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余光中等人的冲击，现代汉语才又说起“人话”来，他们帮助我们“恢复了汉语的尊严与美感”。
　　余先生虽已过“米寿”，但飘然仙去，让我觉得这个冬日分外寒冷。
　　遥想1990年代初，中国内地出现“精神断层”“个性化表述”萎缩，那时上中学的我第一次读到了三毛、李敖、柏杨，以及余光中，领略了用汉语思考和表达自我的魅力。从精神谱系上说，余光中是我的文学“启蒙者”之一。
　　余光中第一身份确实是诗人，但将《乡愁》作为他的代表作，是窄化了他。在诸多诗作中，余光中自己最看重《白玉苦瓜》，这标志着他新古典主义美学观的形成。而我更喜欢充满人道主义温情的《算命瞎子》：“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偏街小巷不见个主顾；他又抱胡琴向黄昏诉苦：空走一天只赚到孤独！”如果阿炳听到这首诗，一定会把《二泉映月》拉得更出神入化。
　　右手写诗外，余光中也用左手写散文。早年，他刻意“引诗歌入散文”，组合文言、西洋、方言，把汉语词汇和句型加以改变和铸造，呈现出高度的现代感。以《听听那冷雨》为例，既有古典的唯美意象，又有现代性的死感忧郁，连语言节奏也宛若雨声，“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仿佛把整个雨景连根带土，甚至露水珠儿也没抖掉，就放进了文章里。
　　当然，余光中过度注意散文的弹性、密度、质料，企图把语言力量提到顶点，忽视了语言的自然性和均衡性，以致语言过分膨胀。珠玉满眼，掩盖了国色天香。到了晚年，那股勃然之气便趋于缓和，流露出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自我”淡出，取代的是清明的观照了。
　　余光中的文学评论也相当有价值。他不可思议地具备一种用手术刀伐老松的能耐。比如，他批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好用女性意象”，又批评《背影》“失之伤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太多了一点。”有的作家写游记喜欢掉书袋，余先生批评说：“作家的本分就是要在描写事物的细节上放手一搏，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描写，而不是依靠古诗文、典故、书袋偷懒。”因此，他极力推崇《徐霞客游记》，自己也写了大量游记。经典如《黑灵魂》对爱伦坡墓碑上的照片描写道：“分披在两侧的鬈发，露出应该算是宽阔的前额，郁然而密的眉毛紧压在眼眶的悬崖上，崖下的深穴中，痛苦、敏感、患得患失的黑色灵魂，自地狱最深处向外探射，但森寒而逼人的目光，越过下午的斜阳，落入空无。这种幻异的目光，像他作品中的景色一样，有光无热，来自一个死去的卫星，是月光，是冰银杏中滴进的酸醋。”
　　何謂新古典主义？就是吸收古典文学喜欢用典、讲求韵律的形式优点，同时大胆调用现代人生活中的“默会知识”熔铸意象，精准、细腻地表达现代人的审美心理感受。余光中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上承梁实秋衣钵；后负笈美国，回台湾到处放文学野火；又执教香港，下传黄维棵法脉，再启江弱水，将中国文学评论恢复到了逼近金圣叹的水准。
　　汪曾祺等少数作家也在内地勉力维持汉语的表达力，但李敖、柏杨、三毛、余光中以及龙应台的“野火”更有冲击力。余光中显然是其中最具文学自觉的一位。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余光中等人的冲击，现代汉语才又说起“人话”来，他们帮助我们“恢复了汉语的尊严与美感”。
　　余光中走了。有人说“谁也敌不过时光，任凭乡愁，邮票，还是浅浅的水湾。”可我觉得，余先生不是时光的敌人，他是会化在了时光里。
　　不为尊者讳，余光中早年在文学论战中给陈映真穿“政治小鞋”是不光彩的。但他晚年没有像李敖一样落入“大中华主义”的窠臼，也对得起松风朗月的诗意。他是有资格在时光里拜见李白杜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