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爱人的……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而其恰恰又是“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1]，所以，汪曾祺小说中无不充斥着“爱人”的情怀。汪曾祺所爱的不是教化中人，而是更合乎基本人性，更能体现个性独立和自由的自然人。他在作品里表现了较多的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重和欣赏。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2]。无论是对普通劳动者人性美的赞颂还是对人生种种丑恶现象的摒弃批判，无不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作者的“仁爱”。
　　一、普通民众间的互敬互爱
　　平民意识的张显和仁者爱人的信念使得汪曾祺在作品中较多的表现的是一种下层群众之间互相关怀、彼此温暖的主题。用平淡和谐的静谧还给我们一个人的、温暖的世界。
　　（一）.对陌生人的“随意”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许！哗——许！”
　　《受戒》
　　小英子刚见明海，便“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再没有过多的语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哗——许！”声。这看似随手的“扔”和静静的“剥”，况且扔的还是“吃剩的半个”，正是極熟的人才会有的默契和随意，但在两个初见面的孩子做出来，让人不但不感到突兀，反而很是亲切。
　　没有受到世俗浸染的纯洁心灵，理所当然也不会有拘束的“阴影”，只是凭心而作，随意而为，在纯朴的生活境遇中，不会有“为恶”的思想，因此在纯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心里，也不会有“为恶”的人。真挚对真挚的真诚，才能让两个陌生人，给人多年老友的感觉。这种“随意”正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
　　（二）.对朋友的至忠至真
　　道德之善，求于本心。作者由芸芸众生迥异的人生轨迹演绎着对彼此欣赏和关爱的人间真情的沉湎和留存。
　　《岁寒三友》中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画画的靳彝甫是三位经济上都不宽裕的朋友，一介布衣，家境平平，“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靳彝甫外出谋生，是王瘦吾与陶虎臣为其拼凑路费。当他远程归来时，两位老友都在社会势力的倾轧下深陷困顿。返家后的第三天，靳彝甫约二位老友在如意楼饮酒，将变卖自己爱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所得的二百洋钱分给王瘦吾和陶虎臣二人。小说没有浓墨重彩的绘写记述当时的情境，一切云淡风轻，在无言中让人体会雪中送炭的温情，同时也细细呵护了一种肃宁的道德境界。
　　君子之交全凭一颗心，他们不计地位、得失，只是用着自己所有的忠诚和真挚来演绎相知相契的不渝。
　　（三）.乡邻间的平和友爱
　　在汪曾祺营造的“小民百姓”的世界里，人们各自安然于自己的位置，平静的生活，友爱的相处。他们没有过多的奢望，也没有过多的悲伤，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厚、友善、热情、真诚。
　　《受戒》中的人各依本分，和谐相处。庵里杀猪、吃肉、赌钱、唱酸曲、娶老婆，庵外英子一家房舍、菜园、花木、鸡鸭……是其所是，在单调、琐碎、重复的工作中积累着经验和技巧，和谐默契的过着有滋有味的日子。庵里的日子是一种怪诞的自由，充满放纵的、世俗的快乐；庵外人家的生活状态则呈现出更明朗、更健康的生机和魅力，流淌着不加雕饰的天然之美、天籁之美、天性之美。淡而有味，俗雅兼备。明海与英子一家的交往便源于彼此对对方纯美天性的发现和吸引。这里没有束缚，没有羁绊，没有被夸大的佛，没有被扭曲的人性。人们只是按照清净无尘的本心做着各自想做的事，这是一种至真至善的人情的自然流淌。水乡人的心灵几乎没有受到教条的规约和异己力量的扭曲，如同他们置身其间、赖以生存的未受污染的水域一样，清凉纯净，清澈见底。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热爱生活却不执着于功名利禄，淡薄超脱却不对生命短促徒发感慨，潇洒通达但不落于空谈，返璞归真又不忘人间通理。一方面，他们有热情，有活力，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达观安命，“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3]。人生由此呈现为一种和谐的美。朋友同舟共济，夫妻相濡以沫，乡邻互帮互助。汪曾祺正是用一颗温柔敦厚的仁慈之心，来关爱大千世界的众生。
　　二、对恶势力的鄙弃与抗争
　　人生往往免不了各种各样的残缺，或者如有的人说的那样“生命最本质的欠然，比如孤独、隔阂、生死”[4]，这使得汪曾祺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充满了来源于深刻生命感受的悲伤。但即使是这样的悲伤，他也不着意于对残缺本身的细腻描绘，他的心里其实还在渴望着与残缺相反的完美，他正是用让人悲伤的殘缺来刺激人们的审美感官，从而激发人们对相反的美好一面的渴求。这种渴求也正是作者内心对人生真正的期待，从而实现他“我想把生命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5]。
　　（一）.对残缺人格的愤怒
　　《鸡毛》实则是一些生活片段的连缀。先写以养鸡、洗衣为生的寡妇文嫂，再写有学问、有前程的大学生金昌焕，再写文嫂丢鸡，然后写文嫂在金昌焕离去后发现他床底下的鸡毛，“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样宰了，怎样退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互不相干的生活片段，被一堆鸡毛“焊接”起来，小说最后淡淡的一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表达出作者太多的伤感和失望。金昌焕的缺德行为从表面来看是对文嫂虽然清贫，但却自足的宁静生活气氛的威胁，实际上则是对作者所一意营造的和谐、温馨的人间情景的破坏。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表达出对没有欠缺和遗憾的人生和美境界的追求。
　　（二）.对蛮暴强权的驱逐
　　锡匠和挑夫靠手艺和力气吃饭，虽然经济上捉襟见肘，偶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但他们也有做人的原则和尊严，不容贱视和凌虐，巧云被当地驻军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玷污、霸占，她与十一子的约会却需要像偷情者一样避人耳目，刘号长知悉后，感觉面子受损，纠集手下将十一子打得不醒人事、奄奄一息。保安队的蛮暴激怒了众人，锡匠们如一股沉默而愤怒的激流上街游行、“顶香请愿”，迫使肇事者“驱逐出境”。在世俗的情谊中生发出一种高尚的原始正义，而这种原始正义正是与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的，在他们看来，人和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善待别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的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同时对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和悲哀。
　　汪曾祺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对人世间的悲哀、可怜、委琐等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去进行暗示，从而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慢慢化解成那种味儿，这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儿，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的享受世事，然后融化丑、融化恶。
　　他把人世的污浊与不堪打量的透亮清彻，从其笔端流出的是生存之真与生命之味。
　　“仁爱”情怀使他的小说中，既有对普通劳动者人性美的赞颂又有对人生种种丑恶现象的摒弃批判。
　　注释：
　　[1]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㈣》第29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3]孙通海译注《庄子》第19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3月。
　　[4]翟业军：“蔼然仁者辨”，《文学评论》第21页，2004年第1期。
　　[5]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汪曾祺全集㈢》第28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