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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一夜成名还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罕见机遇；十年后，它变得如此稀松平常，以至于少有人愿意以此为切入口，了解发生在“一夜成名之人”身上的种种遽变。理由很简单：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早已为成名做好了准备。
但吉克隽逸不是。直至今日，她也只能懵懵懂懂地用“我有了一个舞台，60%的时间都在唱歌，唱打动大家的歌”来概括自己成名后的境遇。她断然不像同期出道的吴莫愁那样，以强势的态度宣告一切来得刚刚好，而是沿袭了幼时养成的个性，“到了这一步，我才准备踏这只脚。”
大学毕业后，吉克隽逸带着一百个不情愿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一族的生活。这座“空气不太好，吃得也不习惯，一天就能办一件事”的大城并没有向她展露出友好的笑容，她窝在地下室的床上，浏览各大招聘网站，向广告公司投递了上百份简历，却一无所获。和大多数初来乍到者一样，吉克隽逸不分东南西北，时常迷路，“有一次路过雍和宫，我突然想到，北京实在太大了，那种无形的压力真的会让你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我就问自己，何必呢？”
和她一起北漂的姐妹鼓励吉克隽逸“再坚持一阵”。这对姐妹花相识于高中，二人一路从四川凉山州甘洛县起，考上同一所大学，学同一个专业，再结伴奔赴京城。当姐妹找到了工作，没日没夜地加班，准备向白领阶层的生活发起冲锋时，吉克隽逸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们在临街的一家麻辣烫，吃串儿、喝啤酒、看人流像鱼群般涌入嘈杂的街道。终于，姐妹握住吉克隽逸的手，告诉她“一定要留下来”，“我的心本来都开始晃荡了，听她那么一说，又稍微稳了点。那就再坚持一阵吧。”
次年生日，姐妹给吉克隽逸发了条短信，只有短短一句话：妞，生日快乐，你也不容易。吉克隽逸哭得很大声。她回想起四处碰壁的日子，想起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家酒吧登记、面试，从八十块一晚的后海唱到两百块一场的工体，“像卖梦一样卖一个让自己继续生活下去的梦”，想起一切都正朝着好的方向慢慢前进却依旧有些不可言说的痛苦，“你说，我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去想成不成名？我当时安慰自己的话是，你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唱歌，还能挣钱，有什么不满足的？但其实，不满足又能怎么样？”
除了在北京吃的苦，吉克隽逸对自己的童年亦讳莫如深。
母亲的行事风格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吉克隽逸，但幼年的她并不能体会母亲身上那股“天塌下来有我扛着”的气质代表了什么。她的理解是“倔”，你指东，我便走西，“所以我妈从来不多劝我，劝不动就打”。成年后她才明白，母亲的气质叫“坚强”，和自己单纯的倔强间有天壤之别。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吉克隽逸曾尝试过“让别人来说服我”“真的也有动摇的时候，不过我很容易一下子就坚定起来，谁叫我太了解自己呢？那根主心骨坚定不移地矗着，不可能被折断的。”
这主心骨同样出现在了赛场上。《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中，吉克隽逸出了名地难搞。节目进行到后半段，她曾向对接的导演和助理撂狠话，“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了”“快被折磨死了你知道吗，就是相互看不顺眼，他们都觉得我特别事儿，比如选了这件衣服，我不穿，这个头饰，我不戴，一连串的‘我不’，每个人都身心疲惫。但回过头想想，他们是我很亲的人，不在乎你，是不会对你提要求的，只不过当时我已经崩溃了，就想撒手。”
事实上，比赛过后，吉克隽逸和导演组建立起了一种非常成熟的友情机制。后者一行人来北京，她会半夜四点拎着鸭脖、鸭翅等零嘴去酒店探访，尽管见面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有PK赛在等着我”，但最终，无利害关系的情谊占了上风，吉克隽逸视这些发掘、打磨，并替她锻造了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的“业内人士”为“没有血缘的亲戚”，她到底明白，主心骨只是用来判断专业喜好的指南针，对于人，她更看重情。
《一首心歌》是吉克隽逸的新单曲，她把这首歌形容为“我开始学着和人沟通了”。
这并不代表吉克隽逸不擅于交流。在重庆修本科时，她的话是寝室六人里最多的，也最外向。离开了母亲的庇护，吉克隽逸的第一感觉是“太爽”，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倔强像是突然获得了解放，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迸发出了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心”和对“没有约束的兴奋”。第一天住校，她在床铺上打滚，“我居然离开我妈了，想几点睡都可以，不愿意吃饭就可以不吃，一点都不带想家的，天天跟姐妹们闹。”
重庆这座乐观的城市为吉克隽逸提供了“闹”的可能性，她像每个挥霍青春，又受青春眷顾的年轻人一样，尽情享受着踏入残酷人生前最后的流金岁月。偶尔逃课，时常通宵赶作业，临时抱佛脚地应付专业考试。整个大学期间，吉克隽逸的高潮从来就与课堂无关，而是落脚于解放碑的苏荷酒吧。向客人介绍她时，DJ用的字眼是“我们这里年纪最小的宠儿”，“所以我爱重庆，它样样都适合我，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太没心没肺了。”
她对自己曾在酒吧驻唱的经历表示自豪，她针锋相对地回应那些讥讽其“酒吧歌手”出身的人，“酒吧歌手怎么了？不代表品行有什么问题吧？你们以为酒吧歌手都是那种阅人无数的夜总会小姐吗？是你们自己想得太复杂吧？为什么非要诋毁这一行业呢？”
但成名的事实以及成名后随之涌荡的负面声音让吉克隽逸对交流产生了抵触。在某网站爆料她全身名牌，日子过得异常滋润后，她委屈地哭了一整天，随后，“回锅肉”“人工黑”“傍大款”等新闻相继问世，吉克隽逸渐渐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怎样的险境——这便不难理解为何她的首支单曲会叫《彩色的黑》。这首歌的附加值远远高过了它在音乐性上的诉求，“是幻觉无所谓/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姚谦的词作替吉克隽逸发出了呐喊，其中，一个试图迅速修正世人眼光的女孩的形象呼之欲出，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沟通原来比她预想中难。她理解的沟通原本只是“让歌手单纯化，不去应对他们本来就不应该面对的东西”，“就像互联网不通的时候，除了电视和收音机，大家了解一个歌手的渠道就是音乐，所以我向往那个时代，因为无可否认，它对歌手来说很好，不需要采访，不需要修片，歌手也能变得很‘美’，这种美是他/她的声音，他/她的情感，他/她的真本事。赶不上那个时代，我挺遗憾。”
遗憾归遗憾，吉克隽逸要面对的依然还是这个给予了她最大的祝福，又不怀好意地撤消祝福的时代。当她倔强地登上舞台，倔强地面对镜头，倔强地敞开刚刚遭受过风吹雨打的双臂时，“心”歌的价值也就正式确立了：不是一定要让谁懂，“大家没有必要去了解我”，而是以不声张、不放肆的态度，出落成让人过目难忘的好。
“你觉着自己当歌手是命中注定的吗？”
“是。我这条路就是替我妈走的，她当年为了我没走完，今天我替她走一遭。”
“有‘我欠她’的想法吗？”
“没有谁欠谁，只是觉得如今她把最好的都给了我，我要把握好。”
“妈妈的反应是什么？”
“她叫我不要不快乐。”
（摘编自《精品购物指南》）
但吉克隽逸不是。直至今日，她也只能懵懵懂懂地用“我有了一个舞台，60%的时间都在唱歌，唱打动大家的歌”来概括自己成名后的境遇。她断然不像同期出道的吴莫愁那样，以强势的态度宣告一切来得刚刚好，而是沿袭了幼时养成的个性，“到了这一步，我才准备踏这只脚。”
大学毕业后，吉克隽逸带着一百个不情愿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一族的生活。这座“空气不太好，吃得也不习惯，一天就能办一件事”的大城并没有向她展露出友好的笑容，她窝在地下室的床上，浏览各大招聘网站，向广告公司投递了上百份简历，却一无所获。和大多数初来乍到者一样，吉克隽逸不分东南西北，时常迷路，“有一次路过雍和宫，我突然想到，北京实在太大了，那种无形的压力真的会让你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我就问自己，何必呢？”
和她一起北漂的姐妹鼓励吉克隽逸“再坚持一阵”。这对姐妹花相识于高中，二人一路从四川凉山州甘洛县起，考上同一所大学，学同一个专业，再结伴奔赴京城。当姐妹找到了工作，没日没夜地加班，准备向白领阶层的生活发起冲锋时，吉克隽逸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们在临街的一家麻辣烫，吃串儿、喝啤酒、看人流像鱼群般涌入嘈杂的街道。终于，姐妹握住吉克隽逸的手，告诉她“一定要留下来”，“我的心本来都开始晃荡了，听她那么一说，又稍微稳了点。那就再坚持一阵吧。”
次年生日，姐妹给吉克隽逸发了条短信，只有短短一句话：妞，生日快乐，你也不容易。吉克隽逸哭得很大声。她回想起四处碰壁的日子，想起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家酒吧登记、面试，从八十块一晚的后海唱到两百块一场的工体，“像卖梦一样卖一个让自己继续生活下去的梦”，想起一切都正朝着好的方向慢慢前进却依旧有些不可言说的痛苦，“你说，我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去想成不成名？我当时安慰自己的话是，你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唱歌，还能挣钱，有什么不满足的？但其实，不满足又能怎么样？”
除了在北京吃的苦，吉克隽逸对自己的童年亦讳莫如深。
母亲的行事风格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吉克隽逸，但幼年的她并不能体会母亲身上那股“天塌下来有我扛着”的气质代表了什么。她的理解是“倔”，你指东，我便走西，“所以我妈从来不多劝我，劝不动就打”。成年后她才明白，母亲的气质叫“坚强”，和自己单纯的倔强间有天壤之别。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吉克隽逸曾尝试过“让别人来说服我”“真的也有动摇的时候，不过我很容易一下子就坚定起来，谁叫我太了解自己呢？那根主心骨坚定不移地矗着，不可能被折断的。”
这主心骨同样出现在了赛场上。《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中，吉克隽逸出了名地难搞。节目进行到后半段，她曾向对接的导演和助理撂狠话，“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了”“快被折磨死了你知道吗，就是相互看不顺眼，他们都觉得我特别事儿，比如选了这件衣服，我不穿，这个头饰，我不戴，一连串的‘我不’，每个人都身心疲惫。但回过头想想，他们是我很亲的人，不在乎你，是不会对你提要求的，只不过当时我已经崩溃了，就想撒手。”
事实上，比赛过后，吉克隽逸和导演组建立起了一种非常成熟的友情机制。后者一行人来北京，她会半夜四点拎着鸭脖、鸭翅等零嘴去酒店探访，尽管见面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有PK赛在等着我”，但最终，无利害关系的情谊占了上风，吉克隽逸视这些发掘、打磨，并替她锻造了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的“业内人士”为“没有血缘的亲戚”，她到底明白，主心骨只是用来判断专业喜好的指南针，对于人，她更看重情。
《一首心歌》是吉克隽逸的新单曲，她把这首歌形容为“我开始学着和人沟通了”。
这并不代表吉克隽逸不擅于交流。在重庆修本科时，她的话是寝室六人里最多的，也最外向。离开了母亲的庇护，吉克隽逸的第一感觉是“太爽”，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倔强像是突然获得了解放，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迸发出了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心”和对“没有约束的兴奋”。第一天住校，她在床铺上打滚，“我居然离开我妈了，想几点睡都可以，不愿意吃饭就可以不吃，一点都不带想家的，天天跟姐妹们闹。”
重庆这座乐观的城市为吉克隽逸提供了“闹”的可能性，她像每个挥霍青春，又受青春眷顾的年轻人一样，尽情享受着踏入残酷人生前最后的流金岁月。偶尔逃课，时常通宵赶作业，临时抱佛脚地应付专业考试。整个大学期间，吉克隽逸的高潮从来就与课堂无关，而是落脚于解放碑的苏荷酒吧。向客人介绍她时，DJ用的字眼是“我们这里年纪最小的宠儿”，“所以我爱重庆，它样样都适合我，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太没心没肺了。”
她对自己曾在酒吧驻唱的经历表示自豪，她针锋相对地回应那些讥讽其“酒吧歌手”出身的人，“酒吧歌手怎么了？不代表品行有什么问题吧？你们以为酒吧歌手都是那种阅人无数的夜总会小姐吗？是你们自己想得太复杂吧？为什么非要诋毁这一行业呢？”
但成名的事实以及成名后随之涌荡的负面声音让吉克隽逸对交流产生了抵触。在某网站爆料她全身名牌，日子过得异常滋润后，她委屈地哭了一整天，随后，“回锅肉”“人工黑”“傍大款”等新闻相继问世，吉克隽逸渐渐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怎样的险境——这便不难理解为何她的首支单曲会叫《彩色的黑》。这首歌的附加值远远高过了它在音乐性上的诉求，“是幻觉无所谓/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姚谦的词作替吉克隽逸发出了呐喊，其中，一个试图迅速修正世人眼光的女孩的形象呼之欲出，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沟通原来比她预想中难。她理解的沟通原本只是“让歌手单纯化，不去应对他们本来就不应该面对的东西”，“就像互联网不通的时候，除了电视和收音机，大家了解一个歌手的渠道就是音乐，所以我向往那个时代，因为无可否认，它对歌手来说很好，不需要采访，不需要修片，歌手也能变得很‘美’，这种美是他/她的声音，他/她的情感，他/她的真本事。赶不上那个时代，我挺遗憾。”
遗憾归遗憾，吉克隽逸要面对的依然还是这个给予了她最大的祝福，又不怀好意地撤消祝福的时代。当她倔强地登上舞台，倔强地面对镜头，倔强地敞开刚刚遭受过风吹雨打的双臂时，“心”歌的价值也就正式确立了：不是一定要让谁懂，“大家没有必要去了解我”，而是以不声张、不放肆的态度，出落成让人过目难忘的好。
“你觉着自己当歌手是命中注定的吗？”
“是。我这条路就是替我妈走的，她当年为了我没走完，今天我替她走一遭。”
“有‘我欠她’的想法吗？”
“没有谁欠谁，只是觉得如今她把最好的都给了我，我要把握好。”
“妈妈的反应是什么？”
“她叫我不要不快乐。”
（摘编自《精品购物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