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小说；沈从文；《边城》；
　　 湘西世界；地域色彩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1）
　　 09（B）—0071—０1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作家。他出生行伍家庭，长于湘西边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阶级压迫的深重，然而这些描写与揭露又大都是熔铸在民俗描写之中的。他的这些小说，没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刀光剑影，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情节，更没有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政治说教，而恰恰就是在这种看似轻快、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给我们拉开了湘西人民生活的浓重的帷幕。
　　《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世俗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于是，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不是不懂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出处于弱势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超越性的批判。
　　值得提及的是在湘西世界中，一组少女形象尤为动人。如，天真纯洁、好奇任性的“碾房”女儿三三；单纯质朴、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娇乖、多情执著的“边城”精灵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如姊姊般的阿黑；美丽善良、机敏无畏的黑中俏夭夭……她们似一溪碧水，澄澈无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纯宁静，又柔情荡漾。翠翠等一组少女形象集纳了湘西自然山水、古老民俗、世故人情中最优美的成分，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她们不正是沈从文审美理想的化身吗？然而，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不仅给我们披露了湘西落后的陋俗恶风，同时他还用那深情婉转的笔调给我们描绘出湘西的民俗画。美不是空灵的抽象物，它是具体而生动的，民俗当然亦如此。
　　沈从文的家乡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山歌的风俗。《边城》中的老船夫便“提到本城人二十前唱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边地。”翠翠在姐夫进城、自己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姐莫得什么戴，耳朵上常年戴条豆芽菜。”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情歌，唱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所产生的不满，唱出了她的忧虑和愤怒。
　　沈从文小说中的地域色彩，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湘西人民的悲苦与期望，这些民俗的描写和渲染，并非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才气而作的“文字游戏”，而是作家的情思所致，是与作品的整体有机结合的，它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浸润中的环境，人物便在这种已经情绪化了的环境中活动、创造、哀怨、抗争，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跨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特色，大大增强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笔者更坚信：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正如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编辑：郭裕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