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刻骨铭心的一天，那是我最最痛苦的一天。那一天，我娘走失了！
　　25年前的1990年，我的女儿还刚满周岁，正是一刻也离不开人的时候。可我和妻子都是军人，早八晚六的生活无暇照看孩子，请来的保姆突然提出辞呈，另谋高就去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娘请到北京，帮我带孩子。娘一生带大了十多个子孙，娘说看见小孩都感到腻味了，她不想再照看孩子了。可我的请求提出来后，娘还是满口答应了。未曾离开过故乡的娘，闻不得汽油味儿，一上车就开始晕车，从湖南老家颠簸到北京，一路上呕吐不止，仿佛重病一场。
　　我住的是单位分配的三层高的筒子楼，仅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厨房洗漱间厕所都是公用，做饭、洗衣、上厕所经常得排队。平时楼上总是热热闹闹的，不是这家孩子哭，就是那家孩子闹，一家炒菜家家香，一人如厕满楼臭。更要命的是，娘还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只好从单位另借了一间平房，让娘与邻居家的保姆合住，平房离我住的楼房相隔几百米，中间隔着许多相似的筒子楼。部队大院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上百栋各式各样的楼房、平房，院里还有小院，有花园，有大礼堂和大广场，我刚到部队时，从办公区走到食堂，第一顿饭是由战友带着去的，可晚饭时自己再也找不到中午吃饭的食堂了。何况娘大字不识，出门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分不清南北东西，所以每天早晚，都是我或妻子去接送。更让娘待不惯的，是没人和她说话，偶尔碰到带小孩的同伴与她搭讪，她却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听不懂她的湖南土话。
　　但不可预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年底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美美地睡了一个懒觉，直到9点左右太阳挂到半空了才起床。起床后我和往常一样，穿衣下楼去平房接娘。当我到达娘的住处时，门上已经上了锁。我当时心里一冷，我来的路上没有遇见娘，娘肯定是走另一条路回去了。我没有多想，三步并作两步从另一条路往回走，走到楼梯口就大声问妻子：“娘回来了？”妻子肯定地说：“没有啊！”
　　顿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家门没进，又折回去，再往娘的住处方向奔跑。一路上没有找到娘，再折回来，还是没有发现娘的影子。找到邻居家的保姆了解详情，保姆说，我娘在早上七八点钟就起床离开房间了。听了这话，如同五雷轰顶，把我吓蒙了，我的心都快从嘴里蹦出来了，头也要爆炸了似的。因为娘离开房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她又没有早起锻炼身体的习惯，娘肯定是迷路找不到家了！这可怎么办？我和妻子顾不上吃早饭，把孩子交给邻居临时看护，骑着自行车分头到大院里的每个角落去寻找。每一栋楼、每一个单元、每一个楼层，一个挨着一个找，一边奔跑着一边呼喊着，连公共厕所都找遍了，一点踪迹也没找到。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大院的广播室，想请他们帮忙播放寻人启事。我风风火火找到大院俱乐部余立平主任的家，余主任正在吃午饭，我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余主任看我心急如焚的样子，放下碗筷就朝广播室跑，不一会儿，广播里就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连播了三遍寻人启事。军队大院的广播就是号令。部队大院的广播只有在工作日准时准点播放起床号、上下午课间广播操和上下班军号，除了早7点转播中央电台的新闻，下班时播放10分钟的音乐外，无重大事项是没有其他广播内容的，节假日广播室也正常休息。这次寻人启事，是部队大院几十年来破例的一次广播，也是唯一的一次寻人启事。听到广播后，大院开始热闹起来，男女老少认识或不认识我的人都在关注此事，有的到我家了解情况，有的帮助寻找，有的帮助出主意。部队保卫部和本部领导及同事们很快在我家集中，他们了解详细情况之后，迅速作出部署分工。兵分三路，一路继续在大院寻找，一路扩大找寻范围，到大院周围寻找，一路与附近派出所、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系，以取得媒体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当时的通讯方式还没有现在方便，相互之间只有通过固定电话联系，所以，单位值班室便成了找人的临时“指挥所”。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是组织、领导、同事和众多好心人给了我希望，一股股暖流温暖着我，使我那颗冰冷的心突然有了暖意，有了力量！有了大家的帮助，我相信娘一定能找到！
　　但是找人的进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着黄昏就要降临，外面天寒地冻，娘身上没有钱、没有身份证、没有联系方式，而且娘的湖南土话谁都听不得懂。娘不识字，不懂交通规则，娘身患高血压，性格急躁，万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娘，怎么向众多的兄弟姐妹交代，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啊？种种情境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总也挥之不去，我越想越感到后怕，真的是心如悬旌，坐立不安啊！妻子则一边抹着泪，一边照看着孩子，准备好的饭菜热了凉，凉了热，随时都等着娘回来吃。
　　几路人马一直在奔忙着，但直到晚上7点多钟，都还没有娘的任何消息。大家商定并征求我的意见后，决定通过北京市的广播电视发布寻人启事。记得在当时发一条寻人启事要800元，可我的月薪才100多元，对我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为了尽快找到走失的娘，哪怕是倾家荡产我也只能这么做。我们来到北京电视台广告部，正在值夜班的潘编辑了解了我们的来意后，面带喜色地问我：“你妈是不是湖南人？”我连忙回答说是。他高兴地告诉我们，在几分钟之前，西郊有个工厂的保卫科打电话到电视台，说他们收留了一个老太太，但听不懂她说的话，找不到她家人的联系方式，根据他们的描述，很可能就是你们要找的人。现在工厂的同志给她喝了水、吃了饭，正准备送往附近的派出所。潘编辑还一边安慰我，一边风趣地说，你可以省下广告费了。这时，另一路人马也得到了消息，说八宝山派出所收留了工厂送来的一位湖南老太太。我喜极而泣，转身就与其他几路人马一齐赶往八宝山派出所。当我见到娘时，我双膝跪倒在娘的面前，一边哭一边给娘认错：“娘，儿子对不起您，儿子让您受苦了！”
　　把娘接回家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辛苦了一天的领导、同事和邻居们，看到我们全家团圆后，带着胜利的喜悦各自回家去了，他们连一杯茶水都没来得及喝。
　　送走了客人，我和妻子尽心地抚慰受到惊吓、累了一天的娘。我打好热水给娘洗脸洗脚，妻子把饭菜又热了一遍，娘简单吃了一点儿，就带着疲惫、和着忐忑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看娘的情绪基本稳定，认真地听娘讲述了她走失的经过。
　　娘说：“我早上醒来后，觉得时间不早了，可你一直没来接我。我担心是不是你们睡过头了，怕耽误你们上班，而邻居家的保姆也睡得挺香，我没忍心叫醒她，我想我应该可以找到家。”
　　我说：“昨天是礼拜天，我们不上班。”
　　娘说：“我哪儿知道呢？娘什么时候过过礼拜天啊？农村人天天都得干活。”我连连点头，表示理解娘的心意，更是对娘走失的歉意。
　　娘接着说：“我走出房间后，根据印象朝着你们那个方向走，拐了两个弯就看到了广场上的毛主席像，觉得离家不远了，因为平时我经常带孙女来这里玩。可我总是搞不清你住的是哪栋楼，看上去每栋楼都长一个样，娘又不认识字。没办法，我想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免得你去接我时找不到。谁知道走了一段时间后，看到了大马路，车来车往的，平时很少见这样的场面，我心里就开始急了。心里一急就乱了方寸，更加找不到方向了。看见前面有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站岗，我走进去转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你们。走出这个大门，前面又看到另一个院子，我往里走时，站岗的战士说要什么证件。我哪儿有什么证件啊？战士不让我进去，我就气冲冲地离开了那里，继续往前走。就这样，我一个一个院子找，让我进的我就进去一栋一栋楼看，不让进的我就不进去。眼看太阳都过顶了，心想你们也一定在找我，肯定耽误你们上班了。我心里那个急啊！而且越想越急。娘恨自己没有文化，不识字还不会说普通话，我问人家话，人家也听不懂。有几次过马路时，看到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娘恨不得躺在车轮下让汽车轧死算了。可一想到你们还要上班，孙女没人带，就取消了这个念头，心想好歹还要找到你们，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听到这儿，我哽咽了，紧紧握着娘的双手，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娘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和天下父母一样，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自己的孩子。
　　娘抹了一把眼泪，继续说。
　　“我拿定主意不想死了，觉得精神头更足了似的，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可心里想着，娘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你们。我加快了步伐，一个劲地往前冲。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脚下的路好像越走越长，永远也走不到头。直到日落西山了，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个院子门口停了下来，蜷缩在那里。这时我才感到又冷又饿，坐在地上好像迷迷糊糊要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有个穿制服的小伙子，把我扶起来，问了我很多问题，是哪儿人？住哪儿？我说是说了，可他听不懂，半天也没搞清楚。没办法，小伙子又把我送到一个姓周的同事家，给我洗手洗脸、喝水、吃饭，之后又派人把我送到派出所。这才看到你们。”
　　娘边说边流泪，最后娘对我说：“儿啊，娘虽然来北京半年了，但这回遭了一点罪，可把你们急坏了。娘也是处处遇到好人了。要不是那个小伙子救我，娘恐怕就会冻死饿死在那里了。你要想办法找到他们，感谢他们啊！”我说：“娘，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们、报答他们的。”
　　后来，我通过派出所提供的电话，找到了扶我娘起来、安抚我娘的北京市某工厂值勤保安班长王和及其同事，找到了接我娘到家吃饭喝水的周月亭同志，向他们表达了我们全家的感激之情。
　　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遇到神情慌张、眼神迷茫的老人，我都会驻足观察一番后才离开，若有需要帮助的老人，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