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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我国经济结构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不协调和供给结构失衡,为此,必须从供给和需求的结合上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着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
1.投资与消费不协调。投资需求持续过旺,保持较快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增长相对较慢,巨大的消费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这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从1978年至2007年,我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到42.1%,而消费率从62.1%下降到35.4%。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由1978年的78.6%下降到2007年的72.7%。在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一增长格局被进一步强化。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在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中,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占到66%,而城乡居民消费只占34%。这表明,经济回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的,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内生动力还不强。
2.内外需发展不协调。首先,内外需增速不协调。外需增长过快,而内需跟进不够。2008年进出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12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8倍,两者相差55倍。其次,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60%以上,大大超出世界41%的平均水平。过去的30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贡献达20%,对生产率进步贡献率约为46%,在一些沿海地区,这一比例还要更高。外需增长是开放经济的必然结果,但对外依存度过高,经济增长受外部影响过大,会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第三,内外需相互拉动比较差。加工贸易是内外需结合的重要载体,目前,在贸易方式上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仍在40%以上。在加工贸易发展的初期阶段,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主要是本土企业代工,外需带动内需比较明显。随着加工贸易进一步升级,原来由本土企业代工的,现在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大规模投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出口,有的外资企业甚至只是利用国内的生产场地,两头在外、封闭运行,与国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不仅带动内需作用减弱,而且形成外需对内需的替代。内需促进外需、外需拉动内需的互动效应没有充分显现,大量内需市场空间被外需挤占,形成外需对内需的挤出效应。
(二)供给结构存在的问题
1.产业层次低。我国制造业虽然已形成规模优势,按国际标准分类的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有7个大类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第三。但由于我国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2007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1.3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的13.2%。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产业层次低还表现在,我国出口商品90%以上是贴牌产品,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贸易额的20%以上,但自有品牌不足1%。在全球1.6万多项国际标准中,99%以上是由外国机构制定的。
2.增长方式粗放。我国经济增长仍是以消耗能源资源为主实现的,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5倍,美国的3.9倍,欧盟的4.32倍,日本的8.2倍。吨钢可比能耗、火电供电煤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20%和24%。2008年我们消耗了全球36%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泥,仅创造了全球7%的GDP。
3.产能过剩突出。产能过剩不仅存在于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领域,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也大量存在,如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愈演愈烈。2009年上半年,我国风电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45.5%。国内目前在建或拟建的多晶硅项目产能高达14万吨,而预计2010年全球多晶硅需求仅为8万吨左右。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大企业大规模投资于地方,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几乎都有国有大企业在其中。
4.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向优化方向发展,从1952年至2008年,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产业由51%降至11.3%,第二产业由20.8%升至48.6%,第三产业由28.2%升至40.1%。但是,从经济发展要求来看,第三产业比重仍比较低。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应当在60%以上,发达国家在70%以上。这样才能有效弥合产业差距、消化过剩产能、扩大消费需求和就业,增强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由来已久,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经济结构不合理。从其原因来分析,既有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性,也有政策选择的片面性,其中对供需结构失衡影响较大的是政策选择的速度导向、出口导向和规模导向。
一是投资与消费不协调的主要根源是速度导向。为追求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只有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甚至以牺牲消费来保证投资。由于投资倾斜式增长,严重抑制了消费增长。加上投资带动消费不足,投资与消费的关联性比较差,进一步扩大了投资与消费的差距。
二是内外需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对于推动我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长期以出口为导向的结果,使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加工贸易比重过大,“低端制造”比较突出,严重抑制了国内需求优势的有效发挥。
三是供给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规模导向。为追求扩大经济规模,实现生产能力和产出最大化,致使投资过于集中部分热门行业,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突出,产业同质化、结构趋同化明显。同时,由于规模导向,弱化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国有大企业拥有优势的创新资源,导致新产业开发能力比较差。企业追求做大的同时,也挤占了中小企业发展空间。
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一)调整需求结构,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和稳定外需的同时,着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协调投资与消费关系,增强投资带动消费能力。投资与消费关系不能仅仅从比例关系来判断,尤其是不能简单地看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高低,重要的是要看投资转换消费和带动消费的能力。一是要逐步扩大消费领域的投资,适当缩减生产性投资规模,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以启动居民消费。二是要扩大投资关联效应,充分考虑投资的区位因素、环境因素、能源资源供给因素、生活保障因素等,使投资在扩大就业、拉动产业、带动消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要促进财政政策逐步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从刺激投资为主转向刺激消费为主。
2.协调内外需关系,促进内需与外需互动发展。首先,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我国内需市场广阔、潜力无限,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走内需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其次,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努力创造出口需求。一是要努力拓展国际营销渠道,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自由贸易协定、对外投资等多种渠道,带动营销渠道建设,开辟新兴贸易市场。二是要充分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的比较优势,支持扩大多种形式对外投资和融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三是要发挥企业在争取市场、创造需求中的作用,坚持“保市场、保份额”,进一步巩固和拓宽出口市场。积极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开发和创造出口需求。同时,加强产业链协同,通过贸易企业、生产企业、金融机构和科研机构结成协同关系,共同开辟国际市场。
3.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比重。实施鼓励消费政策、拓宽消费渠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扩大居民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第一,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第二,以城市化带动消费增长。一是解决城市化人口安置问题,扩大城市消费。目前,已经进城务工的1.5亿农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农村,既不利于扩大城市消费,也没有增加农村消费。要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医保问题、孩子上学问题为重点,使他们加快融入城市,加入到城市生活和消费中来。二是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民消费。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放心、安全、便利、实惠的商品和服务。第三,转变生活方式,开发新消费亮点。适应建立低碳社会要求,扩大绿色消费;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扩大保健、养生、养老消费;适应提高生活质量要求,扩大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消费。第四,建立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制度体系。扩大居民消费除了要落实好已出台的刺激消费政策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消费、引导消费预期,促进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能力。一是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如扩大消费信贷,促进信用消费。二是要加快税制改革来促进消费。在全社会推进收入透明化,规范收入、放开消费。同时,抓紧研究并适时开征物业税和遗产税,这是扩大个人消费的根本性制度,既有利于扩大即期消费,又可以防止社会资本无效滞留。三是适当调整收入方式,采取即期收入与远期收入相结合,适当增加远期收入比重,从而降低居民储蓄率。
(二)优化供给结构,在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产业水平
1.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目前,我国传统产业仍占较大比重,要利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时机,推动装备制造、钢铁、石化、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幅提升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积极引导企业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全面提升产业层次和水平。
2.围绕重点企业和核心技术,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一是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为核心,加强产业联系,促进合理分工,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二是推动资源向优势产业、企业和产品集聚,建设一批具有规模实力强、核心竞争力明显、产权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产业体系的龙头。三是以加快发展服务业为关键环节,放宽服务业发展条件,拓宽服务业发展领域,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水平。四是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使之成为资源集聚、产业集群、经济集约的重要平台。五是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建立稳定而密切的协作关系,依托大企业的规模优势,逐步走以小补大、以专配套,成为大规模、集中化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要鼓励和支持发展产业链和中小企业产业群,重点围绕优势大型企业进行供应链配套,围绕重点项目发展下游产品,拉长产业链,拓宽发展空间。
(三)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问题,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是要按有进有退的原则,进一步优化产业成长结构。主动退出一些产业层次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积极发展技术引领型产业,优化发展资源利用型产业,着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二是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打破地区、行业、所有制界限,加快整合资源,引导要素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加快做大规模、做强优势。支持优势企业并购落后企业和困难企业,鼓励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努力提高生产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三是积极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物流、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现代金融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旅游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制造等先进装备制造业;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现代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四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推动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增长。
(四)通过扩大开放推进结构调整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联系性进一步增强,结构调整必须置于世界经济格局之中,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一是要适应世界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主动承接以服务外包为重点的产业转移。二是要利用优势互补原则和多种合作方式,把过剩产能逐步转移出去。例如通过有计划地对外提供融资贷款,带动我国公司承建项目以输出过剩产能,也可以增加买方信贷,扩大电力设备、工程机械、机床、船舶、轻纺设备等产能过剩的机电产品出口。通过鼓励企业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内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我国制造业的许多领域,已经具备海外投资设厂的能力,应当加大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转出发展,这对于扩大出口、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争取国外市场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赵哲)
一、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
1.投资与消费不协调。投资需求持续过旺,保持较快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增长相对较慢,巨大的消费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这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从1978年至2007年,我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到42.1%,而消费率从62.1%下降到35.4%。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由1978年的78.6%下降到2007年的72.7%。在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一增长格局被进一步强化。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在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中,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占到66%,而城乡居民消费只占34%。这表明,经济回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的,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内生动力还不强。
2.内外需发展不协调。首先,内外需增速不协调。外需增长过快,而内需跟进不够。2008年进出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12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8倍,两者相差55倍。其次,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60%以上,大大超出世界41%的平均水平。过去的30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贡献达20%,对生产率进步贡献率约为46%,在一些沿海地区,这一比例还要更高。外需增长是开放经济的必然结果,但对外依存度过高,经济增长受外部影响过大,会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第三,内外需相互拉动比较差。加工贸易是内外需结合的重要载体,目前,在贸易方式上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仍在40%以上。在加工贸易发展的初期阶段,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主要是本土企业代工,外需带动内需比较明显。随着加工贸易进一步升级,原来由本土企业代工的,现在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大规模投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出口,有的外资企业甚至只是利用国内的生产场地,两头在外、封闭运行,与国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不仅带动内需作用减弱,而且形成外需对内需的替代。内需促进外需、外需拉动内需的互动效应没有充分显现,大量内需市场空间被外需挤占,形成外需对内需的挤出效应。
(二)供给结构存在的问题
1.产业层次低。我国制造业虽然已形成规模优势,按国际标准分类的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有7个大类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第三。但由于我国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2007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1.3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的13.2%。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产业层次低还表现在,我国出口商品90%以上是贴牌产品,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贸易额的20%以上,但自有品牌不足1%。在全球1.6万多项国际标准中,99%以上是由外国机构制定的。
2.增长方式粗放。我国经济增长仍是以消耗能源资源为主实现的,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5倍,美国的3.9倍,欧盟的4.32倍,日本的8.2倍。吨钢可比能耗、火电供电煤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20%和24%。2008年我们消耗了全球36%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泥,仅创造了全球7%的GDP。
3.产能过剩突出。产能过剩不仅存在于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领域,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也大量存在,如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愈演愈烈。2009年上半年,我国风电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45.5%。国内目前在建或拟建的多晶硅项目产能高达14万吨,而预计2010年全球多晶硅需求仅为8万吨左右。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大企业大规模投资于地方,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几乎都有国有大企业在其中。
4.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向优化方向发展,从1952年至2008年,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产业由51%降至11.3%,第二产业由20.8%升至48.6%,第三产业由28.2%升至40.1%。但是,从经济发展要求来看,第三产业比重仍比较低。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应当在60%以上,发达国家在70%以上。这样才能有效弥合产业差距、消化过剩产能、扩大消费需求和就业,增强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由来已久,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经济结构不合理。从其原因来分析,既有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性,也有政策选择的片面性,其中对供需结构失衡影响较大的是政策选择的速度导向、出口导向和规模导向。
一是投资与消费不协调的主要根源是速度导向。为追求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只有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甚至以牺牲消费来保证投资。由于投资倾斜式增长,严重抑制了消费增长。加上投资带动消费不足,投资与消费的关联性比较差,进一步扩大了投资与消费的差距。
二是内外需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对于推动我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长期以出口为导向的结果,使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加工贸易比重过大,“低端制造”比较突出,严重抑制了国内需求优势的有效发挥。
三是供给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规模导向。为追求扩大经济规模,实现生产能力和产出最大化,致使投资过于集中部分热门行业,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突出,产业同质化、结构趋同化明显。同时,由于规模导向,弱化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国有大企业拥有优势的创新资源,导致新产业开发能力比较差。企业追求做大的同时,也挤占了中小企业发展空间。
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一)调整需求结构,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和稳定外需的同时,着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协调投资与消费关系,增强投资带动消费能力。投资与消费关系不能仅仅从比例关系来判断,尤其是不能简单地看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高低,重要的是要看投资转换消费和带动消费的能力。一是要逐步扩大消费领域的投资,适当缩减生产性投资规模,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以启动居民消费。二是要扩大投资关联效应,充分考虑投资的区位因素、环境因素、能源资源供给因素、生活保障因素等,使投资在扩大就业、拉动产业、带动消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要促进财政政策逐步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从刺激投资为主转向刺激消费为主。
2.协调内外需关系,促进内需与外需互动发展。首先,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我国内需市场广阔、潜力无限,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走内需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其次,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努力创造出口需求。一是要努力拓展国际营销渠道,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自由贸易协定、对外投资等多种渠道,带动营销渠道建设,开辟新兴贸易市场。二是要充分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的比较优势,支持扩大多种形式对外投资和融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三是要发挥企业在争取市场、创造需求中的作用,坚持“保市场、保份额”,进一步巩固和拓宽出口市场。积极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开发和创造出口需求。同时,加强产业链协同,通过贸易企业、生产企业、金融机构和科研机构结成协同关系,共同开辟国际市场。
3.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比重。实施鼓励消费政策、拓宽消费渠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扩大居民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第一,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第二,以城市化带动消费增长。一是解决城市化人口安置问题,扩大城市消费。目前,已经进城务工的1.5亿农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农村,既不利于扩大城市消费,也没有增加农村消费。要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医保问题、孩子上学问题为重点,使他们加快融入城市,加入到城市生活和消费中来。二是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民消费。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放心、安全、便利、实惠的商品和服务。第三,转变生活方式,开发新消费亮点。适应建立低碳社会要求,扩大绿色消费;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扩大保健、养生、养老消费;适应提高生活质量要求,扩大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消费。第四,建立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制度体系。扩大居民消费除了要落实好已出台的刺激消费政策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消费、引导消费预期,促进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能力。一是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如扩大消费信贷,促进信用消费。二是要加快税制改革来促进消费。在全社会推进收入透明化,规范收入、放开消费。同时,抓紧研究并适时开征物业税和遗产税,这是扩大个人消费的根本性制度,既有利于扩大即期消费,又可以防止社会资本无效滞留。三是适当调整收入方式,采取即期收入与远期收入相结合,适当增加远期收入比重,从而降低居民储蓄率。
(二)优化供给结构,在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产业水平
1.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目前,我国传统产业仍占较大比重,要利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时机,推动装备制造、钢铁、石化、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幅提升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积极引导企业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全面提升产业层次和水平。
2.围绕重点企业和核心技术,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一是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为核心,加强产业联系,促进合理分工,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二是推动资源向优势产业、企业和产品集聚,建设一批具有规模实力强、核心竞争力明显、产权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产业体系的龙头。三是以加快发展服务业为关键环节,放宽服务业发展条件,拓宽服务业发展领域,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水平。四是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使之成为资源集聚、产业集群、经济集约的重要平台。五是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建立稳定而密切的协作关系,依托大企业的规模优势,逐步走以小补大、以专配套,成为大规模、集中化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要鼓励和支持发展产业链和中小企业产业群,重点围绕优势大型企业进行供应链配套,围绕重点项目发展下游产品,拉长产业链,拓宽发展空间。
(三)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问题,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是要按有进有退的原则,进一步优化产业成长结构。主动退出一些产业层次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积极发展技术引领型产业,优化发展资源利用型产业,着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二是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打破地区、行业、所有制界限,加快整合资源,引导要素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加快做大规模、做强优势。支持优势企业并购落后企业和困难企业,鼓励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努力提高生产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三是积极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物流、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现代金融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旅游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制造等先进装备制造业;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现代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四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推动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增长。
(四)通过扩大开放推进结构调整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联系性进一步增强,结构调整必须置于世界经济格局之中,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一是要适应世界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主动承接以服务外包为重点的产业转移。二是要利用优势互补原则和多种合作方式,把过剩产能逐步转移出去。例如通过有计划地对外提供融资贷款,带动我国公司承建项目以输出过剩产能,也可以增加买方信贷,扩大电力设备、工程机械、机床、船舶、轻纺设备等产能过剩的机电产品出口。通过鼓励企业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内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我国制造业的许多领域,已经具备海外投资设厂的能力,应当加大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转出发展,这对于扩大出口、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争取国外市场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