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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你偷了懒，是他帮你照顾了这家人，你别怪他。
1
我终于敢再踏上那片土地，在父亲的墓前唠叨唠叨那个男人的事情，是在五年之后的四月天里。
牙髓针在口腔中一点点退去，很疼很痛，连咧嘴都奢侈。
结束后，一个人站在候诊大厅里静默地看着医生们进进出出，这群脚步匆忙的人，或师或友。周身萦绕着熟悉的消毒水气味，1500个日夜中再寻常不过的一个下午。看着坐在椅子上等待的患者身边陪着三三两两的家人，久违的孤独的感觉一点点漫上脊背。
突然便很想听听母亲的声音，温软又亲切。
打了数遍都是关机，心中急躁，犹豫着拨通了那个号码。
等待的声音只响了一声，电话便被接起。浓重的乡音隔着大半个中国传过来。
“喂，是冉冉吗？”他唤着我的乳名，没有丝毫的生疏和别扭，“是不是又忙呢？你好吗？很久没有往家打电话了！”
一连串的询问，听着有点责备的语气，我莫名其妙心头一暖，“嗯，我很好。叔叔，我终于把那颗牙拔掉啦！真的好疼啊！”
“嘿嘿，拔掉好，不然都吃不下东西，饿瘦了咋办。”他憨憨笑着。
我也笑了：“都这么胖了，不是正好可以减肥嘛！”
“哪里胖了！你这孩子，就是不会照顾自己。我和你妈都不在你身边，你学习用功，工作努力，连给我们打电话都是边爬楼边打，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还在那边唠叨着，声音很大，路过的实习医生同学好奇地看看我。我指指手机，解释着：“是家里的电话。”
他的声音戛然止住，怯怯问我：“是不是又要忙啦？”
“不忙，叔叔，今天我听您讲。”我走出候诊厅，坐在病房楼前的一颗桃树下。四月的桃花开的正盛，风轻轻一吹，便落了满肩。
甜腻的香气萦绕鼻尖，时光仿佛又回到2011年，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那年春天。
2
大家都说他是老实人，老实人在父亲走后一年来到我家。
那天他穿了一身很旧的黑衣长裤，个子不高，整个人看起来又黑又瘦，手里拎了两大兜的零食和水果，大概算作带我和弟弟的见面礼。我和弟弟有些不礼貌地打量着他，他的头在抬起落下间摇摆，局促不安地站在客厅里。
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单位的同事给介绍的，人还不错，爱干活，挺老实的。
我再次瞟了一眼这男人，又看了看美丽端庄的母亲。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爱情，他们的结合，不过是双方家庭的各自需要而已。他们的婚姻之所以会维持二十几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代道德绑架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父亲一直都在承担着一个为夫为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镇子上的人好像总喜欢以窥探别人的生活为乐，他走后的一年中，再加以杜撰变成街角巷口为人乐道的绯闻轶事。尤其对于经济独立又漂亮的女人而言，故事的情节便更加曲折离奇。母亲独自上班下班，听到有人那不怀好意的猜测，一直当作没听见。但小镇上，各种传言因为一个失去丈夫女人的沉默而更加激烈。
清明节那天，我和弟弟去祭拜父亲。满山的桃花开得很艳，我们跪在父亲的墓碑前祈祷，求父亲让母亲可以找到一个真心爱她，待她好的人，弥补她从未有过爱情的遗憾，也堵住这悠悠之口，让母亲不再一个人偷偷落泪。
父亲显然是听见了吧，可是这个人，他配的上母亲吗？他可以担得起这个家庭吗？为了我们，为了生活，可怜的母亲再一次做了这么不得已的选择。
我轻轻叹口气，喉咙涩涩干干的，一句祝福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走过去轻轻抱了抱母亲，告诉她我支持她做的任何决定，只要是她觉得可以的，我都可以接受。
于是老实人和母亲在一起了。他没有孩子，甚至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的老家是在隔壁镇子上一个很偏远的村子里。和母亲登记后，他便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他主动承包下家里最脏最重的活计，并且托曾经一起打工的工友在西盟买了几头牛，又回老家把碎玉米的机器用驴车运过来。每天四点钟顶着星星起床，开始一天的劳累和奔波。我和弟弟六点半爬起来，他看着我们洗漱好了，才会把锅里的饭菜端出来，四口人围在一起吃。
半年后，家里的母牛生了小牛，小牛被他养成了大牛，又生了小牛。偶尔他忙农活赶不回来住在奶奶家，母亲又在学校上班，我和弟弟对着他加工好的面，饲料，草料面面相觑，手足无措，一遍遍给他打电话确认应用的分量，手忙脚乱地伺候完小家伙们，再把牛粪金属清走，两个人互相闻了闻，立马跑去冲澡，叫嚷着又脏又臭真不是人干的活。
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厌倦的那个下午，是他数年如一日重复的枯燥与苦累。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男人在六年前就离开了。而他，不过是写在母亲户口页上配偶一栏的名字而已。我和弟弟尊敬他，就只是因为他刚好填补了这个家庭的空缺。
3
大学的几年间，我很少打给他。每隔两天给母亲打一个电话，只有在找不到母亲时才会拨通他的手机。他每次都接得很快，好像手机时时刻刻都带在身边。从不更改的一句：“嗯，等一下，我去找你妈。”然后急切的呼唤声和小跑的脚步声一齐传来：“快快，冉冉来电话了！”
曾经对弟弟抱怨：叔叔好像并不怎么关心我，他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弟弟脸色一沉：你错了，每次叔叔把电话递给妈妈的时候，都会和妈妈挤在一起听。
我愣住。眼前突兀地浮现出一张开心笑着的脸，老实人的头和母亲的头紧紧靠在一起，试图从电话中听到的只言片语，努力拼凑出我人生的全貌，来弥补他在我人生中缺席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突然想起，五年前，我大学离家的前一个月，母亲手术还未出院。他把母亲托给大妈照顾，坚持要去送我。火车上碰见几个同校的同学，他买了很多零食分给大家，他不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一心读书。反而拜托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要迁就一下这个刚刚离家的小姑娘：她脾气倔，但是不坏。有啥说啥，你们不要和她计较。她要是惹毛了你们，你们就放假到叔叔家玩，我给大家做好吃的。 那天的阳光很好，透过车窗玻璃投射到他黝黑粗糙的脸上，我看见他笑得像个孩子，仿佛上大学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他自己。
他右手拖着大大的行李箱，左手拎着我的书包走在八月的烈阳下，我走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我试图伸手从他手中接过书包，他回头对我笑笑：“没事，不累。”
他的话就是这样少，我不好再坚持，有点尴尬地杵在了原地。他也跟着停下，“一定要好好努力学习，将来和琪琪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咱们一家四口人可不能分开。”
我鼻子有点酸，笑他：“那如果我将来结婚了呢？”
他脸上的荣光一下就消失了，“我们没想拖累你们，只想远远地看着，这样我和你妈才会放心。你也不要担心你妈，家里有我，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是我18岁的那年夏天，听到的最好听的，也是最负责任的承诺。
4
我抬起头，在阳光中眯着眼看他，第一次发现，我居然已经比他高了。没日没夜的操劳，让他看起来比两年前更加瘦小。我不忍再看他眼中那份不舍的关切，扭过头去，假意在看这充满新奇的校园，心中突然无比庆幸，自己报了一所离家只有八小时路程的大学。至少能够在每年十一的假期回家忙上几天。
当我坐在田埂上小憩，麦收时节，满目都是金灿灿的明黄。头顶是湛蓝的天空，和城市里的阴霾天壤之别。我在土地上躺平身体，贪婪地呼吸着乡间清润的空气。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和满足油然而生。
然后我看着他很认真地把松针码成四四方方的两跺，用柳条紧紧捆住。我跑过去帮忙，他不许，只说：“你歇着，歇着，车还没有装满，我弄点松针回去，烧火用。”
略略陡峭的山坡上，两个人无法共挑一个担子。我只好让开，看他一个人把它挑下山去。细长的担子压在他瘦小的脊背上，随着他的脚步忽上忽下地弹跳着。我默默掏出手机，在他身后拍了一张照片。快到车厢时，他放下担子，想把松跺抱在怀里，但他胳膊短，只能够到三分之一的地方。然后他微微下蹲，又奋力挺直身体，身子向前一扑，松堆便滚到了车厢中。惯性使然，他把自己也一同扔了进去，头扎进厚实的松跺里。那样子，有点滑稽和好笑。
母亲在阴凉的车厢里走出来，扶着他爬出，将他头发上沾着的松针一个个拔掉。
他的呼吸粗重，却装作很轻松的样子，有些得意地向母亲炫耀：“这回背的是不是比上次多？”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温柔地笑了笑，然后递给他毛巾和水壶。
他端着水壶，咕嘟咕嘟大口喝着，喉结随着声音上下滚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
他身上还穿着第一次来我家时穿的那身黑衬衣黑长裤，两年过去了，它已经被洗得褪了色，袖扣和裤腿都被磨破了，看起来更旧了，和脚下土地的颜色几乎融为一体。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土地能这么让人安心。
5
清明时节，归家的游子很多，我没有买到火车票，左询右问才淘来一个商务车的号码，司机要了平时二倍的车费。当晚，汽车在距离小镇还有20公里的高速路口爆胎，不多时外面下起雨来。车上的人陆陆续续地被家人接走。我回来的事情没有告诉他们，等到最后只剩下自己和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司机。荒郊野外，打车很难，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车里，思虑再三，给家里去了电话。
半小时后，叔叔开着农用车来接我，他蜷缩在驾驶位上，把伞递给我，自己披一件很薄的塑料，在哗哗的雨声中对我喊：“你坐着，你回家你妈可高兴呢，非要来。我怕她淋了雨感冒，拦下了。伞你拿着，我没手撑伞，披着塑料方便。”
农用车发出嘈杂的突突声在冰凉的雨水中缓慢前移，叔叔把自己蒙在塑料布里面，黑夜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的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冰冷的雨水顺着塑料滑落，打在他的眼睛上，他举起左臂想要擦擦脸，风婆子便趁虚而入，掀开了塑料布的另一角。
我打着伞哆哆嗦嗦的坐在他旁边，伸出手去，替他把吹起的塑料压下来。
离开家乡的这几年，没有归宿的恐惧感如影随形。我终日把自己埋于繁重的课业和工作中，试图用时间上的紧凑来弥补内心的空虚。让自己淹没所谓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奋进里，逼迫自己不再想关于张先生的任何事情，故事最后，既没有和自己所爱的在一起，也弄丢了爱自己的人。
雨下的大了，终于也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面庞早已湿润，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从来没有叫过他爸爸，但是那一刻，他是和爸爸一样亲的人。
6
第二天，我去山上祭拜父亲。已是叔叔到来的五年后，我终于有勇气和父亲聊一聊。
刚刚下过雨的山路，满是泥土的芬芳。还未走近，便远远地看见，山上的桃花开了，夹在青山翠柏间，绵延数里的几抹粉色，分外清雅。
我满了一杯酒，放在父亲墓前的小桌上，盘腿坐下，像父亲在世时父女俩聊天的样子：
不难过是假的，想你是真的。明前清茶不足欢喉，带了你最爱的二锅头，少喝点，对身体不好。
照片上的父亲不说话，只是微微笑着看着他心爱的女儿。
我端起那杯酒一饮而尽，辛辣的感觉在喉中蔓延开来，剧烈呛咳了几声，眼泪便流了下来。我抱住父亲的墓碑，开始和他絮絮叨叨讲起他走后的这些年，叔叔照顾母亲，养育我和弟弟的辛劳，也讲起自己在外地求学的孤单和辛苦，和张先生带给我七年如一日的思念与委屈。
从日出到日落，扫墓的人来来走走，最后只剩下我们父女。弟弟跑上来接我回家，一米八五的男生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又细又长，我揉揉麻木的双腿，轻轻对父亲讲了句：
爸，你偷了懒，是他帮你照顾了这家人，你别怪他。
父亲还是笑着，我忍不住又唠叨了一句：虽然他不够有钱也不够圆滑，但是你也要感谢人家，保佑他和妈妈好好的。
还有我们，也会对他好，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家人。弟弟补了一句。
我一直都记得，那天的夕阳很美，我推开院子的小门，母亲扎着围裙在擀面条，扬起的面粉在光线中起起伏伏。牛儿已经被赶回圈里去，老实人坐在门口的石凳上，一下一下很认真地砸着核桃，他用竹签把残留的核仁小心地剜出，盛在右手边的小碟里。然后他拍拍身上的碎果壳，端着小碟给母亲送去。
母亲把他们丢在嘴里细细嚼着，老实人蹲下去在灶台里添了两把柴，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只有柴火燃烧发出很好听的噼里啪啦的声响。
我和弟弟站在门口，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他把手搭在我的肩头，轻轻唤了句：姐。
我抬头看他，两个人一起笑了，笑着笑着就留下泪来……
（摘自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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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敢再踏上那片土地，在父亲的墓前唠叨唠叨那个男人的事情，是在五年之后的四月天里。
牙髓针在口腔中一点点退去，很疼很痛，连咧嘴都奢侈。
结束后，一个人站在候诊大厅里静默地看着医生们进进出出，这群脚步匆忙的人，或师或友。周身萦绕着熟悉的消毒水气味，1500个日夜中再寻常不过的一个下午。看着坐在椅子上等待的患者身边陪着三三两两的家人，久违的孤独的感觉一点点漫上脊背。
突然便很想听听母亲的声音，温软又亲切。
打了数遍都是关机，心中急躁，犹豫着拨通了那个号码。
等待的声音只响了一声，电话便被接起。浓重的乡音隔着大半个中国传过来。
“喂，是冉冉吗？”他唤着我的乳名，没有丝毫的生疏和别扭，“是不是又忙呢？你好吗？很久没有往家打电话了！”
一连串的询问，听着有点责备的语气，我莫名其妙心头一暖，“嗯，我很好。叔叔，我终于把那颗牙拔掉啦！真的好疼啊！”
“嘿嘿，拔掉好，不然都吃不下东西，饿瘦了咋办。”他憨憨笑着。
我也笑了：“都这么胖了，不是正好可以减肥嘛！”
“哪里胖了！你这孩子，就是不会照顾自己。我和你妈都不在你身边，你学习用功，工作努力，连给我们打电话都是边爬楼边打，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还在那边唠叨着，声音很大，路过的实习医生同学好奇地看看我。我指指手机，解释着：“是家里的电话。”
他的声音戛然止住，怯怯问我：“是不是又要忙啦？”
“不忙，叔叔，今天我听您讲。”我走出候诊厅，坐在病房楼前的一颗桃树下。四月的桃花开的正盛，风轻轻一吹，便落了满肩。
甜腻的香气萦绕鼻尖，时光仿佛又回到2011年，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那年春天。
2
大家都说他是老实人，老实人在父亲走后一年来到我家。
那天他穿了一身很旧的黑衣长裤，个子不高，整个人看起来又黑又瘦，手里拎了两大兜的零食和水果，大概算作带我和弟弟的见面礼。我和弟弟有些不礼貌地打量着他，他的头在抬起落下间摇摆，局促不安地站在客厅里。
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单位的同事给介绍的，人还不错，爱干活，挺老实的。
我再次瞟了一眼这男人，又看了看美丽端庄的母亲。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爱情，他们的结合，不过是双方家庭的各自需要而已。他们的婚姻之所以会维持二十几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代道德绑架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父亲一直都在承担着一个为夫为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镇子上的人好像总喜欢以窥探别人的生活为乐，他走后的一年中，再加以杜撰变成街角巷口为人乐道的绯闻轶事。尤其对于经济独立又漂亮的女人而言，故事的情节便更加曲折离奇。母亲独自上班下班，听到有人那不怀好意的猜测，一直当作没听见。但小镇上，各种传言因为一个失去丈夫女人的沉默而更加激烈。
清明节那天，我和弟弟去祭拜父亲。满山的桃花开得很艳，我们跪在父亲的墓碑前祈祷，求父亲让母亲可以找到一个真心爱她，待她好的人，弥补她从未有过爱情的遗憾，也堵住这悠悠之口，让母亲不再一个人偷偷落泪。
父亲显然是听见了吧，可是这个人，他配的上母亲吗？他可以担得起这个家庭吗？为了我们，为了生活，可怜的母亲再一次做了这么不得已的选择。
我轻轻叹口气，喉咙涩涩干干的，一句祝福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走过去轻轻抱了抱母亲，告诉她我支持她做的任何决定，只要是她觉得可以的，我都可以接受。
于是老实人和母亲在一起了。他没有孩子，甚至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的老家是在隔壁镇子上一个很偏远的村子里。和母亲登记后，他便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他主动承包下家里最脏最重的活计，并且托曾经一起打工的工友在西盟买了几头牛，又回老家把碎玉米的机器用驴车运过来。每天四点钟顶着星星起床，开始一天的劳累和奔波。我和弟弟六点半爬起来，他看着我们洗漱好了，才会把锅里的饭菜端出来，四口人围在一起吃。
半年后，家里的母牛生了小牛，小牛被他养成了大牛，又生了小牛。偶尔他忙农活赶不回来住在奶奶家，母亲又在学校上班，我和弟弟对着他加工好的面，饲料，草料面面相觑，手足无措，一遍遍给他打电话确认应用的分量，手忙脚乱地伺候完小家伙们，再把牛粪金属清走，两个人互相闻了闻，立马跑去冲澡，叫嚷着又脏又臭真不是人干的活。
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厌倦的那个下午，是他数年如一日重复的枯燥与苦累。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男人在六年前就离开了。而他，不过是写在母亲户口页上配偶一栏的名字而已。我和弟弟尊敬他，就只是因为他刚好填补了这个家庭的空缺。
3
大学的几年间，我很少打给他。每隔两天给母亲打一个电话，只有在找不到母亲时才会拨通他的手机。他每次都接得很快，好像手机时时刻刻都带在身边。从不更改的一句：“嗯，等一下，我去找你妈。”然后急切的呼唤声和小跑的脚步声一齐传来：“快快，冉冉来电话了！”
曾经对弟弟抱怨：叔叔好像并不怎么关心我，他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弟弟脸色一沉：你错了，每次叔叔把电话递给妈妈的时候，都会和妈妈挤在一起听。
我愣住。眼前突兀地浮现出一张开心笑着的脸，老实人的头和母亲的头紧紧靠在一起，试图从电话中听到的只言片语，努力拼凑出我人生的全貌，来弥补他在我人生中缺席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突然想起，五年前，我大学离家的前一个月，母亲手术还未出院。他把母亲托给大妈照顾，坚持要去送我。火车上碰见几个同校的同学，他买了很多零食分给大家，他不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一心读书。反而拜托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要迁就一下这个刚刚离家的小姑娘：她脾气倔，但是不坏。有啥说啥，你们不要和她计较。她要是惹毛了你们，你们就放假到叔叔家玩，我给大家做好吃的。 那天的阳光很好，透过车窗玻璃投射到他黝黑粗糙的脸上，我看见他笑得像个孩子，仿佛上大学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他自己。
他右手拖着大大的行李箱，左手拎着我的书包走在八月的烈阳下，我走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我试图伸手从他手中接过书包，他回头对我笑笑：“没事，不累。”
他的话就是这样少，我不好再坚持，有点尴尬地杵在了原地。他也跟着停下，“一定要好好努力学习，将来和琪琪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咱们一家四口人可不能分开。”
我鼻子有点酸，笑他：“那如果我将来结婚了呢？”
他脸上的荣光一下就消失了，“我们没想拖累你们，只想远远地看着，这样我和你妈才会放心。你也不要担心你妈，家里有我，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是我18岁的那年夏天，听到的最好听的，也是最负责任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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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起头，在阳光中眯着眼看他，第一次发现，我居然已经比他高了。没日没夜的操劳，让他看起来比两年前更加瘦小。我不忍再看他眼中那份不舍的关切，扭过头去，假意在看这充满新奇的校园，心中突然无比庆幸，自己报了一所离家只有八小时路程的大学。至少能够在每年十一的假期回家忙上几天。
当我坐在田埂上小憩，麦收时节，满目都是金灿灿的明黄。头顶是湛蓝的天空，和城市里的阴霾天壤之别。我在土地上躺平身体，贪婪地呼吸着乡间清润的空气。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和满足油然而生。
然后我看着他很认真地把松针码成四四方方的两跺，用柳条紧紧捆住。我跑过去帮忙，他不许，只说：“你歇着，歇着，车还没有装满，我弄点松针回去，烧火用。”
略略陡峭的山坡上，两个人无法共挑一个担子。我只好让开，看他一个人把它挑下山去。细长的担子压在他瘦小的脊背上，随着他的脚步忽上忽下地弹跳着。我默默掏出手机，在他身后拍了一张照片。快到车厢时，他放下担子，想把松跺抱在怀里，但他胳膊短，只能够到三分之一的地方。然后他微微下蹲，又奋力挺直身体，身子向前一扑，松堆便滚到了车厢中。惯性使然，他把自己也一同扔了进去，头扎进厚实的松跺里。那样子，有点滑稽和好笑。
母亲在阴凉的车厢里走出来，扶着他爬出，将他头发上沾着的松针一个个拔掉。
他的呼吸粗重，却装作很轻松的样子，有些得意地向母亲炫耀：“这回背的是不是比上次多？”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温柔地笑了笑，然后递给他毛巾和水壶。
他端着水壶，咕嘟咕嘟大口喝着，喉结随着声音上下滚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
他身上还穿着第一次来我家时穿的那身黑衬衣黑长裤，两年过去了，它已经被洗得褪了色，袖扣和裤腿都被磨破了，看起来更旧了，和脚下土地的颜色几乎融为一体。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土地能这么让人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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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归家的游子很多，我没有买到火车票，左询右问才淘来一个商务车的号码，司机要了平时二倍的车费。当晚，汽车在距离小镇还有20公里的高速路口爆胎，不多时外面下起雨来。车上的人陆陆续续地被家人接走。我回来的事情没有告诉他们，等到最后只剩下自己和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司机。荒郊野外，打车很难，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车里，思虑再三，给家里去了电话。
半小时后，叔叔开着农用车来接我，他蜷缩在驾驶位上，把伞递给我，自己披一件很薄的塑料，在哗哗的雨声中对我喊：“你坐着，你回家你妈可高兴呢，非要来。我怕她淋了雨感冒，拦下了。伞你拿着，我没手撑伞，披着塑料方便。”
农用车发出嘈杂的突突声在冰凉的雨水中缓慢前移，叔叔把自己蒙在塑料布里面，黑夜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的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冰冷的雨水顺着塑料滑落，打在他的眼睛上，他举起左臂想要擦擦脸，风婆子便趁虚而入，掀开了塑料布的另一角。
我打着伞哆哆嗦嗦的坐在他旁边，伸出手去，替他把吹起的塑料压下来。
离开家乡的这几年，没有归宿的恐惧感如影随形。我终日把自己埋于繁重的课业和工作中，试图用时间上的紧凑来弥补内心的空虚。让自己淹没所谓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奋进里，逼迫自己不再想关于张先生的任何事情，故事最后，既没有和自己所爱的在一起，也弄丢了爱自己的人。
雨下的大了，终于也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面庞早已湿润，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从来没有叫过他爸爸，但是那一刻，他是和爸爸一样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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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山上祭拜父亲。已是叔叔到来的五年后，我终于有勇气和父亲聊一聊。
刚刚下过雨的山路，满是泥土的芬芳。还未走近，便远远地看见，山上的桃花开了，夹在青山翠柏间，绵延数里的几抹粉色，分外清雅。
我满了一杯酒，放在父亲墓前的小桌上，盘腿坐下，像父亲在世时父女俩聊天的样子：
不难过是假的，想你是真的。明前清茶不足欢喉，带了你最爱的二锅头，少喝点，对身体不好。
照片上的父亲不说话，只是微微笑着看着他心爱的女儿。
我端起那杯酒一饮而尽，辛辣的感觉在喉中蔓延开来，剧烈呛咳了几声，眼泪便流了下来。我抱住父亲的墓碑，开始和他絮絮叨叨讲起他走后的这些年，叔叔照顾母亲，养育我和弟弟的辛劳，也讲起自己在外地求学的孤单和辛苦，和张先生带给我七年如一日的思念与委屈。
从日出到日落，扫墓的人来来走走，最后只剩下我们父女。弟弟跑上来接我回家，一米八五的男生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又细又长，我揉揉麻木的双腿，轻轻对父亲讲了句：
爸，你偷了懒，是他帮你照顾了这家人，你别怪他。
父亲还是笑着，我忍不住又唠叨了一句：虽然他不够有钱也不够圆滑，但是你也要感谢人家，保佑他和妈妈好好的。
还有我们，也会对他好，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家人。弟弟补了一句。
我一直都记得，那天的夕阳很美，我推开院子的小门，母亲扎着围裙在擀面条，扬起的面粉在光线中起起伏伏。牛儿已经被赶回圈里去，老实人坐在门口的石凳上，一下一下很认真地砸着核桃，他用竹签把残留的核仁小心地剜出，盛在右手边的小碟里。然后他拍拍身上的碎果壳，端着小碟给母亲送去。
母亲把他们丢在嘴里细细嚼着，老实人蹲下去在灶台里添了两把柴，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只有柴火燃烧发出很好听的噼里啪啦的声响。
我和弟弟站在门口，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他把手搭在我的肩头，轻轻唤了句：姐。
我抬头看他，两个人一起笑了，笑着笑着就留下泪来……
（摘自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