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宿命的诠释，是文学作品中古已有之的话题，妄图将巨石推上山顶，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下滑、重试的西绪弗斯，既展示了命运的无情和反抗的虚无，也展示了人类的永恒困境。两千多年之后，黑色幽默盛行，文学作品再次聚光于荒诞、无望的宿命。然而，被黑色幽默的又岂止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人，或者小说中的皮尔格里姆、克莱文杰这些人物，在此三十多年前，凯恩在《邮差总按两遍铃》中塑造的弗兰克和科拉，已经为他们的出场上演了一段精彩的前奏。
　　导演伍迪·艾伦说过：“生命有两种，一种是可怕的，一种是悲惨的。”《邮差总按两遍铃》正是试图以轮番交替的形式，一会儿呈现可怕、一会儿呈现悲惨。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出走和重返”就成为了推动奥赛罗复仇故事的经典模式，《邮差总按两遍铃》里，主人公弗兰克和科拉命运的更迭，也正是通过四次出走、四次重返加以实现的，流浪的天性推动着“生下来就戴着耳环”的吉卜赛人弗兰克不断出行，命运的巧合又安排着他的不断回返。
　　自从一辆运送干草的卡车在命运的驱使下将漂泊不定的弗兰克扔在了双栎酒店，弗兰克的一生便已注定，之后他和酒店女主人有染，在合谋刺杀店主尼克失败后，两人分道扬镳，然而，命运的巨手将弗兰克重新拎了回来，他在集市遇到了不明真相的尼克，尼克又将他请回了双栎酒店，并邀请弗兰克参加夫妻二人的旅行。宿命的刻意安排将弗兰克、科拉渐趋消弭的谋杀念头又重新点燃了起来，这次，弗兰克设计的巧妙车祸终于将尼克送上黄泉，律师卡茨的辩护也让两人骗过法庭、无罪释放，并得到了一份高额意外险，可怕的生命因为有了魔鬼的默许而遂愿。然后，仅仅是暂时的舒缓，悲惨就代替了可怕，弗兰克在和科拉婚后的潜水旅行中，“觉得自己生命中的全部邪恶、卑鄙、怠惰和无关紧要的东西全都被挤压出去，冲洗掉了”，他准备和科拉“过一种新生活”，但命运紧接着就为他安排了另一场真正的车祸，科拉不治身亡，弗兰克背负不可辩白的谋杀罪名面临死刑。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中现实和善恶之间的错乱，在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中又一次上演，命运的魔鬼黑白颠倒、固执己见，一个生命受其掌控，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努力，都被证明为徒劳和虚无。
　　命运从不张扬告知或事先透露它的安排，被掌控命运的书中人物，只能遵从于自我的推断和选择，而不知行为的方向真正应该指向哪里。但事实上，随着故事的推进，一些第一次出现时令人茫然无知，第二次再度出现就会如雷般击中读者的意象，总是能让人信服于所谓的命中注定。在弗兰克和科拉第一次谋杀尼克时，一只猫因为踩在保险丝盒上送命，就是这只猫引起了案发现场警察的注意，让他们制造的谋杀险些露出马脚，故事下半部分，科拉又从墨西哥女孩那儿抱回了一只猫安放在家里，一句无意的“猫总叫你（弗兰克）十分倒霉”，如同一句命运的暗示，为接下来的车祸埋下了伏笔。同样，比如在第一次谋杀中被击中头部侥幸存活的尼克，在第二次的谋杀中仍然是因为被重物撞击头部而丧生；比如在第一次谋杀中捞到的一万元意外险保险金，在科拉丧生的车祸中却成为了证明弗兰克杀妻的最有利证据；又比如让弗兰克洗尽罪恶、决意重新做人的潜水，在再次出现的时候，却成为了科拉怀孕反应的制造者，直接推动了车祸的发生。
　　如果用二十世纪末的文学概念来说，《邮差总按两遍铃》可以被称为是一部“非虚构小说”，小说内容几乎全部都从当时沸沸扬扬的新闻“露西案件”中剥离出来，虚构的只是故事细节和人物名姓。望文生义者大概会有些失望，这本命名为“邮差总按两遍铃”的小说，却从头至尾都不曾提到“邮差”，也不曾提到“两遍铃”，若追溯起来，倒是小说的原始素材“露西案件”中提到了露西和邮差将“两遍铃”作为投递秘密保单的暗号。凯恩从真实事件中撷取细节，归纳并冠之为虚构小说的题目，就如同是给隐形人点上了几滴现形的药水，原本不明的行踪，立马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对于这本小说来说，虚构和真实的界限，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既然题目来源于真实，故事情节几乎也都来源于真实，那小说中传达的无力改变命运的伤痛，又怎么能说是作者虚构出来的，而不是同样来源于真实？凯恩“淡化”虚构的决心并不仅限于一个题目，故事结尾处，理性的读者被小说作者拉到了故事里面，虚构的主人公请求读者为他们的不幸遭遇祈祷，早已深受感染的读者，虽然已经读到了“并没有缓期执行”的大结局，知道了无情的命运正是作者要讲述的主题，但仍然会下意识地巴望奇迹会在蜕变后的弗兰克身上出现，因为代表真实、理性的读者深信，虚构的已经褪去虚构，弗兰克如同一个我们知道底细的身边人而令我们感慨和动容。
　　作为“二十世纪百部优秀英文小说”之一的《邮差总按两遍铃》，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显赫位置，自是因为其在很大程度上为某个流派、某种类型文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但八万字的小说中无处不弥散着的命运的诡秘、自我救赎的艰难，也理应成为我们铭记一部著作、思考一部著作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