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张洁转型的开山之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的《方舟》以围城内外的三个女人——荆华、梁倩、柳泉为中心，讲述了其爱情婚姻、工作生活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男性与不幸。本文拟以张洁小说《方舟》为范本，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支撑，分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及女性意识。
关键词：张洁；《方舟》；女性主义；男性形象
作者简介：杨骥（1990-），男，四川都江堰人，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与性别研究；刘瑜（1969-），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作为张洁转型的开山之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的《方舟》其本身便可以为张洁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开宗明义。小说以围城内外的三个女人——荆华、梁倩、柳泉为中心，讲述了其爱情婚姻、工作生活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男性与不幸。本文拟以张洁小说《方舟》为范本，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支撑，分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及女性意识。
一、“政治-权利”层面的男性解构
小说主人公荆华是一名“喜欢高谈阔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作为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荆华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热忱。而作为在荆华生命中出现的第一个男性，荆华的父亲在《方舟》中着墨不多，却在荆华生命里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记。
在文革中，和许多人一样，荆华父亲被打成了“反动权威”，从而失去了保护家人甚至是保护自己的能力：荆华在他的“阴影”下被流放边远林区，而荆华年幼的妹妹也因此失去生活保障，成为挣扎求生的蚍蜉中的一员。可以说，从父亲身上，荆华最直观感受到的就是那个无形的“政治之父”对作为个体的男性的“阉割”能力。那个曾经呼风唤雨、山一般的男人就此成为一无是处、软弱可欺的被“去势”的可怜虫，他的男性特质被扼杀了，而“属于”他的女人们自然而然成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牺牲品。
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矛盾之处：一方面，在“男女都一样”“女性也是半边天”的新中国，女性似乎仍然没有走出那扇“在家从父”的闺阁父门。父亲，或者说男性，依旧是家庭中的绝对主导，作为个体的荆华及其妹妹仍然将会因为一个男性的血缘而被打上“反动”抑或其他的标签。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了面对“政治之父”，在家庭之外的父亲彻彻底底失去了其在家庭当中的“主导”位置。他的阳具在标记了荆华们的“私有属性”后失去了坚挺勃起的可能，而他的“阳痿”直接导致他被阉割掉了传统意义上作为“父亲”，或者说作为“男子汉”的所有责任、担当与力量。
两相对比，一个悖论就此浮出水面：同为政治风暴下的受害者，作为男性的父亲其在面对“政治之父”时被阉割掉的阳具却在其面对女性时得到了重生；而与之不同，作为女性的荆华无论是面对“政治之父”还是“身生之父”，都是处于绝对的“阴性”的“他者”的位置。换而言之，如果说被打为“反动权威”的父亲是阶级思想下的“末等公民”，那么作为“反动权威”“私有物品”的荆华只能是连等级都谈不上的“无等物品”。
从而，通过荆华父亲，通过男性“阳具”在两种语境下的“阉割”与“重生”，张洁实际上指向的是政治、历史、文化中那关于性别设定，关于女性塑造的残留的顽固因子。她质疑的是“父亲”这一传统男性身份背后，“阳具中心论”的虚妄以及男性力量的“被塑造”“被赋予”。
而随着故事发展，如此阳具伸缩的反复无常在荆华生命中的第二位男性——丈夫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作为那个动荡的年代普通贫下中农、工人一类的男性典型，荆华的丈夫被时代推至阶级的从而是政治的、文化的最高点，可是却缺乏作为楷模、领头人的切实的先进思想和具体行为。他们的阶级身份和被赋予的政治立场让他们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持有一席之地，成为如荆华般挣扎求生的女性的救命稻草。然而被粉饰的英雄终究是凡人，他们骨子里不过是平庸甚至粗俗的普通男性。面对女性，他们持有的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私有物”观点。他需要的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一个操持家务的保姆、一个暖床泄欲的性奴隶，而非如荆华般有事业追求、有爱情理想的现代知识女性。
从而，通过荆华以及荆华生命中先后遭遇男性，我们可以看到的实际是张洁在“政治-权力”层面对作为“男子汉”的男性形象的解构以及对自己心中“男子汉”理想的反思。于此，张洁直面女性内心，看到了文化塑造里的“男子汉”形象与女性内心“男子汉”形象的差别：那些在政治历史浪潮里呼风唤雨的英雄，或许并非是女性等待的良人，而那些被“政治之父”认可的男子汉，或许只是被时代认可而非被女性认可的阶级符号、伪神话、小男人。
二、“艺术-社会”层面的男性解构
如果说作为马克思研究员的荆华，其研究对象与职业身份便暗示着其于“政治-权利层面”对男性的解剖思考，那么作为女导演的梁倩则将其目光指向了“艺术-社会”里男性的浅薄。
较之荆华，梁倩与白复山的婚姻在最初反而更多“情投意合”的色彩。不同于荆华的“以爱谋生”，梁倩的“谋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追求如钟雨和老干部般基于志趣相投、精神共鸣、灵魂相通的爱情。
于是，面对作为“制琴师傅的儿子”、曾经“灵气”十足弹得一手好琴的白复山，同处艺术领域，作为某大学导演系高材生的梁倩芳心暗许。在白复山身上，她找到了一种艺术的“灵气”与共鸣，而这，让她“曾经爱他，也愿意被他所爱。” 然而，结婚之后，面对梁倩以及梁倩父亲高官身份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曾经那个眼神清澈，会“欣喜若狂地抱着她在卧室里打转”拉出最动人旋律的小提琴演奏家步步沦陷。他变得贪图享受、烟酒无度；他变得俗气不堪、虚伪造作，视艺术为沽名钓誉、获取金钱的工具……透过梁倩的视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原本颇具艺术“灵气”的小提琴手面对商品异化、金钱诱惑、权力糖果时的沦陷：即使“他依旧风流倜傥”，可是“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再也找不到一点清亮的闪光了。” 通过白复山的异化，张洁其实旨在强调80年代面对商品化语境，艺术的被商品化、被异化处境，以及在此之下，作为曾经艺术的载体与创造者的艺术家其本身的被商品化、被异化。白复山这一男性形象其实象征着艺术这一形而上领域被商品、金钱等物质理念的入侵、冲击，直至濒临解体的过程。而白复山从“艺术的人”到“商品的物”的转化，在某个层面也解开了梁倩与白复山感情破灭之谜：曾经何时，梁倩渴望的是精神层面有共鸣的平等的恋爱关系。白复山身上艺术的“灵气”吸引了她，而她，也愿意为为了他，成为一个纯粹的恋爱中的“小女人”。然而，婚后白复山面对诱惑的“异化”让他从一个艺术层面的“男子汉”成为一个沉溺于物语的“商品”。他的男性气质在商品化语境中被扼杀，他就此成为了一个在“社会-艺术”层面彻头彻尾的“小男人”。
三、身体-欲望层面的男性解构
政治层面的被阉割、艺术层面的被异化，通过荆华、梁倩，张洁实际上从两个层面完成了对男性的剖析与解构。而作为离婚女人俱乐部中最“小有姿色”的柳泉，其遭遇本身就是女性从“身体-欲望”层面对男性、“男子汉”的最好注解。
与荆华相似，柳泉也拥有一个背负“政治”原罪的父亲与一个看似“顶天立地”实则粗鲁卑琐的丈夫。其父亲本是留学英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学识广博。然而，“见过世面”的父亲未开化的却是他关于两性的认识与见解：在他看来，即使有正当理由，女性离婚仍然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如若发生在自己家，那么只能叹一声“家门不幸”。
由此可见，柳泉父亲其实是从现代走入当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典型。他们在“五四”的欧风细雨中走出家门，歌颂娜拉，追求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他们终究未能让女性彻底摆脱“他者”的身份。他们将女性作为反对父权的“工具”“浮出历史地表”，其表面与封建之父迥然不同的女性观之下，实质是与其如出一辙的将女性“他者”、“物化”的两性观念。面对柳泉娜拉式的出走围城，其父忘记娜拉曾经被逆子们极力吹捧的盛况，转而成为与传统封建大家庭里无甚差别的封建之父——他拒绝认柳泉这个离了婚了女儿，实际上是在拒绝一个可能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的私有物品。
从而，通过柳泉父亲，张洁实际上解构的是其现代知识分子、“五四”逆子身份的虚妄。在她看来，知识、阅历并不能成为一个男人成为“男子汉”的坚实理由。女性，仍然因为身体、血缘等因素，成为男性的附属物品。
在此之下，如果说柳泉父亲的出场尚残留着一丝“知识”“历史”的神圣色彩，那么柳泉丈夫身上则再也找不到任何神圣的痕迹。面对60、7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政治风暴，他投机专营，成为了一名“什么派别”的小头目。当时的他“踌躇满志，以为日后必然飞黄腾达”，殊不知，这种世俗、谄媚与功利，已经让他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那一颗充满坚守、尚有良知的心。
面对因为留学经历而被打为“里通外国的‘间谍’”的岳父，柳泉丈夫不但不为其努力奔走，反而以一个丈夫的权威，强迫为洗刷父亲冤屈筋疲力尽的柳泉做爱。在他看来，“自他们结婚以来，每个夜晚都像他买来的”，柳泉是他的妻子，所以理所应该为他的欲望买单，否则“他便蚀了本”。
应该说，最开始柳泉与其丈夫的结合，其实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美人”“英雄”式婚姻。作为女性的她有才有貌，两条乌黑的大辫子，还是某大学英语专业的高材生；而作为男性的他威武雄壮，“有一个宽阔的胸脯”，可以为她遮风挡雨。可是当梦想照入围城，这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却转而变成了一个为利益而失去感情的机器，成为了一个拥有无尽欲望与坚挺阳具的屠夫。他将妻子作为自己“买来”的私有物品，她是他的保姆、他的佣人、他的老妈子、他的性奴隶，却绝对不是可以与他并驾齐驱的“女人”。
于此，柳泉的丈夫其实是作为一个赤裸的菲勒斯崇拜者与携带者而出现的。面对政治之父的阳具，他垂涎三尺，无所不用其极；面对女性的身体，他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只为发泄兽欲。从而，在柳泉的故事中，张洁从两性最原始的层面——“身体-欲望”层面解构了“男子汉”一说的虚妄。他征服世界的冲动与征服女性的冲突如出一辙，而那不是拯救世界、拯救女性等至高无上的“天命”，只是赤裸而原始的欲望使然。
四、结语
无论是荆华身边的男性，还是梁倩身边的男性，抑或柳泉身边的男性，《方舟》中的男性各有特质却个个“单纯”得彻底：他们或在“政治-权利”层面“雌化”，或在“社会-艺术”层面“雌化”，或在“物质-身体”层面“雌化”，他们仍然拥有着传统男性“男子汉”的光环，却怯于担当传统“男子汉”的责任。于此，张洁解构的不仅仅是传统男权赋予女性的“男子汉”幻想，更是那份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他者”意识。“一个‘牡马驾辕’的时代似乎就要到来。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问题。”张洁强调的，不是单纯性别气质的颠倒，而是在此之下，男性的生存真实以及女性的生命之真。
参考文献：
[1]郭淑梅：《女性文学景观与女性批评》，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2]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关键词：张洁；《方舟》；女性主义；男性形象
作者简介：杨骥（1990-），男，四川都江堰人，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与性别研究；刘瑜（1969-），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作为张洁转型的开山之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的《方舟》其本身便可以为张洁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开宗明义。小说以围城内外的三个女人——荆华、梁倩、柳泉为中心，讲述了其爱情婚姻、工作生活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男性与不幸。本文拟以张洁小说《方舟》为范本，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支撑，分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及女性意识。
一、“政治-权利”层面的男性解构
小说主人公荆华是一名“喜欢高谈阔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作为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荆华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热忱。而作为在荆华生命中出现的第一个男性，荆华的父亲在《方舟》中着墨不多，却在荆华生命里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记。
在文革中，和许多人一样，荆华父亲被打成了“反动权威”，从而失去了保护家人甚至是保护自己的能力：荆华在他的“阴影”下被流放边远林区，而荆华年幼的妹妹也因此失去生活保障，成为挣扎求生的蚍蜉中的一员。可以说，从父亲身上，荆华最直观感受到的就是那个无形的“政治之父”对作为个体的男性的“阉割”能力。那个曾经呼风唤雨、山一般的男人就此成为一无是处、软弱可欺的被“去势”的可怜虫，他的男性特质被扼杀了，而“属于”他的女人们自然而然成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牺牲品。
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矛盾之处：一方面，在“男女都一样”“女性也是半边天”的新中国，女性似乎仍然没有走出那扇“在家从父”的闺阁父门。父亲，或者说男性，依旧是家庭中的绝对主导，作为个体的荆华及其妹妹仍然将会因为一个男性的血缘而被打上“反动”抑或其他的标签。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了面对“政治之父”，在家庭之外的父亲彻彻底底失去了其在家庭当中的“主导”位置。他的阳具在标记了荆华们的“私有属性”后失去了坚挺勃起的可能，而他的“阳痿”直接导致他被阉割掉了传统意义上作为“父亲”，或者说作为“男子汉”的所有责任、担当与力量。
两相对比，一个悖论就此浮出水面：同为政治风暴下的受害者，作为男性的父亲其在面对“政治之父”时被阉割掉的阳具却在其面对女性时得到了重生；而与之不同，作为女性的荆华无论是面对“政治之父”还是“身生之父”，都是处于绝对的“阴性”的“他者”的位置。换而言之，如果说被打为“反动权威”的父亲是阶级思想下的“末等公民”，那么作为“反动权威”“私有物品”的荆华只能是连等级都谈不上的“无等物品”。
从而，通过荆华父亲，通过男性“阳具”在两种语境下的“阉割”与“重生”，张洁实际上指向的是政治、历史、文化中那关于性别设定，关于女性塑造的残留的顽固因子。她质疑的是“父亲”这一传统男性身份背后，“阳具中心论”的虚妄以及男性力量的“被塑造”“被赋予”。
而随着故事发展，如此阳具伸缩的反复无常在荆华生命中的第二位男性——丈夫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作为那个动荡的年代普通贫下中农、工人一类的男性典型，荆华的丈夫被时代推至阶级的从而是政治的、文化的最高点，可是却缺乏作为楷模、领头人的切实的先进思想和具体行为。他们的阶级身份和被赋予的政治立场让他们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持有一席之地，成为如荆华般挣扎求生的女性的救命稻草。然而被粉饰的英雄终究是凡人，他们骨子里不过是平庸甚至粗俗的普通男性。面对女性，他们持有的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私有物”观点。他需要的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一个操持家务的保姆、一个暖床泄欲的性奴隶，而非如荆华般有事业追求、有爱情理想的现代知识女性。
从而，通过荆华以及荆华生命中先后遭遇男性，我们可以看到的实际是张洁在“政治-权力”层面对作为“男子汉”的男性形象的解构以及对自己心中“男子汉”理想的反思。于此，张洁直面女性内心，看到了文化塑造里的“男子汉”形象与女性内心“男子汉”形象的差别：那些在政治历史浪潮里呼风唤雨的英雄，或许并非是女性等待的良人，而那些被“政治之父”认可的男子汉，或许只是被时代认可而非被女性认可的阶级符号、伪神话、小男人。
二、“艺术-社会”层面的男性解构
如果说作为马克思研究员的荆华，其研究对象与职业身份便暗示着其于“政治-权利层面”对男性的解剖思考，那么作为女导演的梁倩则将其目光指向了“艺术-社会”里男性的浅薄。
较之荆华，梁倩与白复山的婚姻在最初反而更多“情投意合”的色彩。不同于荆华的“以爱谋生”，梁倩的“谋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追求如钟雨和老干部般基于志趣相投、精神共鸣、灵魂相通的爱情。
于是，面对作为“制琴师傅的儿子”、曾经“灵气”十足弹得一手好琴的白复山，同处艺术领域，作为某大学导演系高材生的梁倩芳心暗许。在白复山身上，她找到了一种艺术的“灵气”与共鸣，而这，让她“曾经爱他，也愿意被他所爱。” 然而，结婚之后，面对梁倩以及梁倩父亲高官身份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曾经那个眼神清澈，会“欣喜若狂地抱着她在卧室里打转”拉出最动人旋律的小提琴演奏家步步沦陷。他变得贪图享受、烟酒无度；他变得俗气不堪、虚伪造作，视艺术为沽名钓誉、获取金钱的工具……透过梁倩的视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原本颇具艺术“灵气”的小提琴手面对商品异化、金钱诱惑、权力糖果时的沦陷：即使“他依旧风流倜傥”，可是“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再也找不到一点清亮的闪光了。” 通过白复山的异化，张洁其实旨在强调80年代面对商品化语境，艺术的被商品化、被异化处境，以及在此之下，作为曾经艺术的载体与创造者的艺术家其本身的被商品化、被异化。白复山这一男性形象其实象征着艺术这一形而上领域被商品、金钱等物质理念的入侵、冲击，直至濒临解体的过程。而白复山从“艺术的人”到“商品的物”的转化，在某个层面也解开了梁倩与白复山感情破灭之谜：曾经何时，梁倩渴望的是精神层面有共鸣的平等的恋爱关系。白复山身上艺术的“灵气”吸引了她，而她，也愿意为为了他，成为一个纯粹的恋爱中的“小女人”。然而，婚后白复山面对诱惑的“异化”让他从一个艺术层面的“男子汉”成为一个沉溺于物语的“商品”。他的男性气质在商品化语境中被扼杀，他就此成为了一个在“社会-艺术”层面彻头彻尾的“小男人”。
三、身体-欲望层面的男性解构
政治层面的被阉割、艺术层面的被异化，通过荆华、梁倩，张洁实际上从两个层面完成了对男性的剖析与解构。而作为离婚女人俱乐部中最“小有姿色”的柳泉，其遭遇本身就是女性从“身体-欲望”层面对男性、“男子汉”的最好注解。
与荆华相似，柳泉也拥有一个背负“政治”原罪的父亲与一个看似“顶天立地”实则粗鲁卑琐的丈夫。其父亲本是留学英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学识广博。然而，“见过世面”的父亲未开化的却是他关于两性的认识与见解：在他看来，即使有正当理由，女性离婚仍然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如若发生在自己家，那么只能叹一声“家门不幸”。
由此可见，柳泉父亲其实是从现代走入当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典型。他们在“五四”的欧风细雨中走出家门，歌颂娜拉，追求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他们终究未能让女性彻底摆脱“他者”的身份。他们将女性作为反对父权的“工具”“浮出历史地表”，其表面与封建之父迥然不同的女性观之下，实质是与其如出一辙的将女性“他者”、“物化”的两性观念。面对柳泉娜拉式的出走围城，其父忘记娜拉曾经被逆子们极力吹捧的盛况，转而成为与传统封建大家庭里无甚差别的封建之父——他拒绝认柳泉这个离了婚了女儿，实际上是在拒绝一个可能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的私有物品。
从而，通过柳泉父亲，张洁实际上解构的是其现代知识分子、“五四”逆子身份的虚妄。在她看来，知识、阅历并不能成为一个男人成为“男子汉”的坚实理由。女性，仍然因为身体、血缘等因素，成为男性的附属物品。
在此之下，如果说柳泉父亲的出场尚残留着一丝“知识”“历史”的神圣色彩，那么柳泉丈夫身上则再也找不到任何神圣的痕迹。面对60、7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政治风暴，他投机专营，成为了一名“什么派别”的小头目。当时的他“踌躇满志，以为日后必然飞黄腾达”，殊不知，这种世俗、谄媚与功利，已经让他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那一颗充满坚守、尚有良知的心。
面对因为留学经历而被打为“里通外国的‘间谍’”的岳父，柳泉丈夫不但不为其努力奔走，反而以一个丈夫的权威，强迫为洗刷父亲冤屈筋疲力尽的柳泉做爱。在他看来，“自他们结婚以来，每个夜晚都像他买来的”，柳泉是他的妻子，所以理所应该为他的欲望买单，否则“他便蚀了本”。
应该说，最开始柳泉与其丈夫的结合，其实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美人”“英雄”式婚姻。作为女性的她有才有貌，两条乌黑的大辫子，还是某大学英语专业的高材生；而作为男性的他威武雄壮，“有一个宽阔的胸脯”，可以为她遮风挡雨。可是当梦想照入围城，这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却转而变成了一个为利益而失去感情的机器，成为了一个拥有无尽欲望与坚挺阳具的屠夫。他将妻子作为自己“买来”的私有物品，她是他的保姆、他的佣人、他的老妈子、他的性奴隶，却绝对不是可以与他并驾齐驱的“女人”。
于此，柳泉的丈夫其实是作为一个赤裸的菲勒斯崇拜者与携带者而出现的。面对政治之父的阳具，他垂涎三尺，无所不用其极；面对女性的身体，他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只为发泄兽欲。从而，在柳泉的故事中，张洁从两性最原始的层面——“身体-欲望”层面解构了“男子汉”一说的虚妄。他征服世界的冲动与征服女性的冲突如出一辙，而那不是拯救世界、拯救女性等至高无上的“天命”，只是赤裸而原始的欲望使然。
四、结语
无论是荆华身边的男性，还是梁倩身边的男性，抑或柳泉身边的男性，《方舟》中的男性各有特质却个个“单纯”得彻底：他们或在“政治-权利”层面“雌化”，或在“社会-艺术”层面“雌化”，或在“物质-身体”层面“雌化”，他们仍然拥有着传统男性“男子汉”的光环，却怯于担当传统“男子汉”的责任。于此，张洁解构的不仅仅是传统男权赋予女性的“男子汉”幻想，更是那份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他者”意识。“一个‘牡马驾辕’的时代似乎就要到来。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问题。”张洁强调的，不是单纯性别气质的颠倒，而是在此之下，男性的生存真实以及女性的生命之真。
参考文献：
[1]郭淑梅：《女性文学景观与女性批评》，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2]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