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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是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因素。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基本上是增多趋势，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务工，这对中国反贫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将1978年至今按时间段分为5个阶段，分阶段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对贫困的影响。
关键词：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
一、演进过程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在建筑业还是制造业或者部门就业，转移出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均会有相对更高的边际收入。因此，农村劳动力打破地区和行业的限制，形成了农村劳动力从低向高生产率行业的资源重新配置。这种流动配置效应也意味着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并组成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大因素。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20年内，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国内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内[[参考文献：
[]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 2005）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 005]]。
（一）1978-1985
在这个阶段时间内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50%，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取消人民公社制和全国大规模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极大的政策优势是取得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半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1986-1990
在这个时间阶段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薪资报酬、发展机会，为了享受到更好的医疗资源、教育机会，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出愈发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政府开始有目标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农村区域扶贫开发计划。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地区和偏远地区集中，使农村消除贫困的速度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甚至在1988年和1989年呈现增加趋势[[[] 国家统计局 .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 2006 ）]]。
不仅如此，分地区来讲，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家庭的经济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相对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务工获得收入是对自己家庭收入的有效补充。在多年脱贫减贫的尝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形成了极具作用的减贫心得。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其扶贫立足的基本原则是：欠发达地区通过自身发展脱贫，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职业素质和能力，坚持精准扶贫，坚持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坚持完善扶贫制度。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党和国家各级政府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一是通过专业的职业能力培养提高欠发达地区贫困家庭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出的环境适应性，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增加劳动力外出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持续稳定劳动力报酬率和生活保障，是党和国家为改善欠发达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中的利益边缘化、增加欠发达地区贫困家庭从国家经济发展中获益而实施的一项重大行动。党和国家各级政府为欠发达地区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的职业培训分为两种种途径：一是短期流入发达地区的贫困家庭劳动力职业技能和适应环境能力培训;二是经济贫困家庭子女学校职业教育培训。
在相对落后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替代农业生产对提高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有学者指出劳动力流动降低了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但是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家庭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的绝对收入提升的边际贡献较低。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不同也会引起贫困家庭收入水平变化的不同，适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是特级贫困家庭增加收入和减轻贫困有效途径，但这样的劳动力流动使得收入中等以上的农村家庭反而处于劣势地位。只有当一个村的劳动力流动达到一定规模时，其他个体才会选择同样的外出务工方式来提高家庭收入。但是家庭的贫困程度越高，家庭劳动力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蝴蝶效应使得劳动力人口流动和特级贫困之间的影响导致偏远地区贫困的持久和聚集。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国家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农村家庭在教育决策上产生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贫困家庭的低学龄人口。低龄劳动力会对农村家庭产生不良的影响。而由于家长教育投资和家庭重视程度的不足，不仅使得这部分低龄劳动力在社会上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从而陷入收入与教育的双重贫困，还会使贫困产生家庭传递问题。
（三）1992-1999
1.勞动力流动主体变化，水平方向流动，规模大，速度快。
1992年来看，前12年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已经打破了劳动力流动的单一计划调配格局，市场体制已经逐步加入用工制度。80年代末期农村劳动力的大流动，已经触及到我国社会各个方面。这说明了农民外出务工不是“冲动”，而是“历史必然”。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流动主体方面来看，此时国家仍未从招工用工主体退下来，所以企业和劳动者仍然没有能成为流动主体。到1993年，我国宪法修改，明确“国营企业”改“国有企业”等一系列政策之后，“铁饭碗”不再存在，企业和劳动者自此才逐渐成为了流动主体。劳动力的流动的特征首先是水平的社会流动，水平的流动是指，劳动力的这种空间转移不会导致社会地位发生改变。同时，此时流动的速度快、规模大。自从进入90年代后，“民工潮”和“帮工热”的热度愈演愈烈，1994年已增至7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当时劳动力总人口的1/6，可见其规模之大。
2.劳动力流动减贫放缓和两层次弊端
1995年，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6500万人（1996中国发展报告），这说明劳动力但是贫困人口下降的速度愈发缓慢，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解决减贫的边际问题，学者在这个时期提出了“根据特殊国情思索”的解决对策—由于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发达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相比较，存在着结构性制约、空间性制约、素质性制约和体制性制约等因素，因此其转移的战略选择应该是从特殊国情的主体思路来考虑。发达国家与我国相比，科学技术水平较为先进，劳动生产率高，本不需要大量人口留在农村，劳动力由城市流向农村基本无后顾之忧;而我国人多地少，劳动力一旦大量流出对于流出地的农业收入有所影响，这就引起了对于劳动力外流弊端的探讨。首先，对于流出地而言，劳动力流入一方面使得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却使得农村失去了受教育相对较多的青壮年力量，而这一部分人群有着生活和变革热情，同时也有适应力强、身强体壮的特点，他们的大量外流势必影响正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更新的贫困地区的农业局面，拖累其发展进程。其次，对于流入地而言，劳动力流动存在着流动者流入地生活水平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流动者在城市中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易受忽视。针对这一问题，学者认为政府必须出台保障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补贴等，来弥补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差距。在流入者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法规和服务管理也应得到政府的完善，以此提升流入者在当地的生活水平，促进流动的可持续性发展。确保流入者在流入地的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是基于逆流（区域回归）和产业回归（从二三产业回归农业）的不现实性。为了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耽误时机，不可满足于临时政策。 （四）2000-2005
2000-2005年间，劳动力流动仍是不发达地区农村收入新的增长点，正逐步发挥其消除贫困制约地区差距的效应。
这一阶段对于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因素，从结构、体制、社会三个角度去分析，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缓慢的城市化，是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结构性根源;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的歧视是体制性根源;劳动力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是社会性根源。在流出地，针对青壮年外流对于农村的农业产业发展的制约问题，2000年-2005年间，国家出台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即通过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与卫生事业，积累并稳定住农村人力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后劲不足的隐患。这也意味着农村青壮年的素质提升刻不容缓，须不断加强。
有关于劳动力外流是否真正能够改善贫困这一问题，需要引入外出劳动和不外出劳动的收入逆差这一概念。一般来说流入地的物价水平会高于流出地的水平，因此会通过剔除价格因素方式来进行平衡，这意味着收入逆差会变大而不是变小。根据《农村劳动力流动动力及其决策行为》8个样本县的结果显示，它们均存在着收入逆差现象，即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低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这与我们的常规推理思路有一定的偏差，说明外出打工不一定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贫困现状，必须要分情况讨论。在某些存在收入逆差的地区却有着“民工潮”的现象，这恰恰说明收入上的贫困并不是劳动力外流的唯一原因。根据调查，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流动能够缓解贫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劳动力流动有假性状态，转移至二三产业，都没有割断同土地的联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力的减贫作用。
（五）2005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展迅速，经济发展大幅提升。2005-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达到6500万左右，而同一时期中国年平均人口总量为13.28亿人，流动人口增量占同期年平均人口的4.9%。截至2016年，中国不含市辖区内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2.45亿人，占全部人口的17.7%，而总流动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重甚至达到21.12%。2019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流动到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2019末，中国农民工总量增长至29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占总量的59.93%，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占总量的40.07%。
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一直是农村非农劳动力流动，尽管城镇也有劳动力迁出。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非农流动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在40多年间实现了从2%到20%的上升。其中，21世纪以来是非农流动增速较为明显的时期。收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农民工数量在2008-2009年间增速减缓明显，但随后两年小幅反弹并于之后以年均400万人左右的增幅稳步增长。由此可见，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目前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普遍并且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
2010年以来，流动劳动力在就业结构、流动范围、主体特征以及流动目的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一）流动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就业替代——从传统制造业更多转向新兴服务业;（二）流动劳动力跨区域转移趋势有所回落;（三）流动劳动力中年轻人逐渐成为主力军;（四）流动劳动力家庭化迁移趋势逐渐明朗;（五）劳动力流动中流动目的有所变化——除了考虑工作机会还会更多考虑诸如公共服务、宜居环境等。
我国目前贫困线以2011年2300元为基准，不定期调整，2016年为3000元，2020年贫困标准4000元/年进行贫困的识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脱贫攻坚成效明显。2010-2019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从16566万人减少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7.27%降至0.6%。2019年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67元，扶贫效果十分显著。
二、总结
流动和迁移有助于劳动力资源在全社会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了中国扶贫事业的进程。一些学者测算了劳动再配置效应，其研究表明劳動力流动的确是改革开放以来使中国农村贫困减少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扶贫力度加大，其对贫困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
作者简介：
钟子声（1999-），男，汉族，广东揭阳人，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在读，审计学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南京审计大学2020年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1287029Z
关键词：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
一、演进过程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在建筑业还是制造业或者部门就业，转移出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均会有相对更高的边际收入。因此，农村劳动力打破地区和行业的限制，形成了农村劳动力从低向高生产率行业的资源重新配置。这种流动配置效应也意味着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并组成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大因素。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20年内，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国内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内[[参考文献：
[]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 2005）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 005]]。
（一）1978-1985
在这个阶段时间内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50%，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取消人民公社制和全国大规模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极大的政策优势是取得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半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1986-1990
在这个时间阶段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薪资报酬、发展机会，为了享受到更好的医疗资源、教育机会，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出愈发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政府开始有目标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农村区域扶贫开发计划。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地区和偏远地区集中，使农村消除贫困的速度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甚至在1988年和1989年呈现增加趋势[[[] 国家统计局 .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 2006 ）]]。
不仅如此，分地区来讲，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家庭的经济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相对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务工获得收入是对自己家庭收入的有效补充。在多年脱贫减贫的尝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形成了极具作用的减贫心得。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其扶贫立足的基本原则是：欠发达地区通过自身发展脱贫，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职业素质和能力，坚持精准扶贫，坚持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坚持完善扶贫制度。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党和国家各级政府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一是通过专业的职业能力培养提高欠发达地区贫困家庭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出的环境适应性，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增加劳动力外出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持续稳定劳动力报酬率和生活保障，是党和国家为改善欠发达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中的利益边缘化、增加欠发达地区贫困家庭从国家经济发展中获益而实施的一项重大行动。党和国家各级政府为欠发达地区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的职业培训分为两种种途径：一是短期流入发达地区的贫困家庭劳动力职业技能和适应环境能力培训;二是经济贫困家庭子女学校职业教育培训。
在相对落后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替代农业生产对提高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有学者指出劳动力流动降低了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但是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家庭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的绝对收入提升的边际贡献较低。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不同也会引起贫困家庭收入水平变化的不同，适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是特级贫困家庭增加收入和减轻贫困有效途径，但这样的劳动力流动使得收入中等以上的农村家庭反而处于劣势地位。只有当一个村的劳动力流动达到一定规模时，其他个体才会选择同样的外出务工方式来提高家庭收入。但是家庭的贫困程度越高，家庭劳动力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蝴蝶效应使得劳动力人口流动和特级贫困之间的影响导致偏远地区贫困的持久和聚集。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国家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农村家庭在教育决策上产生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贫困家庭的低学龄人口。低龄劳动力会对农村家庭产生不良的影响。而由于家长教育投资和家庭重视程度的不足，不仅使得这部分低龄劳动力在社会上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从而陷入收入与教育的双重贫困，还会使贫困产生家庭传递问题。
（三）1992-1999
1.勞动力流动主体变化，水平方向流动，规模大，速度快。
1992年来看，前12年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已经打破了劳动力流动的单一计划调配格局，市场体制已经逐步加入用工制度。80年代末期农村劳动力的大流动，已经触及到我国社会各个方面。这说明了农民外出务工不是“冲动”，而是“历史必然”。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流动主体方面来看，此时国家仍未从招工用工主体退下来，所以企业和劳动者仍然没有能成为流动主体。到1993年，我国宪法修改，明确“国营企业”改“国有企业”等一系列政策之后，“铁饭碗”不再存在，企业和劳动者自此才逐渐成为了流动主体。劳动力的流动的特征首先是水平的社会流动，水平的流动是指，劳动力的这种空间转移不会导致社会地位发生改变。同时，此时流动的速度快、规模大。自从进入90年代后，“民工潮”和“帮工热”的热度愈演愈烈，1994年已增至7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当时劳动力总人口的1/6，可见其规模之大。
2.劳动力流动减贫放缓和两层次弊端
1995年，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6500万人（1996中国发展报告），这说明劳动力但是贫困人口下降的速度愈发缓慢，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解决减贫的边际问题，学者在这个时期提出了“根据特殊国情思索”的解决对策—由于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发达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相比较，存在着结构性制约、空间性制约、素质性制约和体制性制约等因素，因此其转移的战略选择应该是从特殊国情的主体思路来考虑。发达国家与我国相比，科学技术水平较为先进，劳动生产率高，本不需要大量人口留在农村，劳动力由城市流向农村基本无后顾之忧;而我国人多地少，劳动力一旦大量流出对于流出地的农业收入有所影响，这就引起了对于劳动力外流弊端的探讨。首先，对于流出地而言，劳动力流入一方面使得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却使得农村失去了受教育相对较多的青壮年力量，而这一部分人群有着生活和变革热情，同时也有适应力强、身强体壮的特点，他们的大量外流势必影响正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更新的贫困地区的农业局面，拖累其发展进程。其次，对于流入地而言，劳动力流动存在着流动者流入地生活水平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流动者在城市中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易受忽视。针对这一问题，学者认为政府必须出台保障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补贴等，来弥补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差距。在流入者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法规和服务管理也应得到政府的完善，以此提升流入者在当地的生活水平，促进流动的可持续性发展。确保流入者在流入地的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是基于逆流（区域回归）和产业回归（从二三产业回归农业）的不现实性。为了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耽误时机，不可满足于临时政策。 （四）2000-2005
2000-2005年间，劳动力流动仍是不发达地区农村收入新的增长点，正逐步发挥其消除贫困制约地区差距的效应。
这一阶段对于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因素，从结构、体制、社会三个角度去分析，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缓慢的城市化，是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结构性根源;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的歧视是体制性根源;劳动力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是社会性根源。在流出地，针对青壮年外流对于农村的农业产业发展的制约问题，2000年-2005年间，国家出台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即通过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与卫生事业，积累并稳定住农村人力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后劲不足的隐患。这也意味着农村青壮年的素质提升刻不容缓，须不断加强。
有关于劳动力外流是否真正能够改善贫困这一问题，需要引入外出劳动和不外出劳动的收入逆差这一概念。一般来说流入地的物价水平会高于流出地的水平，因此会通过剔除价格因素方式来进行平衡，这意味着收入逆差会变大而不是变小。根据《农村劳动力流动动力及其决策行为》8个样本县的结果显示，它们均存在着收入逆差现象，即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低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这与我们的常规推理思路有一定的偏差，说明外出打工不一定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贫困现状，必须要分情况讨论。在某些存在收入逆差的地区却有着“民工潮”的现象，这恰恰说明收入上的贫困并不是劳动力外流的唯一原因。根据调查，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流动能够缓解贫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劳动力流动有假性状态，转移至二三产业，都没有割断同土地的联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力的减贫作用。
（五）2005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展迅速，经济发展大幅提升。2005-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达到6500万左右，而同一时期中国年平均人口总量为13.28亿人，流动人口增量占同期年平均人口的4.9%。截至2016年，中国不含市辖区内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2.45亿人，占全部人口的17.7%，而总流动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重甚至达到21.12%。2019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流动到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2019末，中国农民工总量增长至29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占总量的59.93%，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占总量的40.07%。
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一直是农村非农劳动力流动，尽管城镇也有劳动力迁出。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非农流动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在40多年间实现了从2%到20%的上升。其中，21世纪以来是非农流动增速较为明显的时期。收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农民工数量在2008-2009年间增速减缓明显，但随后两年小幅反弹并于之后以年均400万人左右的增幅稳步增长。由此可见，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目前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普遍并且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
2010年以来，流动劳动力在就业结构、流动范围、主体特征以及流动目的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一）流动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就业替代——从传统制造业更多转向新兴服务业;（二）流动劳动力跨区域转移趋势有所回落;（三）流动劳动力中年轻人逐渐成为主力军;（四）流动劳动力家庭化迁移趋势逐渐明朗;（五）劳动力流动中流动目的有所变化——除了考虑工作机会还会更多考虑诸如公共服务、宜居环境等。
我国目前贫困线以2011年2300元为基准，不定期调整，2016年为3000元，2020年贫困标准4000元/年进行贫困的识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脱贫攻坚成效明显。2010-2019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从16566万人减少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7.27%降至0.6%。2019年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67元，扶贫效果十分显著。
二、总结
流动和迁移有助于劳动力资源在全社会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了中国扶贫事业的进程。一些学者测算了劳动再配置效应，其研究表明劳動力流动的确是改革开放以来使中国农村贫困减少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扶贫力度加大，其对贫困的影响越来越不显著。
作者简介：
钟子声（1999-），男，汉族，广东揭阳人，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在读，审计学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南京审计大学2020年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1287029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