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瞿秋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现代作家,仅就文学艺术而言,他创作、评论和翻译的作品即达200万字,其中散文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开创了我国现代游记文学和报告文学的先河。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着浓厚的文艺情结。
得家教 自幼好文艺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诞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他自幼聪颖好学,5岁进私塾读书,而在此之前,爱好文艺、擅长诗词的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和背诵古诗,在山水画上有造诣的父亲则教他绘画。清晨,屋里常传出瞿秋白吟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和“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诗词名句。有一次,他背诵“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母亲问他:“上城归来,为什么泪满襟?”秋白答道:“这是因为养蚕的人穿不着绸,不养蚕的人满身都穿着绸。”母亲听后高兴地抚摸着他的头说:“读书能悟出其中的道理,这才是真读书。”瞿秋白7岁入常州冠英两级小学堂读书时,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
11岁那年,瞿秋白顺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课余时,他或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一道谈论诗词、小说、绘画等,或醉心于我国古典文学,徜徉在《西厢记》、《牡丹亭》、《聊斋》、《花月痕》、《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中国近世秘史》、《饮冰室合集》、《吴友如画宝》、《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注》、《杜诗镜》、《李长吉歌诗》和《词综》的世界里。据他的一位幼年同伴羊牧之回忆:“一次,秋白来我家吃饭后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词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正是这样的认识,才不断地鞭策着中学时期的瞿秋白努力学习,积累了丰富、广博的学识。
当记者 异国展文才
1916年初,中学还未毕业、家境每况愈下的瞿秋白便被迫辍学,去无锡当小学教员谋生。后来,他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在甲级班做了一名免费生。他在此刻苦学习,作文和俄文的成绩特别优异。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其中,经常组织和领导学生们到街头演讲,进行爱国反帝的宣传活动。
1920年10月,瞿秋白应北京《晨报》报馆的聘请,前往苏俄做了一名特派驻外记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而又陌生,遂决定首先从研究俄罗斯文化艺术入手,以便尽快进入角色,开展工作。因此,他参观了特列嘉柯夫美术馆,看到了俄国著名美术大师的作品,面对现实主义大师列宾的画幅,他久久不愿离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画面,使他联想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动人民;在莫斯科大剧院,他首次欣赏到了“花露润融、高吟沉抑”的歌剧;与俄国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会见后,诗人幽默的谈吐令他备感轻松愉快。
瞿秋白在考察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同时,还经常参加“无产文化”活动,他曾特地前往克里姆林宫,就苏俄的教育状况、东方文化等问题,深入采访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苏俄著名作家卢那察尔斯基。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写下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发回国内被《晨报》连载,向中国人民详细报道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
7月6日这天,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非常荣幸地见到了列宁。对有关当时的情景,他做了真实、生动的描述,该随笔后被编入《赤都心史》这部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散文集中。
自9月起,瞿秋白除了完成记者的任务外,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俄语,并兼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结识了在此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等人。
在苏俄期间,比较艰苦的生活,以及繁重的采访、写作和教学任务,使瞿秋白经常吐血,肺病复发。然而,他始终坚持工作,至年底,终因病情严重,被送进高山疗养院接受治疗。经医生诊断,他有一叶肺已经溃烂,至多还能活3年,面对死神的威胁,秋白毫无所惧,奋笔疾书。他在苏俄期间完成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和《俄罗斯革命论》4本书中,有许多散文是在高山疗养院的病榻上写出来的。经过这一段实际生活的锤炼,他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在张太雷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实现了他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
遭排挤 文坛做领袖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响应党的召唤回国,在国内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显露出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因而相继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常委会委员等职务,并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1931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后,瞿秋白不仅遭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而且还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机构。此时,他肺病再次复发,身心俱损。他遂“请病假”休养治疗,偕夫人杨之华定居上海,整日以读书、写作为乐。
此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才不过一年时间。由于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特别是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左联”负责人茅盾、冯雪峰等经常向他请教、请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瞿秋白总是热情而又具体地提出建议,给予指导,因而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
当瞿秋白从茅盾那里了解到“左联”存在着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创作等问题时,就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在坚持办好“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同时,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该意见经茅盾转达给鲁迅和冯雪峰后,得到赞同和支持。后来,《前哨》被查禁,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瞿秋白、茅盾、鲁迅以此为阵地先后发表了众多文章,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文学”作斗争。“左联”还创办了公开的大型月刊《北斗》,该刊克服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广泛吸收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作家参加,其创刊号上即发表了非“左联”成员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人的作品,瞿秋白更是积极为之撰稿。尽管《北斗》仅出了7期,却在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瞿秋白、鲁迅等人根据国内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于11月组织召开“左联”执委会,通过了由冯雪峰执笔起草、瞿秋白参与讨论修改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该决议一反过去忽视创作的倾向,强调创作问题的重要性,系“左联”成立以来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明确了新任务,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指出在文学领域内,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政权的斗争”。正是在该决议的正确引导下,“左联”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步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32年春夏之交,迫于形势压力,并为摆脱观众锐减、收入下降的困境,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周剑运想聘请几位名气大的左翼作家去公司做编剧。当时围绕着去与不去的问题,在“左联”中分歧不小。瞿秋白得知后,认为这正是一个利用电影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大好时机,遂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去。他在会上对大家说:“我们自己应该有电影场,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将来一定会有……既然请上门来,我们为什么不去?利用一切条件开展工作,打基础。”如此一来,作家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便疑虑顿消,愉快地接受了明星公司的聘请。与此同时,一个由夏衍负责的党的电影小组也应运而生。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电影小组非常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先后为“明星”、“艺华”、“联华”等影业公司写出了《狂流》、《三个摩登女性》和《中国的怒潮》等一批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剧本。这些影片上映后,以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艺术形式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时代面貌,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遵照瞿秋白关于“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的指示,夏衍特别加强了各影片公司的创作力量,把以“左联”成员为主的沈西苓、王莹、郑君里、聂耳等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输送到各影片公司中去,为我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电影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批人才。同时,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创办了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杂志,从而奠定了左翼电影理论工作的基础。
瞿秋白在上海的3年间,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被迫经常变换住址。经过冯雪峰的穿针引线,他得以与久仰其大名的鲁迅相识,此后每逢危急关头,他总是转移到鲁迅家暂住、避难,先后达4次之多,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与鲁迅的坦诚相交和并肩战斗的过程中,瞿秋白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鲁迅的无私帮助,由此写下大量的杂感、政论,并翻译了《新土地》、《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高尔基创作选集》和《高尔基论文选集》等许多俄文原著,使这一时期成为瞿秋白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高峰期和丰收期,由此牢固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得家教 自幼好文艺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诞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他自幼聪颖好学,5岁进私塾读书,而在此之前,爱好文艺、擅长诗词的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和背诵古诗,在山水画上有造诣的父亲则教他绘画。清晨,屋里常传出瞿秋白吟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和“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诗词名句。有一次,他背诵“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母亲问他:“上城归来,为什么泪满襟?”秋白答道:“这是因为养蚕的人穿不着绸,不养蚕的人满身都穿着绸。”母亲听后高兴地抚摸着他的头说:“读书能悟出其中的道理,这才是真读书。”瞿秋白7岁入常州冠英两级小学堂读书时,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
11岁那年,瞿秋白顺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课余时,他或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一道谈论诗词、小说、绘画等,或醉心于我国古典文学,徜徉在《西厢记》、《牡丹亭》、《聊斋》、《花月痕》、《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中国近世秘史》、《饮冰室合集》、《吴友如画宝》、《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注》、《杜诗镜》、《李长吉歌诗》和《词综》的世界里。据他的一位幼年同伴羊牧之回忆:“一次,秋白来我家吃饭后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词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正是这样的认识,才不断地鞭策着中学时期的瞿秋白努力学习,积累了丰富、广博的学识。
当记者 异国展文才
1916年初,中学还未毕业、家境每况愈下的瞿秋白便被迫辍学,去无锡当小学教员谋生。后来,他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在甲级班做了一名免费生。他在此刻苦学习,作文和俄文的成绩特别优异。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其中,经常组织和领导学生们到街头演讲,进行爱国反帝的宣传活动。
1920年10月,瞿秋白应北京《晨报》报馆的聘请,前往苏俄做了一名特派驻外记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而又陌生,遂决定首先从研究俄罗斯文化艺术入手,以便尽快进入角色,开展工作。因此,他参观了特列嘉柯夫美术馆,看到了俄国著名美术大师的作品,面对现实主义大师列宾的画幅,他久久不愿离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画面,使他联想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动人民;在莫斯科大剧院,他首次欣赏到了“花露润融、高吟沉抑”的歌剧;与俄国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会见后,诗人幽默的谈吐令他备感轻松愉快。
瞿秋白在考察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同时,还经常参加“无产文化”活动,他曾特地前往克里姆林宫,就苏俄的教育状况、东方文化等问题,深入采访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苏俄著名作家卢那察尔斯基。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写下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发回国内被《晨报》连载,向中国人民详细报道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
7月6日这天,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非常荣幸地见到了列宁。对有关当时的情景,他做了真实、生动的描述,该随笔后被编入《赤都心史》这部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散文集中。
自9月起,瞿秋白除了完成记者的任务外,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俄语,并兼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结识了在此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等人。
在苏俄期间,比较艰苦的生活,以及繁重的采访、写作和教学任务,使瞿秋白经常吐血,肺病复发。然而,他始终坚持工作,至年底,终因病情严重,被送进高山疗养院接受治疗。经医生诊断,他有一叶肺已经溃烂,至多还能活3年,面对死神的威胁,秋白毫无所惧,奋笔疾书。他在苏俄期间完成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和《俄罗斯革命论》4本书中,有许多散文是在高山疗养院的病榻上写出来的。经过这一段实际生活的锤炼,他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在张太雷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实现了他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
遭排挤 文坛做领袖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响应党的召唤回国,在国内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显露出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因而相继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常委会委员等职务,并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1931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后,瞿秋白不仅遭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而且还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机构。此时,他肺病再次复发,身心俱损。他遂“请病假”休养治疗,偕夫人杨之华定居上海,整日以读书、写作为乐。
此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才不过一年时间。由于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特别是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左联”负责人茅盾、冯雪峰等经常向他请教、请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瞿秋白总是热情而又具体地提出建议,给予指导,因而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
当瞿秋白从茅盾那里了解到“左联”存在着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创作等问题时,就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在坚持办好“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同时,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该意见经茅盾转达给鲁迅和冯雪峰后,得到赞同和支持。后来,《前哨》被查禁,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瞿秋白、茅盾、鲁迅以此为阵地先后发表了众多文章,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文学”作斗争。“左联”还创办了公开的大型月刊《北斗》,该刊克服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广泛吸收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作家参加,其创刊号上即发表了非“左联”成员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人的作品,瞿秋白更是积极为之撰稿。尽管《北斗》仅出了7期,却在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瞿秋白、鲁迅等人根据国内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于11月组织召开“左联”执委会,通过了由冯雪峰执笔起草、瞿秋白参与讨论修改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该决议一反过去忽视创作的倾向,强调创作问题的重要性,系“左联”成立以来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明确了新任务,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指出在文学领域内,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政权的斗争”。正是在该决议的正确引导下,“左联”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步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32年春夏之交,迫于形势压力,并为摆脱观众锐减、收入下降的困境,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周剑运想聘请几位名气大的左翼作家去公司做编剧。当时围绕着去与不去的问题,在“左联”中分歧不小。瞿秋白得知后,认为这正是一个利用电影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大好时机,遂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去。他在会上对大家说:“我们自己应该有电影场,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将来一定会有……既然请上门来,我们为什么不去?利用一切条件开展工作,打基础。”如此一来,作家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便疑虑顿消,愉快地接受了明星公司的聘请。与此同时,一个由夏衍负责的党的电影小组也应运而生。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电影小组非常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先后为“明星”、“艺华”、“联华”等影业公司写出了《狂流》、《三个摩登女性》和《中国的怒潮》等一批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剧本。这些影片上映后,以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艺术形式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时代面貌,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遵照瞿秋白关于“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的指示,夏衍特别加强了各影片公司的创作力量,把以“左联”成员为主的沈西苓、王莹、郑君里、聂耳等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输送到各影片公司中去,为我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电影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批人才。同时,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创办了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杂志,从而奠定了左翼电影理论工作的基础。
瞿秋白在上海的3年间,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被迫经常变换住址。经过冯雪峰的穿针引线,他得以与久仰其大名的鲁迅相识,此后每逢危急关头,他总是转移到鲁迅家暂住、避难,先后达4次之多,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与鲁迅的坦诚相交和并肩战斗的过程中,瞿秋白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鲁迅的无私帮助,由此写下大量的杂感、政论,并翻译了《新土地》、《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高尔基创作选集》和《高尔基论文选集》等许多俄文原著,使这一时期成为瞿秋白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高峰期和丰收期,由此牢固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