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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传承与学术研究，2020年11月21至22日，由浙江音乐学院主办，浙江音乐学院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中心、音乐博物馆、图书馆、《音乐文化研究》编辑部以及陕西省艺术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丝绸之路乐舞艺术国际学术论坛暨西安鼓乐展演”在浙江杭州举办。21日上午，论坛开幕式在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举行，浙江音乐学院院长王瑞、副院长张建国，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塔里木以及来自国内外的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专家学者、浙江省高校图工委和高校图书馆领导嘉宾、学院师生代表等百余人出席开幕式。
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中，有来自荷兰、日本、新西兰、意大利与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西安鼓乐社国家级传承人及演职人员近六十人参加。议题聚焦“一带一路”乐舞艺术研究，探究“丝绸之路”乐舞文化的双向交流、融合与传播，内容涉及陆上、海上、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文化研究，敦煌乐舞艺术研究等诸多方面。
一、乐器与乐谱研究
作为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以胡琴、琵琶、箜篌、象脚鼓等为代表的各类型乐器以及古代乐谱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融合与传播中得到了不断发展，关于“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与乐谱研究是此次论坛探讨的重要内容。
自唐以来中日音乐文化交流频繁，中国唐代乐器、乐谱沿着丝绸之路东段路线传入日本并得到了较好的保存。日本正仓院事务所原所长、广岛女子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米田雄介的论文《正仓院宝物之中的乐器》对正仓院所藏的18种（75件）乐器进行了详细讲解，为中国音乐史与中国唐代乐器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籍华裔学者、天平乐府总监刘宏军的文章《唐代东传乐谱图识——探寻音乐半字谱的解读之路》对半字谱演奏符号进行解读与阐述，认为多方式对比与勘校对乐谱解读与译曲非常重要，艺术实践可以成为检验乐器复原成败的标准，对古乐谱解译研究以及古乐复原实践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甘肃省文史馆馆员、敦煌乐舞研究学者高德祥的《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系琴——兼论奚琴的发展过程》一文对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系琴进行研究，通过对历代绘画、文献及出土文物中的奚琴图片与现代二胡、纳西族胡琴进行对比，论述了历史进程中奚琴的创新发展现象。新疆艺术研究所周菁葆的论文《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东渐与嬗变》认为五弦琵琶并非产生于印度，而是受古希腊音乐影响的产物。温州大学张寅的发言《梨形琵琶源起问题的讨论》在对琵琶起源问题存在争议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乐器形制与演奏特点也会对音乐的调式运用产生影响的观点。浙江音乐学院温和的《从五弦琵琶看隋唐燕乐中的同曲异宫》一文通过两头笛与五弦琵琶两种乐器的形制与演奏特点论证了隋唐燕乐中的“同曲异宫”现象与现代意义上的转调相似。沈阳音乐学院贺志凌的文章《幾例独特的箜篌图像》通过文献、图片资料介绍了一些独特的箜篌图像，并对其形制与地域分布进行了梳理，认为“独特”的箜篌存在“真变体或假错意”“顺时而变或隔空臆会”的可能性。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代表性乐器，象脚鼓不仅仅是古老历史的文化印记，其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中、缅、老、柬、泰、越等国家不断传播与发展。云南艺术学院申波的发言《澜——湄流域傣/泰/掸族群“guangyao”的活态传播与族系认同》通过对子相关族群所使用相同的打击乐器“guangyao”（象脚鼓）的个案考察，认为该乐器除了使用功能之外还具有文化认同的构建功能，以“guangyao”为主奏乐器的“三件套”乐队是这一流域同一信仰族群共享的声音图腾。
兰州大学汪雪的《佛教“树音声”观念及莫高窟“乐器树”图像研究》一文对佛经中的“音声树”与佛教“树音声”发声的类型进行总结，通过不同时期各类树的图像，对莫高窟说法图中树的图像的最早出现时间及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传播研究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也促进了各地音乐的不断发展，结合史料对海上丝绸之路乐舞、音乐及当下相关活态音乐文化事项进行考察与分析，对探究、梳理与总结丝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史具有重要意义。
温州大学王小盾的发言《南亚假面乐舞在东亚的陆路传播与海路传播》通过对日本音乐史相关资料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南亚假面乐舞在东亚的陆路与海路传播，认为日本的《苏莫者》是通过海路传来的歌舞艺术，中国的《苏幕遮》与日本的《苏莫者》都是源于古印度同源异流“兄弟”关系的假面艺术。武汉音乐学院周耘的《20世纪中叶中国革命音乐跨海东传日本之现象考论》一文从中日音乐与文化交流的历史事例，总结了女性戏剧家真山美保对革命音乐传播的贡献，提出了革命音乐新的思考方向。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的论文《海上丝路文化一瞥——印度尼西亚印度教乐舞考察研究》梳理了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传播历史与文化脉络，通过对比云南地区的佛教与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教文化，指出印度教对东南亚及周边音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认为印度教是唯一以乐舞立教的宗教，应该正确认识印度教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影响。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饶文心的发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乐器生态区系的类聚特征》，根据乐器生态区域性的地缘分界，梳理与归纳了相应乐器生态类聚的文化特征。认为乐器生态区系的亲缘性超越自然地理、国家族群、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等因素，乐器生态区系的文化特质以该区系中原生或占主导地位的乐器分类属性、形制结构、音响观念等要素为标识和依据。
三、国外汉学领域的中国音乐研究
汉学研究由来已久，国外汉学领域的中国音乐研究也是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长期研究中国西部“花儿”等民间音乐的荷兰学者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在其《甘肃南部莲花山的音乐活动和民族交融》一文中对甘肃南部莲花山节日庆典中的音乐活动进行了介绍，以民族音乐学“局内”与“局外”的双视角研究与探讨以该活动为纽带的藏族与汉族关系，认为庙会是个人间以及群众间交流、建立自信心的一种渠道，对民族交融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音乐本身，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其社会、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柘植元一的《牧基孜的（乐师传）与乌德琴起源说》一文把有关木卡姆的一本文献资料《乐师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另一本14世纪文献《音乐全书》进行比较，认为《乐师传》是有关新疆十二木卡姆最古老的古代土耳其文献，作者对两本著作中的神话故事、乐器来源、17位乐圣概况进行的分析与介绍，为新疆十二木卡姆的乐器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
意大利学者弗兰西斯科（Francesco）的论文《全球化时代丝路上的跨国音乐研究——以温州鼓词在米兰华人社区的流动为个案》采用“多点”研究方法，运用“跨国主义”与“不连贯全球流动”理论研究温州鼓词在米兰的传承现状，认为移民群体的代际文化差异与其所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温州鼓词在米兰传播的主要原因。
四、民歌傳播研究
民歌研究也是本次学术论坛的亮点之一，尤其是对歌曲背后的文化内涵、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深入探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赵塔里木的发言《（出口外歌）丝路北线流传考》依据文献和田野调查材料，对清末至民国年间在丝绸之路北线流传的民间说唱音乐作品《出口外歌》的产生与流传背景、内容、版本形态与源流、音乐构造与词曲关系、演唱记录等方面进行描述与分析，对认识清代新疆移民背景下中原文化沿丝路北线西去的传播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浙江音乐学院孟凡玉的论文《敦煌驱傩词“赶五句”民歌的地方属性考索》通过对唐前文献的溯源以及当代“赶五句”民歌的地理分布，论证了敦煌遗书P.2569V的驱傩词“赶五句”民歌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流传在“荆、襄、樊、邓”一带西曲歌的一种歌唱传统，具有鲜明的区域音乐属性，并推断其与西汉初年的《巴渝舞歌》中的第三首有密切关系，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交流的产物。
五、舞蹈研究
对于敦煌壁画中古老中国舞蹈艺术形式的复原与传承，中国敦煌舞教学体系创建人高金荣在《敦煌舞的起源、建立和风格特征》一文中从敦煌舞的起源、建立及风格特征人手，详尽论述了现代敦煌舞教学体系，认为还原敦煌舞应依据敦煌舞历史并适时融入当代创作理念与审美取向，让历史中的敦煌舞真正发展成为“活在当下”的敦煌舞。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江东的发言《用舞蹈艺术架设民心相通的桥梁——“一带一路”下舞蹈事业畅想》通过对比印度舞卡塔克中的旋转急停与京剧中的旋转，提出京剧受到印度舞的影响，印度梵剧中类似于京剧中的勾脸现象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并对“一带一路”下中国舞蹈事业发展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见解。
自古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以“胡旋舞”“胡腾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文化对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的文章《丝绸之路上的胡旋舞、胡腾舞》对这两种丝绸之路上具有代表性舞蹈与胡腾舞进行历史溯源及流变考察，通过描写胡舞诗句的历史文献与唐朝乐舞、器物的出土图案，分别以文字和图像的不同途径佐证了西域乐舞对唐朝音乐舞蹈文化的深刻影响。敦煌学家、中华书局柴剑虹的文章《弘扬丝路乐舞增强文化自信——胡旋舞散论》对胡旋舞传入中原的时间及其程式进行探究，认为唐诗中对胡旋舞的描述对于我们理解和认知胡旋舞有积极帮助。
除了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外，石窟壁画乐舞图案也是研究古代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状况的另一重要途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朱晓峰的发言《榆林窟壁画乐舞图像调查概述》通过对榆林窟壁画乐舞图像的调查与统计，重新制定了石窟壁画乐舞图像内容总录体例，确定了经变画乐舞组合的表述形式，并对榆林窟壁画乐舞图像进行了历史阶段划分。忻州师范学院刘晓伟的《粟特文化与云冈十二窟乐舞图像》一文从建筑、宗教、佛教图像等方面列举出十二窟中的粟特文化，阐述了十二窟与粟特人之间的联系，认为窟内的粟特五百商人图是十二窟文化的核心。
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韩启超的论文《唐宋文人对“丝路”乐舞的观照比较——以
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中，有来自荷兰、日本、新西兰、意大利与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西安鼓乐社国家级传承人及演职人员近六十人参加。议题聚焦“一带一路”乐舞艺术研究，探究“丝绸之路”乐舞文化的双向交流、融合与传播，内容涉及陆上、海上、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文化研究，敦煌乐舞艺术研究等诸多方面。
一、乐器与乐谱研究
作为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以胡琴、琵琶、箜篌、象脚鼓等为代表的各类型乐器以及古代乐谱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融合与传播中得到了不断发展，关于“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与乐谱研究是此次论坛探讨的重要内容。
自唐以来中日音乐文化交流频繁，中国唐代乐器、乐谱沿着丝绸之路东段路线传入日本并得到了较好的保存。日本正仓院事务所原所长、广岛女子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米田雄介的论文《正仓院宝物之中的乐器》对正仓院所藏的18种（75件）乐器进行了详细讲解，为中国音乐史与中国唐代乐器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籍华裔学者、天平乐府总监刘宏军的文章《唐代东传乐谱图识——探寻音乐半字谱的解读之路》对半字谱演奏符号进行解读与阐述，认为多方式对比与勘校对乐谱解读与译曲非常重要，艺术实践可以成为检验乐器复原成败的标准，对古乐谱解译研究以及古乐复原实践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甘肃省文史馆馆员、敦煌乐舞研究学者高德祥的《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系琴——兼论奚琴的发展过程》一文对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系琴进行研究，通过对历代绘画、文献及出土文物中的奚琴图片与现代二胡、纳西族胡琴进行对比，论述了历史进程中奚琴的创新发展现象。新疆艺术研究所周菁葆的论文《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东渐与嬗变》认为五弦琵琶并非产生于印度，而是受古希腊音乐影响的产物。温州大学张寅的发言《梨形琵琶源起问题的讨论》在对琵琶起源问题存在争议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乐器形制与演奏特点也会对音乐的调式运用产生影响的观点。浙江音乐学院温和的《从五弦琵琶看隋唐燕乐中的同曲异宫》一文通过两头笛与五弦琵琶两种乐器的形制与演奏特点论证了隋唐燕乐中的“同曲异宫”现象与现代意义上的转调相似。沈阳音乐学院贺志凌的文章《幾例独特的箜篌图像》通过文献、图片资料介绍了一些独特的箜篌图像，并对其形制与地域分布进行了梳理，认为“独特”的箜篌存在“真变体或假错意”“顺时而变或隔空臆会”的可能性。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代表性乐器，象脚鼓不仅仅是古老历史的文化印记，其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中、缅、老、柬、泰、越等国家不断传播与发展。云南艺术学院申波的发言《澜——湄流域傣/泰/掸族群“guangyao”的活态传播与族系认同》通过对子相关族群所使用相同的打击乐器“guangyao”（象脚鼓）的个案考察，认为该乐器除了使用功能之外还具有文化认同的构建功能，以“guangyao”为主奏乐器的“三件套”乐队是这一流域同一信仰族群共享的声音图腾。
兰州大学汪雪的《佛教“树音声”观念及莫高窟“乐器树”图像研究》一文对佛经中的“音声树”与佛教“树音声”发声的类型进行总结，通过不同时期各类树的图像，对莫高窟说法图中树的图像的最早出现时间及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传播研究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也促进了各地音乐的不断发展，结合史料对海上丝绸之路乐舞、音乐及当下相关活态音乐文化事项进行考察与分析，对探究、梳理与总结丝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史具有重要意义。
温州大学王小盾的发言《南亚假面乐舞在东亚的陆路传播与海路传播》通过对日本音乐史相关资料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南亚假面乐舞在东亚的陆路与海路传播，认为日本的《苏莫者》是通过海路传来的歌舞艺术，中国的《苏幕遮》与日本的《苏莫者》都是源于古印度同源异流“兄弟”关系的假面艺术。武汉音乐学院周耘的《20世纪中叶中国革命音乐跨海东传日本之现象考论》一文从中日音乐与文化交流的历史事例，总结了女性戏剧家真山美保对革命音乐传播的贡献，提出了革命音乐新的思考方向。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的论文《海上丝路文化一瞥——印度尼西亚印度教乐舞考察研究》梳理了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传播历史与文化脉络，通过对比云南地区的佛教与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教文化，指出印度教对东南亚及周边音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认为印度教是唯一以乐舞立教的宗教，应该正确认识印度教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影响。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饶文心的发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乐器生态区系的类聚特征》，根据乐器生态区域性的地缘分界，梳理与归纳了相应乐器生态类聚的文化特征。认为乐器生态区系的亲缘性超越自然地理、国家族群、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等因素，乐器生态区系的文化特质以该区系中原生或占主导地位的乐器分类属性、形制结构、音响观念等要素为标识和依据。
三、国外汉学领域的中国音乐研究
汉学研究由来已久，国外汉学领域的中国音乐研究也是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长期研究中国西部“花儿”等民间音乐的荷兰学者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在其《甘肃南部莲花山的音乐活动和民族交融》一文中对甘肃南部莲花山节日庆典中的音乐活动进行了介绍，以民族音乐学“局内”与“局外”的双视角研究与探讨以该活动为纽带的藏族与汉族关系，认为庙会是个人间以及群众间交流、建立自信心的一种渠道，对民族交融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音乐本身，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其社会、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柘植元一的《牧基孜的（乐师传）与乌德琴起源说》一文把有关木卡姆的一本文献资料《乐师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另一本14世纪文献《音乐全书》进行比较，认为《乐师传》是有关新疆十二木卡姆最古老的古代土耳其文献，作者对两本著作中的神话故事、乐器来源、17位乐圣概况进行的分析与介绍，为新疆十二木卡姆的乐器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
意大利学者弗兰西斯科（Francesco）的论文《全球化时代丝路上的跨国音乐研究——以温州鼓词在米兰华人社区的流动为个案》采用“多点”研究方法，运用“跨国主义”与“不连贯全球流动”理论研究温州鼓词在米兰的传承现状，认为移民群体的代际文化差异与其所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温州鼓词在米兰传播的主要原因。
四、民歌傳播研究
民歌研究也是本次学术论坛的亮点之一，尤其是对歌曲背后的文化内涵、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深入探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赵塔里木的发言《（出口外歌）丝路北线流传考》依据文献和田野调查材料，对清末至民国年间在丝绸之路北线流传的民间说唱音乐作品《出口外歌》的产生与流传背景、内容、版本形态与源流、音乐构造与词曲关系、演唱记录等方面进行描述与分析，对认识清代新疆移民背景下中原文化沿丝路北线西去的传播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浙江音乐学院孟凡玉的论文《敦煌驱傩词“赶五句”民歌的地方属性考索》通过对唐前文献的溯源以及当代“赶五句”民歌的地理分布，论证了敦煌遗书P.2569V的驱傩词“赶五句”民歌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流传在“荆、襄、樊、邓”一带西曲歌的一种歌唱传统，具有鲜明的区域音乐属性，并推断其与西汉初年的《巴渝舞歌》中的第三首有密切关系，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交流的产物。
五、舞蹈研究
对于敦煌壁画中古老中国舞蹈艺术形式的复原与传承，中国敦煌舞教学体系创建人高金荣在《敦煌舞的起源、建立和风格特征》一文中从敦煌舞的起源、建立及风格特征人手，详尽论述了现代敦煌舞教学体系，认为还原敦煌舞应依据敦煌舞历史并适时融入当代创作理念与审美取向，让历史中的敦煌舞真正发展成为“活在当下”的敦煌舞。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江东的发言《用舞蹈艺术架设民心相通的桥梁——“一带一路”下舞蹈事业畅想》通过对比印度舞卡塔克中的旋转急停与京剧中的旋转，提出京剧受到印度舞的影响，印度梵剧中类似于京剧中的勾脸现象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并对“一带一路”下中国舞蹈事业发展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见解。
自古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以“胡旋舞”“胡腾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文化对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的文章《丝绸之路上的胡旋舞、胡腾舞》对这两种丝绸之路上具有代表性舞蹈与胡腾舞进行历史溯源及流变考察，通过描写胡舞诗句的历史文献与唐朝乐舞、器物的出土图案，分别以文字和图像的不同途径佐证了西域乐舞对唐朝音乐舞蹈文化的深刻影响。敦煌学家、中华书局柴剑虹的文章《弘扬丝路乐舞增强文化自信——胡旋舞散论》对胡旋舞传入中原的时间及其程式进行探究，认为唐诗中对胡旋舞的描述对于我们理解和认知胡旋舞有积极帮助。
除了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外，石窟壁画乐舞图案也是研究古代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状况的另一重要途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朱晓峰的发言《榆林窟壁画乐舞图像调查概述》通过对榆林窟壁画乐舞图像的调查与统计，重新制定了石窟壁画乐舞图像内容总录体例，确定了经变画乐舞组合的表述形式，并对榆林窟壁画乐舞图像进行了历史阶段划分。忻州师范学院刘晓伟的《粟特文化与云冈十二窟乐舞图像》一文从建筑、宗教、佛教图像等方面列举出十二窟中的粟特文化，阐述了十二窟与粟特人之间的联系，认为窟内的粟特五百商人图是十二窟文化的核心。
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韩启超的论文《唐宋文人对“丝路”乐舞的观照比较——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