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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严格规定了申办条件的情况下，冀宝斋等未经严格审批程序的山寨博物馆反倒肆无忌惮地扩张起来，阎焰认为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著名收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还记得早年去各地博物馆“撞锁”的经历：大多门锁紧闭、一片萧条。即使开了门，工作人员也爱答不理，多问几句，馆方就把他当贼一样看待。而如今不同了，办博物馆成为了一种潮流。
一个月以前，河北省冀州市冀宝斋博物馆火了一把，关于其“颠覆历史”、“雷人展品”的讨论和质疑甚嚣尘上。“冀宝斋”只是代表了民间博物馆的一种不规范的形态：山寨博物馆。
山寨博物馆，相较于正规的民间博物馆而言，一般有未经申办程序即开馆、藏品几乎全是赝品、软硬件设施如馆舍或工作人员不达标等情况。它们或多或少违反了博物馆的相关规定，属于应该闭关整顿或取缔的一类民间博物馆。
根据《方圆》记者调查，中国还有很多“冀宝斋”，监管的缺失导致山寨博物馆林立，而且民间博物馆自身也面临着诸多困局。
民间博物馆“合法身份”20年
除去古代园林、宝库性质的私人收藏品展出形式，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1905年由晚清状元张謇开办的南通博物苑，其性质就是民间博物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博物馆全部划归国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私人收藏开始出现，民间博物馆才重新兴起。
“上世纪90年代，新中国出现第一批收藏家，随之民间博物馆也开始热起来。”独自拥有十余座民间博物馆的收藏家樊建川告诉《方圆》记者。
1993年12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开创了中国博物馆登记管理的先河。该办法规定，申请博物馆登记的主管部门为市文物局，办馆必须具备一定量的藏品、一定量的工作人员、固定馆址，并且要求每周必须开放三天。其中还明确了“公民个人建立博物馆，参照本办法的有关条款执行”。正是这个法规，为民间博物馆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996年10月30日，北京市文物局批准了中国第一批民间博物馆的成立，其中就包括马未都创立的北京观复博物馆和收藏家路东之创立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
随着北京试点的成功，1997年，国家文物局出台了《民办博物馆暂行条例》，对全国民间博物馆的管理和扶持进行了相应规定。2005年8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博物馆领域；同年12月22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博物馆管理办法》，这是我国目前博物馆事业管理的基本规范。
《博物馆管理办法》与最初的暂行办法不同的是，办馆条件增加了资金、安保、消防方面的要求，明确了博物馆须经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初审后，再经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的设立程序。
此外，民间博物馆因为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以在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通过以后，还必须在当地民政局进行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同时，“民办非企业”的身份还决定了，民间博物馆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行为。如冀宝斋博物馆，它虽然完成了衡水市文物局的审批和冀州市民政局的注册，但缺乏河北省文物局的审批，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就不合法。
2008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这备受期待的立法计划至今没有下文。尽管如此，全国各地的民间博物馆热依然持续着。2009年，陕西省率先成立民间博物馆协会，接着，各地纷纷成立民间博物馆协会。2010年1月，国家文物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民办博物馆在行业准入、等级评定、人员培训、职称平等、科研活动、陈列展览，以及人才、学术的交流、合作、奖励、政府政策信息服务等方面，与国有博物馆一视同仁，同等待遇。”随后，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民办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山寨博物馆渐成气候
20年来，民间博物馆行业一直蓬勃地发展着。据统计，在全国登记注册的3400个博物馆中，民间博物馆有近500个，占总数的13%，加上各地未正式注册的私人收藏室或收藏展，民间博物馆总数可达千余。在成都、上海等地，民间博物馆的数量已经可以与国有博物馆平分秋色。
然而，由于民间博物馆领域缺乏未出台的《博物馆条例》这样细致、权威的法律法规，近年来，已出现了不少良莠不齐的现象。部分民间博物馆未满足申办和登记手续便开馆经营，展品也质量不一，大量山寨博物馆涌现，充斥在民间博物馆的大军之中。
台湾著名收藏家曹兴诚说：“现在各地民营博物馆越建越多，里面不少东西却是假的，冀宝斋不是个案，在浙江横店、四川成都，甚至北京，都有类似的私人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你只能用可笑来形容。”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宝墨园的赵泰来藏品馆，被业内人士视作与冀宝斋同一级别的山寨博物馆。据媒体报道，被称之为“国际收藏家”的赵泰来，曾在香港荷里活广场举办了一场“傅抱石国画精品展”，号称价值上千万。然而展览还没开幕，就被傅抱石的外孙女傅蕾蕾指认为“全部不是出自傅抱石之笔，而是拙劣的赝品”。
为何山寨博物馆能如此堂而皇之地收藏赝品？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民间博物馆缺乏文物鉴定的强制性规定，而权威的如国家鉴定委员会这种机构，又从来不作民间藏品的鉴定，导致民间藏品缺乏管理。
文物鉴定有“眼学”和“科学”两种，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文博界依旧更偏向传统经验鉴定，科学技术鉴定只作辅助手段。在缺乏权威标准的情况下，某些沽名钓誉的“专家”就为了个人私利，指鹿为马，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于是就诞生了一些由假专家撑腰的山寨博物馆，形成“以假养假”的现象。
加之现今很多博物馆是某些个别人士打造文化产业、搞政绩工程的产物，它们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对民间博物馆的办馆条件进行审批时，相关部门往往并不严加审查，不看藏品真伪，只看该博物馆的场所规模、文物数量、展厅库房建设等表层标准。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得民间博物馆缺乏实质性约束，直接导致了山寨博物馆的产生。 即使知道民间博物馆存在赝品，只要不出事，一些地方行政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冀宝斋博物馆，该博物馆被曝光以后，河北省文物局和冀州市民政局迅速指认其未通过复审审批，勒令其关门整顿，相关单位也迅速撤回了其科普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牌子，很难相信他们事先不清楚冀宝斋的山寨本质。
还有媒体称，冀宝斋博物馆的出现就是“一场‘圈地运动’的幌子”，冀宝斋建馆之初，当地就将其纳入了“十馆、一中心、一剧院”的文化名片规划中。以冀宝斋的收藏水准，它最多称得上是一个村委会办的收藏展示厅，远达不到文物博物馆的档次，然而却令人惊讶地获得了诸如3A旅游景区、实践教育基地等称号，不得不说是有心为之。
“所以我一直认为，民办博物馆的崛起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有一些缺乏规范和监管，名义上是博物馆，实际上是某些人的‘羊头狗肉店’，这很危险。”谢辰生说。
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环境
当然，山寨博物馆不能代表整个民间博物馆的全部。虽然冀宝斋不是个例，但不能因此否定民间博物馆的价值和意义。
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严格执行申办民间博物馆的规定，其展厅面积、展品数量、展品质量和真伪、安保措施等等，都需要达到一定要求，甚至博物馆的门票价格，都需要召开听证会确定。在法律严格规定了申办条件的情况下，冀宝斋等未经严格审批程序的山寨博物馆反倒肆无忌惮地扩张起来，阎焰认为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马未都也表示，一方面国家不给钱，一方面又定性为非营利性机构，民间博物馆的生存肯定难，资金和政策都存在困境。
首要的是资金困境。据记者了解，目前，办民间博物馆的有两种人，其一是私人创办，展出个人藏品；另一种是企业创办。私人创办的博物馆通常会资金缺乏，租金和运营支出居高不下，开馆初期常是勉力维持，有的不得不经常搬家。如观复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也是在运营多年后才达到收支平衡。
马未都介绍，民间博物馆每年正常开支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为例，其馆藏近3000件出土文物，整个展厅在一个地下室，面积约400平方米，年租金20万元左右，加上人员工资、水电费等，一年支出约50万元，只能靠馆主路东之销售其字画作品来基本维持。
无独有偶，山西省永济市的百佛阁博物馆也以卖藏品“维生”。据馆长陈庆云介绍，博物馆开馆12年来，因为经费问题搬迁多次，先从平遥古城县衙迁往古城内的文庙，后又迁到永济市的蒲金渡遗址。其间几乎没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他一直采取和景区合作分红的方式来维持生存，但为了能维持生存，他不得不把一些藏品卖掉，现在博物馆都还负有17万元的外债。为了节省开支，博物馆没有一名讲解员和保安，陈庆云和老伴常年住在博物馆里。由于人手不够，博物馆还4次被盗。
而为了减少开支，有些民间博物馆只能压缩开放时间，以节省成本。江苏省第一家民间博物馆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每年开放时间都很短暂，“馆不大，但东西不少，一开门，那就是钱啊！”其看门人金瑚说，办馆费用都是周法高的女儿周世箴出的，每年5月至10月，她会从台湾来南京住进这栋老宅子，“这期间的周末，纪念馆才开，其他时间都关着”。
然后是政策困局。相对于经济上的困局，政策上缺少支持是民间博物馆面临的更大的难题。
一直以来，民间博物馆都没有清晰的定位，从“私立”到“私人”、从“民办”到“非政府办”、从“民间”到“民营”，称谓多次易换。
民间博物馆本来就因“民办”身份而无法享受国家的财政拨款，加之国内法律又把民间博物馆界定为“民办非企业法人”，所以它也不能进行营利性经营活动，甚至不能进行商业贷款。以安徽源泉徽文化民俗博物馆馆长宣繁秋为例，他只能采用合股经营的方式，邀请朋友加盟，以此筹措资金。
民间博物馆的尴尬定位使得其税收方面遭遇了“不公平”。“据我所知，全国博物馆中，观复博物馆是唯一没有企业支撑仅靠博物馆自身经营而能够盈利的。但一旦盈利我就要交企业所得税，而观复博物馆是民办非企业法人，所以‘不是企业的单位’要交企业所得税。多年下来观复博物馆已累计交税上百万元。”马未都说，国有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的门票收入都可免税，民间博物馆却无法享受。
同样是税收问题，南京长风堂博物馆也遇到类似情况。馆长顾颖对记者介绍：“我们在国外为博物馆买回很多藏品，但入关的时候，海关会认为这是一种商业行为，1000万元的藏品，要征收30%的关税……如果是国有博物馆购买了海外的藏品，只需开具相关的证明就能顺利过关，而且过程中产生的人员差旅等费用也都一应由国家承担。而我们不但要缴纳过高的关税，而且支出只能自己买单。”
在土地和场馆的使用上，民间博物馆也没有感受到政府的支持。路东之表示，他一直想找块地建设一个永久性的博物馆，可至今未能如愿。因为好的地块价格难以承受，荒村旷野又不适合建博物馆，而短期租地说不准哪天就要被逼搬迁。
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创办人高继生对此深有体会，他的博物馆已搬家近十次。“每次搬家，我的藏品都会损坏一批，光是维修因为搬家而损坏的相机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甚至有时候因为搬运起来太困难，一些藏品只能当做废品处理，实在是太心痛了！”高继生说。
虽然2005年的《博物馆管理办法》以及2010年的《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多次提到鼓励、支持民间博物馆的创办，但实际操作中，民间博物馆仍然缺乏实质的支持，民间博物馆至今未能享有和国有博物馆同样的法律地位。陕西省民间博物馆协会会长吕建中认为这是民间博物馆困境的源头。
民间博物馆的未来之忧
有业内人士说，民间博物馆每年注册开办10家很正常，但每年有10家民间博物馆关闭也很正常。许多民间博物馆的频繁关停与资金欠缺、运营机制不成熟有关，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民间博物馆自身运营有问题。 现今，民间博物馆大多走的是个人化的道路，而这些个人创办的民间博物馆的未来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上海1984年“中国第一家民间收藏馆”馆主王安坚于几年前辞世，其收藏馆就不得不闭馆了；名噪一时的“蝶王”陈宝财创办的蝴蝶博物馆，也因其病重而闭馆。
在樊建川看来，民间博物馆的命运无外乎几种：“一是给自己的孩子往下传，我就一个女儿，而且她不喜欢，也不愿意管。我明白，几十座博物馆，还有500多个员工要管理，负担很重，她自己也有家有孩子，这条路我觉得靠不住。第二条路是建立基金会，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基金会人为因素很多，规范性不强，也信不过。”樊建川认为，把博物馆交给政府是仅有的可行之路。
南京长风堂博物馆杨休说：“不用绕弯子，不就是我死了以后吗？当然是捐给国家。其实现在这样做，无非是想替国家做点事。”北京晋商博物馆的薛岩也明确表示：“建博物馆的目的，其实质便是想捐给社会。让这些文物可以面向公众。”然而，民间博物馆捐赠给国家，目前仍未有先例。
民间博物馆自身的短板也影响了自身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吕建中接受采访说：“由于我国民办博物馆起步晚，在办馆理念、管理能力、学术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在国有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享有财政拨付经费后，民办博物馆的处境更为尴尬，严重阻碍了民办博物馆的发展。”
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赵曙光也认为“从藏品管理、展览水平、服务设施、业务研究等方面，民办博物馆都需要一个等待成长的过程”。
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氛围中，如何吸引观众，承担起展示、教育的功能，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是摆在民间博物馆面前的一道难题。
很多民间博物馆门可罗雀，缺乏吸引大众的特色。有媒体曾报道，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除了一名门卫恪尽职守外，鲜见参观者”，馆长吴先斌认为是因为这个博物馆“相对专业比较枯燥”，“只有那些有点兴趣，有点想法的人才会来参观”。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馆长徐湖平认为，“博物馆没有观众，说明我们没有把自己做好，没有做出让公众感兴趣的展览、活动，没有特色”。
因此，如何把博物馆办出新意，提高观赏性，将藏品的真正意义和内涵最大程度的展示出来，也是民间博物馆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年6月5日，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推进国有博物馆对口支援民办博物馆工作的意见》，规定国有博物馆应选派中级职称和副高级职称为主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定期到民间博物馆驻点指导民办博物馆业务和管理工作。
这些措施对提高民间博物馆的专业化水平有一定帮助，然而民间博物馆行业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正如全国古玩商会会长宋建文所说，“博物馆事业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建成。这是一项需要几代人经营的事业”。
著名收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还记得早年去各地博物馆“撞锁”的经历：大多门锁紧闭、一片萧条。即使开了门，工作人员也爱答不理，多问几句，馆方就把他当贼一样看待。而如今不同了，办博物馆成为了一种潮流。
一个月以前，河北省冀州市冀宝斋博物馆火了一把，关于其“颠覆历史”、“雷人展品”的讨论和质疑甚嚣尘上。“冀宝斋”只是代表了民间博物馆的一种不规范的形态：山寨博物馆。
山寨博物馆，相较于正规的民间博物馆而言，一般有未经申办程序即开馆、藏品几乎全是赝品、软硬件设施如馆舍或工作人员不达标等情况。它们或多或少违反了博物馆的相关规定，属于应该闭关整顿或取缔的一类民间博物馆。
根据《方圆》记者调查，中国还有很多“冀宝斋”，监管的缺失导致山寨博物馆林立，而且民间博物馆自身也面临着诸多困局。
民间博物馆“合法身份”20年
除去古代园林、宝库性质的私人收藏品展出形式，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1905年由晚清状元张謇开办的南通博物苑，其性质就是民间博物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博物馆全部划归国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私人收藏开始出现，民间博物馆才重新兴起。
“上世纪90年代，新中国出现第一批收藏家，随之民间博物馆也开始热起来。”独自拥有十余座民间博物馆的收藏家樊建川告诉《方圆》记者。
1993年12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开创了中国博物馆登记管理的先河。该办法规定，申请博物馆登记的主管部门为市文物局，办馆必须具备一定量的藏品、一定量的工作人员、固定馆址，并且要求每周必须开放三天。其中还明确了“公民个人建立博物馆，参照本办法的有关条款执行”。正是这个法规，为民间博物馆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996年10月30日，北京市文物局批准了中国第一批民间博物馆的成立，其中就包括马未都创立的北京观复博物馆和收藏家路东之创立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
随着北京试点的成功，1997年，国家文物局出台了《民办博物馆暂行条例》，对全国民间博物馆的管理和扶持进行了相应规定。2005年8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博物馆领域；同年12月22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博物馆管理办法》，这是我国目前博物馆事业管理的基本规范。
《博物馆管理办法》与最初的暂行办法不同的是，办馆条件增加了资金、安保、消防方面的要求，明确了博物馆须经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初审后，再经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的设立程序。
此外，民间博物馆因为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以在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通过以后，还必须在当地民政局进行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同时，“民办非企业”的身份还决定了，民间博物馆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行为。如冀宝斋博物馆，它虽然完成了衡水市文物局的审批和冀州市民政局的注册，但缺乏河北省文物局的审批，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就不合法。
2008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这备受期待的立法计划至今没有下文。尽管如此，全国各地的民间博物馆热依然持续着。2009年，陕西省率先成立民间博物馆协会，接着，各地纷纷成立民间博物馆协会。2010年1月，国家文物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民办博物馆在行业准入、等级评定、人员培训、职称平等、科研活动、陈列展览，以及人才、学术的交流、合作、奖励、政府政策信息服务等方面，与国有博物馆一视同仁，同等待遇。”随后，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民办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山寨博物馆渐成气候
20年来，民间博物馆行业一直蓬勃地发展着。据统计，在全国登记注册的3400个博物馆中，民间博物馆有近500个，占总数的13%，加上各地未正式注册的私人收藏室或收藏展，民间博物馆总数可达千余。在成都、上海等地，民间博物馆的数量已经可以与国有博物馆平分秋色。
然而，由于民间博物馆领域缺乏未出台的《博物馆条例》这样细致、权威的法律法规，近年来，已出现了不少良莠不齐的现象。部分民间博物馆未满足申办和登记手续便开馆经营，展品也质量不一，大量山寨博物馆涌现，充斥在民间博物馆的大军之中。
台湾著名收藏家曹兴诚说：“现在各地民营博物馆越建越多，里面不少东西却是假的，冀宝斋不是个案，在浙江横店、四川成都，甚至北京，都有类似的私人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你只能用可笑来形容。”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宝墨园的赵泰来藏品馆，被业内人士视作与冀宝斋同一级别的山寨博物馆。据媒体报道，被称之为“国际收藏家”的赵泰来，曾在香港荷里活广场举办了一场“傅抱石国画精品展”，号称价值上千万。然而展览还没开幕，就被傅抱石的外孙女傅蕾蕾指认为“全部不是出自傅抱石之笔，而是拙劣的赝品”。
为何山寨博物馆能如此堂而皇之地收藏赝品？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民间博物馆缺乏文物鉴定的强制性规定，而权威的如国家鉴定委员会这种机构，又从来不作民间藏品的鉴定，导致民间藏品缺乏管理。
文物鉴定有“眼学”和“科学”两种，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文博界依旧更偏向传统经验鉴定，科学技术鉴定只作辅助手段。在缺乏权威标准的情况下，某些沽名钓誉的“专家”就为了个人私利，指鹿为马，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于是就诞生了一些由假专家撑腰的山寨博物馆，形成“以假养假”的现象。
加之现今很多博物馆是某些个别人士打造文化产业、搞政绩工程的产物，它们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对民间博物馆的办馆条件进行审批时，相关部门往往并不严加审查，不看藏品真伪，只看该博物馆的场所规模、文物数量、展厅库房建设等表层标准。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得民间博物馆缺乏实质性约束，直接导致了山寨博物馆的产生。 即使知道民间博物馆存在赝品，只要不出事，一些地方行政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冀宝斋博物馆，该博物馆被曝光以后，河北省文物局和冀州市民政局迅速指认其未通过复审审批，勒令其关门整顿，相关单位也迅速撤回了其科普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牌子，很难相信他们事先不清楚冀宝斋的山寨本质。
还有媒体称，冀宝斋博物馆的出现就是“一场‘圈地运动’的幌子”，冀宝斋建馆之初，当地就将其纳入了“十馆、一中心、一剧院”的文化名片规划中。以冀宝斋的收藏水准，它最多称得上是一个村委会办的收藏展示厅，远达不到文物博物馆的档次，然而却令人惊讶地获得了诸如3A旅游景区、实践教育基地等称号，不得不说是有心为之。
“所以我一直认为，民办博物馆的崛起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有一些缺乏规范和监管，名义上是博物馆，实际上是某些人的‘羊头狗肉店’，这很危险。”谢辰生说。
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环境
当然，山寨博物馆不能代表整个民间博物馆的全部。虽然冀宝斋不是个例，但不能因此否定民间博物馆的价值和意义。
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严格执行申办民间博物馆的规定，其展厅面积、展品数量、展品质量和真伪、安保措施等等，都需要达到一定要求，甚至博物馆的门票价格，都需要召开听证会确定。在法律严格规定了申办条件的情况下，冀宝斋等未经严格审批程序的山寨博物馆反倒肆无忌惮地扩张起来，阎焰认为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马未都也表示，一方面国家不给钱，一方面又定性为非营利性机构，民间博物馆的生存肯定难，资金和政策都存在困境。
首要的是资金困境。据记者了解，目前，办民间博物馆的有两种人，其一是私人创办，展出个人藏品；另一种是企业创办。私人创办的博物馆通常会资金缺乏，租金和运营支出居高不下，开馆初期常是勉力维持，有的不得不经常搬家。如观复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也是在运营多年后才达到收支平衡。
马未都介绍，民间博物馆每年正常开支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为例，其馆藏近3000件出土文物，整个展厅在一个地下室，面积约400平方米，年租金20万元左右，加上人员工资、水电费等，一年支出约50万元，只能靠馆主路东之销售其字画作品来基本维持。
无独有偶，山西省永济市的百佛阁博物馆也以卖藏品“维生”。据馆长陈庆云介绍，博物馆开馆12年来，因为经费问题搬迁多次，先从平遥古城县衙迁往古城内的文庙，后又迁到永济市的蒲金渡遗址。其间几乎没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他一直采取和景区合作分红的方式来维持生存，但为了能维持生存，他不得不把一些藏品卖掉，现在博物馆都还负有17万元的外债。为了节省开支，博物馆没有一名讲解员和保安，陈庆云和老伴常年住在博物馆里。由于人手不够，博物馆还4次被盗。
而为了减少开支，有些民间博物馆只能压缩开放时间，以节省成本。江苏省第一家民间博物馆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每年开放时间都很短暂，“馆不大，但东西不少，一开门，那就是钱啊！”其看门人金瑚说，办馆费用都是周法高的女儿周世箴出的，每年5月至10月，她会从台湾来南京住进这栋老宅子，“这期间的周末，纪念馆才开，其他时间都关着”。
然后是政策困局。相对于经济上的困局，政策上缺少支持是民间博物馆面临的更大的难题。
一直以来，民间博物馆都没有清晰的定位，从“私立”到“私人”、从“民办”到“非政府办”、从“民间”到“民营”，称谓多次易换。
民间博物馆本来就因“民办”身份而无法享受国家的财政拨款，加之国内法律又把民间博物馆界定为“民办非企业法人”，所以它也不能进行营利性经营活动，甚至不能进行商业贷款。以安徽源泉徽文化民俗博物馆馆长宣繁秋为例，他只能采用合股经营的方式，邀请朋友加盟，以此筹措资金。
民间博物馆的尴尬定位使得其税收方面遭遇了“不公平”。“据我所知，全国博物馆中，观复博物馆是唯一没有企业支撑仅靠博物馆自身经营而能够盈利的。但一旦盈利我就要交企业所得税，而观复博物馆是民办非企业法人，所以‘不是企业的单位’要交企业所得税。多年下来观复博物馆已累计交税上百万元。”马未都说，国有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的门票收入都可免税，民间博物馆却无法享受。
同样是税收问题，南京长风堂博物馆也遇到类似情况。馆长顾颖对记者介绍：“我们在国外为博物馆买回很多藏品，但入关的时候，海关会认为这是一种商业行为，1000万元的藏品，要征收30%的关税……如果是国有博物馆购买了海外的藏品，只需开具相关的证明就能顺利过关，而且过程中产生的人员差旅等费用也都一应由国家承担。而我们不但要缴纳过高的关税，而且支出只能自己买单。”
在土地和场馆的使用上，民间博物馆也没有感受到政府的支持。路东之表示，他一直想找块地建设一个永久性的博物馆，可至今未能如愿。因为好的地块价格难以承受，荒村旷野又不适合建博物馆，而短期租地说不准哪天就要被逼搬迁。
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创办人高继生对此深有体会，他的博物馆已搬家近十次。“每次搬家，我的藏品都会损坏一批，光是维修因为搬家而损坏的相机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甚至有时候因为搬运起来太困难，一些藏品只能当做废品处理，实在是太心痛了！”高继生说。
虽然2005年的《博物馆管理办法》以及2010年的《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多次提到鼓励、支持民间博物馆的创办，但实际操作中，民间博物馆仍然缺乏实质的支持，民间博物馆至今未能享有和国有博物馆同样的法律地位。陕西省民间博物馆协会会长吕建中认为这是民间博物馆困境的源头。
民间博物馆的未来之忧
有业内人士说，民间博物馆每年注册开办10家很正常，但每年有10家民间博物馆关闭也很正常。许多民间博物馆的频繁关停与资金欠缺、运营机制不成熟有关，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民间博物馆自身运营有问题。 现今，民间博物馆大多走的是个人化的道路，而这些个人创办的民间博物馆的未来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上海1984年“中国第一家民间收藏馆”馆主王安坚于几年前辞世，其收藏馆就不得不闭馆了；名噪一时的“蝶王”陈宝财创办的蝴蝶博物馆，也因其病重而闭馆。
在樊建川看来，民间博物馆的命运无外乎几种：“一是给自己的孩子往下传，我就一个女儿，而且她不喜欢，也不愿意管。我明白，几十座博物馆，还有500多个员工要管理，负担很重，她自己也有家有孩子，这条路我觉得靠不住。第二条路是建立基金会，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基金会人为因素很多，规范性不强，也信不过。”樊建川认为，把博物馆交给政府是仅有的可行之路。
南京长风堂博物馆杨休说：“不用绕弯子，不就是我死了以后吗？当然是捐给国家。其实现在这样做，无非是想替国家做点事。”北京晋商博物馆的薛岩也明确表示：“建博物馆的目的，其实质便是想捐给社会。让这些文物可以面向公众。”然而，民间博物馆捐赠给国家，目前仍未有先例。
民间博物馆自身的短板也影响了自身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吕建中接受采访说：“由于我国民办博物馆起步晚，在办馆理念、管理能力、学术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在国有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享有财政拨付经费后，民办博物馆的处境更为尴尬，严重阻碍了民办博物馆的发展。”
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赵曙光也认为“从藏品管理、展览水平、服务设施、业务研究等方面，民办博物馆都需要一个等待成长的过程”。
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氛围中，如何吸引观众，承担起展示、教育的功能，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是摆在民间博物馆面前的一道难题。
很多民间博物馆门可罗雀，缺乏吸引大众的特色。有媒体曾报道，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除了一名门卫恪尽职守外，鲜见参观者”，馆长吴先斌认为是因为这个博物馆“相对专业比较枯燥”，“只有那些有点兴趣，有点想法的人才会来参观”。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馆长徐湖平认为，“博物馆没有观众，说明我们没有把自己做好，没有做出让公众感兴趣的展览、活动，没有特色”。
因此，如何把博物馆办出新意，提高观赏性，将藏品的真正意义和内涵最大程度的展示出来，也是民间博物馆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年6月5日，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推进国有博物馆对口支援民办博物馆工作的意见》，规定国有博物馆应选派中级职称和副高级职称为主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定期到民间博物馆驻点指导民办博物馆业务和管理工作。
这些措施对提高民间博物馆的专业化水平有一定帮助，然而民间博物馆行业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正如全国古玩商会会长宋建文所说，“博物馆事业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建成。这是一项需要几代人经营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