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19年相比，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每日碳排放量下降了17%。虽然这有利于缓和气候变化，但排放量下降的原因却与新冠疫情相关。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各国政府采取了全国封锁和旅行限制等措施，减少了碳排放。
　　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缩减了全球能源需求，碳排放量也随之降低。但疫情是暂时的，一旦全球经济开始复苏，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都将反弹。目前，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有一半来自亚洲新兴经济体。对东盟国家来说，未来能源需求仍将保持增长，因为它们需要能源来推动经济发展。预计2015～2040年间，东盟对能源的需求将翻一番，两个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地区人口也在不断增长。
　　预计2015～2040年间，东盟国家对一次能源的需求将以年均3.6%的速度增长。从绝对值来看，它将从2015年的6.661亿吨油当量增加到2040年的16.2363亿吨油当量。目前，石油是主要能源，其次是煤炭和天然气。但在不久的将来煤炭就会领先，到2040年占比可能会达到53%，与2015年的32.9%相比大幅增加。
　　東盟和发展中国家在向低碳经济过渡时，都面临着能源需求与可持续能源供应如何匹配的挑战，迫切需要加快发展绿色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氢能和清洁技术。
　　利用混合动力汽车或电动汽车来淘汰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内燃机汽车，前景十分光明，显然，这一规划也已被列入东盟的发展议程。但为了满足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煤炭使用量还是会迅速增加。
　　用煤发电主要因为其价格稳定以及供应充足。全球煤炭需求已放缓，东南亚地区却与之相反，将煤炭用于发电将对该地区的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燃煤发电量的不断增长，当地污染物即碳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将成为世界和东南亚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趋势凸显了实现环境可持续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开发环境技术，例如具有碳捕获和封存的清洁煤技术至关重要。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能源变革，目光也从化石燃料转向了清洁能源。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全球领导人通过谈判达成《巴黎协议》，设定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远低于2℃”的目标，这表明能源转型是全球共同的目标。
　　尽管已经确定了共同目标，但每个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理环境不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有所不同。能源转型是一个经济问题，目前的金融体系往往优先考虑眼前的利润，而不考虑中长期的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的清洁技术似乎比传统的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系统更昂贵。目前，政府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如何分配经济资源来推动能源转型，以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且负担得起的能源。
　　毋庸置疑，向清洁能源系统的转变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根本性影响。转型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采用可再生能源系统，这个过程需要相关技术、基础设施和成本作为支撑。
　　政府要考虑如何能更清洁地使用化石燃料，考虑通过何种创新技术能够减少碳和温室气体排放，还要采取紧急措施让能源部门脱碳，因为能源部门的排放量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3。也正是因为如此，能源部门要迅速采用更清洁的化石燃料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将能源效率提高一倍。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向可再生能源过渡会影响电价，东南亚当地商品和服务会因此失去竞争力。但无论如何，东盟国家现在完全有机会大胆尝试，实现能源转型。
　　其中一种选择是在需求、增长放缓和油价便宜的时候取消全面的能源补贴。对穷人的能源补贴可以继续，但要精准发放，避免资源流失到非目标群体。此外，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引进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减少排放。
　　疫情后东盟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通过增加就业来恢复经济。因此，在出台一揽子刺激方案时，要确保这些方案既能改善环境、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又能增加就业。比如，可以通过改造提升能源效率，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企业从危机中复苏。
　　如果不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疫情消退之后，能源消耗和有害排放又将反弹。所以东盟要当机立断，推动能源从化石燃料体系向更清洁的能源体系过渡。
　　·来源：《东亚论坛》
　　·编译：陈志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