡渐渐地,卢作孚萌生了“实业救国”的理念｡
卢作孚的学识得到了军阀杨森的赏识,他被提拔作了道署教育科长,后又随杨森到成都作通俗教育馆长｡在这期间,卢作孚在少城公园内办起了图书馆､博物馆及音乐演奏室等文化娱乐场所,为成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艺术家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各种原因,通俗教育馆倒闭了｡而此时,卢作孚兴办实业的念头更加强烈,他认为创办实业又以“各业之母”的交通运输业最为妥当!于是,1925年秋叶飘零的季节,卢作孚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合川｡卢作孚利用合川的士绅,特别是原县知事郑东琴对他学识的赏识,不遗余力地宣传兴办航运和开办电灯厂及自来水厂的好处｡他的倡导得到了郑东琴及其他士绅的支持｡发起人会议召开之后,卢作孚随即风尘仆仆前往上海订购轮船和发电机,在资金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卢作孚和船厂协商,承诺让船厂先交船,拖欠的资金今后一定偿还｡历经周折后,一艘载重量为71吨的轮船终于驶到了重庆,用作客轮航行于重庆与合川之间｡1926年,后来闻名遐迩的民生公司在重庆应运而生｡当民生公司的航运发展过程中,遭遇到地方势力和外国商船的阻挡｡面对险境,卢作孚大胆主动出击,不仅成功地消灭了地方匪患,而且打击了英日轮船公司的嚣张气焰｡
到1935年,民生公司有近40艘轮船航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卢作孚率领他的公司,抢运国家贵重物资100多万吨,运送人员150余万人｡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当时,从宜昌一马路到十三码头,沿河两岸堆积的八九万吨国家的兵工器材急待抢运入川｡日军为了破坏这些物资的运输,不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使抢运物资面临异常严峻的困难｡同时,堵塞在宜昌的成千上万的人员也需要抢运｡那时,既怕日机轰炸又怕成为敌人俘虏的群众,满街遍野,惊恐不安,齐向江边的船只涌来｡
卢作孚为了尽快地完成这繁重的物资和人员运输任务,当机立断地采取了三大措施:首先,召集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各轮船长､领江开会,通报长江上游的水位大船可航行40天左右,并依据40天列出每天每船的运输量;为了最大限度地完成运输,规定凡没装重件的船只,要早出晚归,以保证基本上完成运输任务｡其次,要求各运输单位列出物资清单,分列出各自物资的先后运输次序,由卢作孚掌握,视情况决定“轻重缓急”｡再次,要求参加运输的单位要整理好物资,该打包的要打包,该上囤船的要上囤船,船与船之间要协调配合,一切工作要准备妥当,尽一切可能不要耽误时间｡卢作孚在百忙中还特别叮嘱:一切装船的机器设备要注意配套,以防止运到后方无法使用｡
卢作孚把抢运物资的工作安排妥当后,还经常深入到现场检查装运工作,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解决抢运中存在的问题,有时还同工人们一起干活｡民生公司在抢运物资的同时,还运送了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全部人员和大批的民众入川｡在这次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的抢运中,民生公司共抢运各种物资100多万吨,运送各类人员150余万人｡在抢运中,民生公司的16艘船只被日军炸毁,职工牺牲100多人｡民生公司对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宜昌紧张繁忙甚至是彻夜不眠的抢运中,卢作孚还深谋远虑地把一批船只和船上的人员一起收购过来, 开入川江｡ 卢作孚此举可谓一箭双雕, 一是避免了这些船只和人员被日军所利用,二是壮大了民生公司,储备了人才｡
民生公司巨大的运输能力和经济利益,引起蒋介石和孔､宋财团的兴趣,都欲“吃掉”而后快｡卢作孚率领部属与其斗智斗勇,不仅保存了民生公司,而且在蒋介石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卢作孚多年的苦心经营下,公司强大的运输能力和巨大的经济效益渐渐显露,使得蒋介石和孔祥熙､宋子文集团都对它垂涎三尺,均欲据为己有｡在这事关民生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卢作孚带领他的部属同蒋介石及孔､宋集团斗智斗勇,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不仅保存了民生公司,而且使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8年,民生公司在抢运汉阳兵工厂的时候,蒋介石就萌生了“吃掉”民生公司的念头｡蒋介石以政府统一掌握运输有利抗日为借口,准备把民生公司的轮船交给军政部来管理｡
此时,卢作孚已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副部长和交通部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机动灵活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卢作孚嘱咐部下快速写好运输计划,向蒋介石承诺把在宜昌的近8万吨兵工器材运送入四川;民生公司为了体谅国家的困难,每吨货物只收原来运价的十分之一,让蒋介石吃下“定心丸”｡同时又通过铁道部长张公权等人的关系,到何应钦那里去当说客,反复宣传民生公司抢运兵工厂器材的能力,并特别晓以利害说明:如果政府统一掌管民生公司,抢运物资计划会因种种障碍而导致无法完成,民生公司也将会走投无路,面临倒闭｡
蒋介石听取了各方面的建议,考虑到民生公司和地方势力关系复杂,为防止引起新的矛盾,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放弃了“吃掉”民生公司的打算,民生公司逃过一劫｡
1939年,孔､宋集团打算利用民生公司员工要求增资的机会,用投资民生公司的方式来把它据为己有｡宋子文更把他的亲信安插到民生公司,进行由表入里的渗透｡
对此,卢作孚充分利用国民党集团之间的矛盾,相继动员张群和陈立夫等去当说客,规劝孔､宋集团不要打民生公司的歪主意,同时促成多家银行投资民生公司,致使孔､宋集团并吞民生公司的图谋终于流产｡
国民党政府大量的兵工器材和人员被民生公司运往四川后,当局越发依赖民生公司了,不仅军事运输需要民生公司,而且粮食调动等事宜也由民生公司来完成,民生公司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时,一心想利用民生公司更好地为自己服务的蒋介石,给予民生公司大量贷款,甚至调整运价､拨款造船｡有了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民生公司拥有的轮船最多时达150多只,职工达9000多人,并同时投资开办了渝兴炼钢厂､天府煤矿､川康银行等众多的企业和事业,卢作孚担任这些企事业部门的董事长或董事｡
为进一步发展旅游和远洋运输,卢作孚两次前往加拿大洽谈购买轮船事宜,他历尽周折,备尝艰辛,收获也颇丰｡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必将为中国迎来一个和平的环境,故将有大量的外国人来中国观光旅游｡而为迎接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就必需配备美观新颖的轮船｡基于这样的认识,1946年冬,卢作孚不远万里奔赴加拿大,洽谈订购“门”字号轮船｡
卢作孚兴致勃勃地来到加拿大,可始料不及的是国民党政府同意订购轮船的1000多万美元的借款,由于宋子文从中作梗而拖延不批,一直没有到位｡此时加拿大物价飞涨,原来订购12只轮船的借款,现在只能购买9只了!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国内也由于物价的飞涨,民生公司的财务资金捉襟见肘,运转维艰｡卢作孚内外交困,心力交瘁,导致原有的“脉搏间歇症”再次发作,不得不于1947年春回国,住进僻静的重庆歌乐山养病｡
一天,卢作孚收到从南京发来的急电,便迅速坐轮船赶赴南京｡原来宋子文倒台了,他的继任者报请蒋介石同意,再次批给卢作孚借款｡电报是催促卢作孚到南京办理购船借款担保的｡
1947年夏天,卢作孚再次奔赴加拿大｡这次购船事宜办得顺利,他购得10只轮船和一批船只的配件｡
1948年春,为了开展东南亚海运的前期工作,卢作孚在部属的陪同下来到台湾考察港口设施(台湾也设有民生分公司)｡卢作孚一行到达台湾后,受到了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的热情接待｡
不久,从加拿大购回的“龙门”､“玉门”等“门”字号轮船投入了航运｡
民生公司滞留海外的船队,吸引了共产党人关注的目光｡在新中国的帮助下,卢作孚率领船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终于使18艘轮船胜利回归祖国｡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后,挥戈直指上海｡时任民生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的童少生接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通知,要其保护财产,不得破坏､转移｡
此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指令,要求所有在上海的船只均开往台湾｡民生公司的“渠江”､“龙江”等6艘船只被强行征收,正在航行的“民俗”轮在宁波也被扣押……卢作孚当即要求所有的船只尽最大的努力不被征用到台湾,指示童少生根据情况给予灵活机动的处理｡
童少生立即着手保护轮船的行动:他迅速要求轮船修理厂,凡没有装机的轮船和还在墩上的轮船均不要装机､下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在每只轮船上准备了数百块银元,在国民党兵来毁船时进行“塞包袱”,力求轮船不出危险｡同时,他安排上海业务经理王化行到宁波处理“民俗”轮之事｡
5月23日,上海的形势更加严峻,国民党下令黄埔江的船只要全部凿沉,如若不然将被炮击｡童少生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轮船将要惨遭不幸,焦急万分｡正当此时,一个机务员急冲冲地跑来向他献计:把船上的海底凡尔(阀门)打开,让水把轮船淹到半沉状态时就关掉凡尔,这样给国民党造成错觉,好像轮船已经被凿沉了｡童少生迅速通知按这样的办法把轮船“凿沉”,使民生公司在上海的轮船得到了保护｡
当王化行奉命赶往宁波准备同国民党交涉返还“民俗”轮时,轮船已被开到了定海｡王化行火速赶赴定海,发现“民俗”､“怒江”等5只轮船被滞留,轮船上的几百名船员因钱粮和淡水皆无而濒临绝境!王化行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指令他要千方百计保证船员和船只的安全｡
王化行首先解决了船员的生活问题｡然后各方奔走,为轮船脱险消除障碍｡但国民党当局只同意“民俗”､“民本”驶离定海,且只准前往台湾｡王化行请示卢作孚,卢作孚同意,但要求前往台湾后再另外想办法｡这样,两船到达了基隆｡之后,王化行以江轮不能在海上航行为理由,请人帮忙给予放行｡历经磨难,“民俗”､“民本”于1949年9月得以离开台湾,到达了香港｡
此后,卢作孚借助与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在王化行等人的机智配合下,把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扣押在定海､东海及台湾等地的 十余只轮船也运往香港｡
1950年6月,卢作孚应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党和国家的关心,更坚定了卢作孚率领船队回归祖国的决心｡对于民生公司滞留香港的船队,回归可能要受到国民党层层封锁的情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给予了关怀,制定了周密的回归计划｡之后,在卢作孚的坐镇指挥之下,克服层出不穷的困难和危险,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滞留在香港的轮船回归的捷报频传:
是年6月7日､9日,“宁远”､“怀远”两轮假称到韩国装货,船到东海调转方向,驶达上海;
6月13日,“民众”轮在沉沉的黑夜中躲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勇敢地闯过台湾海峡,胜利实现回归;
1951年10月,购买于加拿大的“龙门”､“玉门”等七艘“门”字轮船,为了迷惑敌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从各自不同的水域,相继回到广州……
民生公司在国民党溃逃台湾时滞留在海外的18只轮船,回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责编 雷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