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历史学家钱乘旦在2015北京论坛开幕式上作了关于文化的主旨演讲。就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钱乘旦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    者：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怎样的？
　　钱乘旦：中华文明有多重起源，黄河不是唯一的摇篮。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的“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4000多年前，“夏”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国家;3500年前，商帝国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存在。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时，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的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代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它所生活的中国正处在严重的动荡与分裂中。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成为中华古代文明之集大成;它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倡导公德、拒斥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而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生灵就涂炭。孔子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源。
　　记    者：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
　　钱乘旦：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国家曾分别称雄世界东、西方，它们势均力敌，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旗鼓相当，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但是从公元4世纪起，东、西两大帝国都陷于混乱，都经受了长时期的“蛮族入侵”。公元7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所谓“恺撒与上帝各管一摊”。尽管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并不“黑暗”，它仍然充满生机，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它却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几个文明不断放出异彩，包括印度、阿拉伯、奥斯曼，甚至拜占庭。中华帝国则一枝独秀，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在18世纪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始终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