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国祭，既然需要有国家的认定才能确立，那么，它们与民间的祖宗私祭，应该有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事实上，这种界限还象征了中国社会里其他的界限，公私之间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象征交换关系。
　　在这里，象征是一种不同范围的交换行为、一种彼此打通的关系网络。它能够消解真实，弥合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同时也强化了公共与民私之间的差序格局。私人的祭奠行动无疑不具有公共象征意义，而私人的信仰，只有加入这种公祭的象征模式之中，合法的信仰才可能真实地呈现。比较实际生活中的公域和私域的分别来说，它们比不上信仰领域里所表现的那样分明。在信仰领域之中，公共的就是公共的，民私的就是民私的。
　　去年7月，湖北神农架公祭神农氏，笔者有幸恭逢其盛，亲眼目睹了这种公私之际的严格分别。看那神农像前，党政大员、各地名流、哲学家……无不在地方官的引导下，鞠躬、下跪、叩头、上香……然而，祭礼完毕，笔者却无意在庞大的祭台之旁发现了一小座观音庙。经过询问，此座观音庙，系专为祭祀神农之后，为个人利益拜祭观音菩萨而特意安置的。这些考虑，把神农祭祀视为公事，而把观音祭拜视为个人私事，信仰领域已有如此明确的公私之别，无法不让人感慨几分。
　　在湖北其他地方的炎帝庙前，笔者亦曾看到政府官员率领本部门的所有干部，为炎帝庙的建设所捐助的功德，并在炎帝庙前树碑立传、勒石纪念。不过，这些官员、干部职员如果是为其他寺庙、宫观的建设捐助钱财，做了功德，非但不能树碑立传、勒石刻名，反而要被批评，被定义为参加“迷信” 活动。其中一个最大的缘由，就是后面的这些行动，不具有被国家认可的炎帝神农氏等国祭对象所具有的公共象征，更不要说，能够在功德之中衍生出其他中国人亟需的共同价值理想。
　　这样的背景下，被公权力强力推行并得到国家认可的公祭、国祭的集体行动逻辑，便有可能暗示着中国当代信仰的某种再建形式，暗示着以公共权力基础建构起来的公共象征模式，从这种圣祖祭奠形式联结到公共信仰模式的复兴。而圣祖信仰的复兴和圣祖认同模式的建构，有可能会在国家资本的作用之下，直接被建构为一种解决中国人信仰危机的路径，民族主义的、公有主义、政治合法性的证明方法和认同逻辑。
　　
　　从信仰认同到政治认同
　　
　　300多年之前，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中国，曾经引出了圣祖崇拜是否宗教的礼仪之争。今日中国人再度祭祀圣人、先祖，是否就已经没有了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及其争论呢？因为是国家认可、政府主持的祭祀典礼，参与者皆大欢喜，以祭会友、商贸交易、异地旅游、文人骚客、亲朋聚会，热热闹闹，熙熙攘攘，有如庙会一般，这种问题当然是不会上心的。
　　倘有固执己见者，一定要把圣祖崇拜定义为宗教及其信仰中的一类，那就问题严重了。中国人主张的政教分离，如何理解？300年前的利玛窦可谓慧眼独具，他早就认定：这不是宗教，是文化、是传统、是习俗、是对先人的纪念罢了。非宗教的组织机构，发挥着某种宗教的功能和意义。这是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制度型宗教的一个最大难点。这个难点，到目前可能已转换成了一个宗教盲点。
　　事实上，国家祭圣祖已建构了一种神圣图式。其主要的功能就在于神圣的象征和表达、信仰的圣化和国家的认同。当其它祭祀活动都难以获取神圣的象征意义时，它们仅能存在于一个世俗的世界，对其神圣的意义表达为一种依赖型的认同模式，进而定义了中国人神圣与世俗的区隔。
　　但是这种区隔却是一种非制度的分割。目前国家祭祀圣祖的典礼，仍旧无法在国家行政权力的秩序之中实行制度化，所以，一旦主祭者的改变，亦能导致祭典之间的转换，表达出中国人崇拜圣祖的一体两面、双向圣化的结构特征。这些典礼的唯一目的，就是能够把神圣意义赋予凡俗世界，天下也就平安无事了。
　　这里的神圣观念，并非简单的信仰认同，早就不是单纯的社会观念了，它早已被建构成为一种特别的国家认同方法。国家祭祀圣祖本身的行动逻辑已经在声称，国家是能够建构神圣观念的。在神圣之中发现国家，和在国家典礼之中发现神圣，这是一个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特别问题。
　　国家在场的圣祖典礼，组织、建构了人们的信仰、信仰模式和信仰内涵。所以，强大的国家整体式认同方式，促成了社会、乃至个人信仰之际的依赖型认同，被公祭、国祭的形式所加以建构起来的唯一认同方式取而代之，本质则是一种依赖型的权力认同。
　　
　　民间缺位的象征性路径
　　
　　圣祖祭祀所能够建构的民族文化间的归属认同，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血缘亲族认同，实乃中国传统天祖崇拜的文化意义。然而，如果仅仅把自己定义为一种族类的成员，而非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成员；仅只在族群和血缘关系之中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源和关系，而不把注意力投入社会公共理性的建构之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样一种认同结构，实际上就缺失了某种重要的组织中介，从而显得淡薄和虚弱，最后也会影响这种认同模式的公共性、合法性和威权性。
　　单纯的国家认同及其整合机制，会淡化社会、群体的认同意义，会以单方面的政治认同，取代作为国家与个人中间环节的社会认同和群体认同。其中的关键是，在建构这种国家、政治认同之过程里，仅有国家，而无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单调的黄帝搭台、经济唱戏，一旦戏幕落下，认同也就随之告一段落了。终归未能使每一个中国人、华人，把“龙种”置于自己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个人信仰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并不牢固，中间环节缺失，社会认同、社区认同的重要因此而被遗忘。实际上，公祭也好，国祭也罢，只能是一种定义模糊、组织松散、功能多元的中国信仰的集合模式，亦因无法经由民间社会组织来参与，方才保留了它的正统性和权威型。正因如此，笔者才把这种国祭、公祭理解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一种象征性建构路径。
　　然而，国家观念因此而被人信仰，圣祖崇拜却作为民族文化传统而存在，它们理应是一种社会、民族的事物，这样才能有助于国家的信仰和认同。在它们中间，似乎还需要许多补充的环节，这一国家、政治认同的建构，才能最后圆满。
　　公祭、国祭的社会化问题，由此浮出水面。正如一个朋友所言，这些活动，如果由民间组织来操办，那就更好了。
　　（作者为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