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卫视曾经举办过一场《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一位名叫石占明的羊倌成为了歌王。主持人亚妮听了石占明的歌声后，想给他做一期专访。
　　不久后，亚妮带着摄制组来到石占明的家乡——山西省左权县石匣乡红都村。采访队刚走进村子，突然传来一阵嘹亮高亢的歌声，只见村口旧祠堂的戏台上，十多个男人吹着唢呐、拉着二胡、打着鼓坐在铺盖上仰头唱歌。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唱的都不比石占明差。这种独特的声音、欢快的旋律，引人入胜，极富激情和感染力。
　　原来，这是一群被当地人称为“没眼人”的流浪艺人群体，由11个人组成，平时他们背着铺盖，拄着拐杖，以走村串乡卖唱为生。根据老辈人的记忆，在抗战时期，他们其实是一支八路军情报队伍，但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档案、没有记录，只存在于老乡们的记忆和口口相传中。如今，这些盲艺人的生活方式却被保留下来，同时保留下来的还有左权县民歌最全的曲牌、曲目和原生态的演唱方式。
　　这是亚妮与这支盲宣队的第一次见面，未曾想到，这次际遇竟改变了她之后的时光。“我听过真正的蒙古长调，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英国人带着录音机走遍草原时录的。为什么中国人要找自己的原生艺术反而得靠外国人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这件事？”恰逢浙江电视台节目改版，亚妮主动提出停办《亚妮专访》。她想跟着盲宣队流浪，拍摄他们的生活。一位同行语重心长地劝她：“你去做这件事，第一年，大家会说你好；第二年，大家就会慢慢地把你遗忘；第三年，再也没有人会提起你。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吗？”亚妮觉得，工作的意义不在于能带给自己怎样的光彩，而是最终能留下什么。“等到80岁的时候回头看，你会发现，主持过的那些晚会都是留不下来的。我不知道拍纪录片这个泥沼有多深，但这可能是唯一能让我留下一点东西的方式。”那年，亚妮拍摄的30分钟纪录片《向天而歌》获得了广电总局的“星光奖”，亚妮本人也获得了浙江省“五个一人才奖”，两个奖项共拿到了36万元奖金，她又向母亲借了10万元，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头扎进了太行山中——她要拍一部“盲宣队”的纪录电影。
　　盲人们跟部队行军一样走山串村，尿壶、水壶、衣服等所有家当，都随铺盖绑着，生怕一撒手就被人拿走了。队里挣的钱，三成留给退休队员，七成按月采取记分制统一分配：唱100句记1分，吹拉弹唱都会记1分，队龄超过40年记1分……亚妮听人说，盲人们都是在夜里躺下后诉说心里话。于是，她开始和盲人们同睡一张铺炕。第一个晚上，亚妮整宿没合眼，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亚妮心里却很坦然，通过接触和了解这些盲人，亚妮发现他们心地单纯，与世无争，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受过不少苦，都有一段心酸的过往，有的连亲人也没有。就在这样一群人中，亚妮却从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抱怨和仇恨，反而是他们灿烂的笑脸和激情的歌唱，让人感动落泪。
　　渐渐地，盲人们把亚妮当成了自己人，他们从不在有陌生人在场时卸下背上的铺盖，但亚妮在时却没事，他们甚至闻得出亚妮的味道。財力让亚妮吃紧，有半年时间，她只做了一件事：找钱。她开始参加一些企业活动，还帮人主持婚礼，哪怕只赚几万元她也去。对此，她以前都是排斥的。缺钱的时候，她市值五百多万元的房子只卖了三百八十万元，条件是：付现款。朋友们都说她疯了，但亚妮从不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她曾经问过这些盲人歌者：“生活这么苦，为什么你们还能这么高兴？”一人答：“眼盲了，心就亮了。”亚妮终于明白了自己坚持的原因：她希望能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人的心也亮起来，找回那些已经丢掉的东西，那些最原始的快乐。
　　2015年大年初一，亚妮从杭州赶往了太行山，几千里地，她只为和11位流浪卖唱的盲艺人吃个团圆饭，这已经是她和他们吃团圆饭的第十个年头。前几年，她都是带着上百号人的摄制组，这次，她孤身一人，因为电影拍到末了，身兼编剧、导演、制片人的她，几近倾家荡产。2016年6月24日，在公众面前消失了10年的亚妮带着新书《没眼人》和书中“没眼人”的原型——10名太行山盲艺人（一人已经离世）走进了北京大学，不仅讲述了11位“没眼人”爱、恨、死的故事，还带来了一场原生态的精彩演出，在场所有人的心灵都受到了强烈震撼。受邀嘉宾崔永元的一番话发人深省：“中国人说一件事情好坏都是以‘有用、没用’来衡量。冯骥才先生记载中国乡村消失的速度大概是每天100个，有一天，‘没眼人’的这些艺术也会消失。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觉得它是整个民族文化机体的组成部分，如果今天少一个指甲，明天少一根指头，后天掉一缕头发，似乎无关痛痒，但这会让一个民族显得丑陋不堪。有一天，经过一丝一缕的掉落，我们终会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