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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文以载道”理论影响深远，即文章作为一种显“道”的工具，人为地降低审美价值追求，而将其社会功用价值放大，从而使文章成为道学的附庸。而“文以贯道”理论虽在“文以载道”之前就已产生，但在后世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把两种学说混称为“文以载道”，而忽视了其二者间的差别。“贯”与“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与理论反映却差之甚远。本文从两种文道关系理论的产生过程、内涵理解和文学影响等方面去分析“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之间的差别，从而对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贯道；载道；区别；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一、“文以贯道”与“文以载道”的产生
六朝时期文风浮靡，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作如下阐释：文章道弊五百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隋唐文人对这种矫揉造作的文风十分反感，欲扭转这一不良的文学创作倾向，所以在文学实践方面开始以先秦思想和文章作为范本，形成一种文学上的复古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内文学家们的复古参照是先秦圣贤之思想与著作，所以这一时期内的复古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文章表达上，而且后者的实践体现尤为明显。到中唐时期，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不仅在古文创作上达到了文学上的巅峰，而且在文道关系的理论阐释方面也形成了完整的古文理论体系，其核心即“文以贯道”说。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述道：“所以唐人说文以贯道，而不说文以载道。曰贯道，则是因为文以见道，而道必借文而始显。文与道鲜有轻重的区分，而文与道终究看作是两个物事。”[1]郭绍虞先生明确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即对文与道的应用问题和地位认识问题，故两种学说是有区别的，然而后世的一些文论家却混而谈之。
宋初的文道运动在韩愈柳宗元的影响下继续发展，但在文道关系问题上，宋初的主流文学家在开始时便走上一种极端的道路。韩愈等人提倡的是一种文道并重的文学主张，而之后的文学家们往往重道轻文，比如宋初的柳开、穆修等人发起的古文革新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道学运动，是后来程朱理学在文论方面的先声。柳开在《河东集·一》中做了如下论述：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2]在《河东集·五》中亦言：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3]由此可见，在宋初文论方面，道已经超越了文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文论中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已经是一种有损于文章审美价值的文学主张，理应由后起的文学家们予以纠正，但是继之而起的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以及朱熹等人，不但没有及时遏止这种偏离正轨的文学倾向，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牵引着文道论述走上了极端，即“文以载道”。“文以载道”在周敦颐那里成为理论确定下来，在他的《通书》中有如下论述，“文所以载道也”；后来经由程颐程颢和朱熹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以下引述他们几人的代表性言论加以说明：
周敦颐：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此文辞而已者陋矣。[4]
《二程遗书》：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5]
程颐：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6]
从周敦颐的“文辞陋也”到二程思想中的“道为文之归”，再到程颐的“作文害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由浅入深地否定文学的趋向。尽管在实践中，文章依然在被使用，但在文学观念中“文”的地位已经沦为下等。宋人依旧复古，但复古的标准已经迥异于韩愈之辈。韩愈等人复古的标准是先秦的著作与思想，两者兼重，而宋代的文学复古标准则集中于“道”。复古标准的形而上的特点的突出，使得文道关系中文与道的地位出现了变化。道的地位逐渐上升，远远地超过了文，甚至于文的地位荡然无存。宋人不仅没有做到及时的遏止，反而任由其发展，自此“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中进而成为影响北宋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法则。
二、对“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的理解
文以贯道中其实是把“文”与“道”统一起来，侧重于文道的统一性，不仅在文章写作中注重道的阐发，而且还注重文的技巧。此处的文学技巧不同于六朝文学中的华丽辞藻，而是一种有利于显示“道”的必要修辞手法。另外，与后来“文以载道”中道的内涵不同，“贯道”中的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自然万物之道，道的内容外延比较大，所以韩柳时期乃至后来的苏轼等人，在技巧和道的阐释方面有更灵活的自由度和更大的空间，自然容易写出文道兼备的好文章。而“文以載道”中对道的理解，局限于以伦理道德规范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道的内容外延比较小。在关于如何对待道的问题上，韩愈有如下论述：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7]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8]
韩愈在文道理论的叙述中虽然很明显地倾向道比文具有优先的地位，但是这种优先性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优先，并且在韩愈的创作实践中对文与道的比重把握得也十分得体。虽然后世持“文以载道”的观念的文学家们宣称自己以韩愈为范本，但是在对文道关系的把握和应用上确实不及韩愈，未学到其精髓之处。
“文以载道”，强调的是文的工具性，这种学说把文看作是道学的附庸，持这种观点的文论家们认为文没有而且不应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它的作用只是单纯地作为一种阐释文学观点的载体。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去观察的话：文与道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内容是本质，形式只不过是承载本质的工具，形式不但不能完全承载内容，甚至会成为内容的桎梏。《庄子》中讲到“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庄子认为道的内涵是“无封无常”的，没有边界没有常态的，所以道的论说应该保持一种圆满性和未封状态。该时期持这种观点的文论家们也许是受庄子的影响，认为一旦用文章来显示道，必然会破坏道的完整表达，自然会产生“作文害道”的极端理论。 三、“文以贯道”与“文以载道”的影响
文以贯道，在扭转六朝浮靡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意义上正确的文道理念，从而引领起一种正确的文学创作倾向，形成了正确的文学道路规范。以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对韩愈历史功绩的评价可以把握这种文道观念下的文学成就：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那么，秉持文以贯道的理论观念的文学家们，和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文人们，在文的创作上同样有这么一种摧陷廓清，雄伟不常的历史功绩，只不过与韩柳相比逊色了一些。
文以载道，方便了道学家去宣扬伦理价值体系内的道德规范，但人为地降低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其说这是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学观倒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把一种社会功利性的意识深深地植根于写作者的内心，使得宋代诗文乃至宋代之后的文章禁锢于“道”这个范畴，而为后世文学的发展人为地设置了难以摆脱的藩篱。后世的文学本来可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但“文以载道”的理论或许是扼杀这一可能性的根本原因。
小结：
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自始至终是两方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力量。不管是“文以贯道”还是“文以载道”，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文章。前者在扭转六朝文风的同时，也引导着正确的文学发展趋向，大批文道兼备的古文篇目层出，使文学的发展前景亦十分明朗。宋初至南宋诸人的发展将文学引向了单纯重道的文学发展之路，至此，文的实用性得到空前的提升，但与之而来的，却是文的审美性的一落千丈，这一文学歧途虽然可以在宋初诸人手里得到及时纠正，以得到文学正途之作用，但由于宋代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得宋人在这一歧途上愈走愈远乃至走上了极端，这对后世文学产生弊利双重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扼杀文的文学性，一味地注重道德说教，其弊实在是大于利。
注释：
[1][2][3][4][5][6][7][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388，388，385，387，388，270，270.
參考文献：
[1]李立.中国古代文论的平行性特征[J].武陵学刊，2016，03.
[2]张炳尉.论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说——从郭绍虞的失误说起[J].文学评论，2010.03.
[3]刘锋杰.“还其本来面目”——钱锺书的“文以载道”论[J].文学评论，2016，04.
[4]刘真伦.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J].文学遗产，2005，05.
关键词：贯道；载道；区别；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一、“文以贯道”与“文以载道”的产生
六朝时期文风浮靡，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作如下阐释：文章道弊五百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隋唐文人对这种矫揉造作的文风十分反感，欲扭转这一不良的文学创作倾向，所以在文学实践方面开始以先秦思想和文章作为范本，形成一种文学上的复古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内文学家们的复古参照是先秦圣贤之思想与著作，所以这一时期内的复古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文章表达上，而且后者的实践体现尤为明显。到中唐时期，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不仅在古文创作上达到了文学上的巅峰，而且在文道关系的理论阐释方面也形成了完整的古文理论体系，其核心即“文以贯道”说。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述道：“所以唐人说文以贯道，而不说文以载道。曰贯道，则是因为文以见道，而道必借文而始显。文与道鲜有轻重的区分，而文与道终究看作是两个物事。”[1]郭绍虞先生明确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即对文与道的应用问题和地位认识问题，故两种学说是有区别的，然而后世的一些文论家却混而谈之。
宋初的文道运动在韩愈柳宗元的影响下继续发展，但在文道关系问题上，宋初的主流文学家在开始时便走上一种极端的道路。韩愈等人提倡的是一种文道并重的文学主张，而之后的文学家们往往重道轻文，比如宋初的柳开、穆修等人发起的古文革新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道学运动，是后来程朱理学在文论方面的先声。柳开在《河东集·一》中做了如下论述：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2]在《河东集·五》中亦言：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3]由此可见，在宋初文论方面，道已经超越了文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文论中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已经是一种有损于文章审美价值的文学主张，理应由后起的文学家们予以纠正，但是继之而起的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以及朱熹等人，不但没有及时遏止这种偏离正轨的文学倾向，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牵引着文道论述走上了极端，即“文以载道”。“文以载道”在周敦颐那里成为理论确定下来，在他的《通书》中有如下论述，“文所以载道也”；后来经由程颐程颢和朱熹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以下引述他们几人的代表性言论加以说明：
周敦颐：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此文辞而已者陋矣。[4]
《二程遗书》：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5]
程颐：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6]
从周敦颐的“文辞陋也”到二程思想中的“道为文之归”，再到程颐的“作文害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由浅入深地否定文学的趋向。尽管在实践中，文章依然在被使用，但在文学观念中“文”的地位已经沦为下等。宋人依旧复古，但复古的标准已经迥异于韩愈之辈。韩愈等人复古的标准是先秦的著作与思想，两者兼重，而宋代的文学复古标准则集中于“道”。复古标准的形而上的特点的突出，使得文道关系中文与道的地位出现了变化。道的地位逐渐上升，远远地超过了文，甚至于文的地位荡然无存。宋人不仅没有做到及时的遏止，反而任由其发展，自此“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中进而成为影响北宋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法则。
二、对“文以贯道”和“文以载道”的理解
文以贯道中其实是把“文”与“道”统一起来，侧重于文道的统一性，不仅在文章写作中注重道的阐发，而且还注重文的技巧。此处的文学技巧不同于六朝文学中的华丽辞藻，而是一种有利于显示“道”的必要修辞手法。另外，与后来“文以载道”中道的内涵不同，“贯道”中的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自然万物之道，道的内容外延比较大，所以韩柳时期乃至后来的苏轼等人，在技巧和道的阐释方面有更灵活的自由度和更大的空间，自然容易写出文道兼备的好文章。而“文以載道”中对道的理解，局限于以伦理道德规范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道的内容外延比较小。在关于如何对待道的问题上，韩愈有如下论述：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7]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8]
韩愈在文道理论的叙述中虽然很明显地倾向道比文具有优先的地位，但是这种优先性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优先，并且在韩愈的创作实践中对文与道的比重把握得也十分得体。虽然后世持“文以载道”的观念的文学家们宣称自己以韩愈为范本，但是在对文道关系的把握和应用上确实不及韩愈，未学到其精髓之处。
“文以载道”，强调的是文的工具性，这种学说把文看作是道学的附庸，持这种观点的文论家们认为文没有而且不应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它的作用只是单纯地作为一种阐释文学观点的载体。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去观察的话：文与道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内容是本质，形式只不过是承载本质的工具，形式不但不能完全承载内容，甚至会成为内容的桎梏。《庄子》中讲到“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庄子认为道的内涵是“无封无常”的，没有边界没有常态的，所以道的论说应该保持一种圆满性和未封状态。该时期持这种观点的文论家们也许是受庄子的影响，认为一旦用文章来显示道，必然会破坏道的完整表达，自然会产生“作文害道”的极端理论。 三、“文以贯道”与“文以载道”的影响
文以贯道，在扭转六朝浮靡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意义上正确的文道理念，从而引领起一种正确的文学创作倾向，形成了正确的文学道路规范。以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对韩愈历史功绩的评价可以把握这种文道观念下的文学成就：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那么，秉持文以贯道的理论观念的文学家们，和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文人们，在文的创作上同样有这么一种摧陷廓清，雄伟不常的历史功绩，只不过与韩柳相比逊色了一些。
文以载道，方便了道学家去宣扬伦理价值体系内的道德规范，但人为地降低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其说这是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学观倒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把一种社会功利性的意识深深地植根于写作者的内心，使得宋代诗文乃至宋代之后的文章禁锢于“道”这个范畴，而为后世文学的发展人为地设置了难以摆脱的藩篱。后世的文学本来可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但“文以载道”的理论或许是扼杀这一可能性的根本原因。
小结：
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自始至终是两方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力量。不管是“文以贯道”还是“文以载道”，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文章。前者在扭转六朝文风的同时，也引导着正确的文学发展趋向，大批文道兼备的古文篇目层出，使文学的发展前景亦十分明朗。宋初至南宋诸人的发展将文学引向了单纯重道的文学发展之路，至此，文的实用性得到空前的提升，但与之而来的，却是文的审美性的一落千丈，这一文学歧途虽然可以在宋初诸人手里得到及时纠正，以得到文学正途之作用，但由于宋代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得宋人在这一歧途上愈走愈远乃至走上了极端，这对后世文学产生弊利双重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扼杀文的文学性，一味地注重道德说教，其弊实在是大于利。
注释：
[1][2][3][4][5][6][7][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388，388，385，387，388，270，270.
參考文献：
[1]李立.中国古代文论的平行性特征[J].武陵学刊，2016，03.
[2]张炳尉.论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说——从郭绍虞的失误说起[J].文学评论，2010.03.
[3]刘锋杰.“还其本来面目”——钱锺书的“文以载道”论[J].文学评论，2016，04.
[4]刘真伦.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J].文学遗产，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