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由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公益机构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将目光聚焦到农民工的职业保护领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突破10万亿元大关，成为中国经济第一支柱产业。而建筑业农民工，已占中国农民工总量的1/5，占中国人口的3%。《报告》研究者用5年时间，全程跟踪统计了北京地区约50个工地的73起工伤案例，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这份报告。
　　《报告》显示，职业灾害与工伤拒赔已与“恶意欠薪”并列成为建筑工人的主要伤害源。其中，超过一半职灾工人是因“防护措施缺失”和“频繁赶工”而导致工伤事故，高空坠落又是最主要职业灾害，占到58.9%。中壮年工伤建筑工人占案例总量的三分之二，大部分受害者是农村家庭最重要的劳动力和经济支撑。其中，木工成为工伤发生率最高的工种。
　　在建筑工地的工伤事故中，54.8%的事故发生是因为防护措施缺失，另有26%是工人的工具操作不当。《报告》认为，前者说明工地安全措施的缺失，而后者则说明安全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缺陷。
　　《报告》所调研的工人中，96%的工人没有进行过正式职业培训，绝大多数人是在工地上“自学”。《报告》指出，这形成了今天建筑业农民工“放下锄头进工地，拿起瓦刀盖高楼”的局面，不仅导致建筑施工质量不佳，也造成了大量建筑业农民职业灾害的产生。同时，78.1%的发生过工伤事故的工地没有进行过安全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认为，建筑业资质挂靠、层层分包制，极大降低了建筑工人的安全保障。“资质挂靠与层层分包已成为建筑行业通行的潜规则。即总包建筑公司不直接组织工人施工，而是将工程以专项施工的方式，分包给劳务分包公司。调查样本中，94.5%工人所在的劳务分包公司为私人挂靠，由包工头拉人进城。私人挂靠者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降低安全生产设施投入、安全管理流于形式，76.7%的职灾工人未受过工地的任何安全教育。”《报告》写道，“而一旦发生工伤，总包公司往往推给劳务分包公司，劳务分包公司推脱给包工头。包工头不一定具有支付赔偿的能力，又不愿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负责。因此，调查样本中没有一例获得了总包公司的赔偿，仅11%获得了分包公司的赔偿。”资质挂靠方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方面加紧工程的进度，压缩工期，另一方面则不愿意在安全设施上进行投入，忽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安全事故不断发生。
　　“维权难”仍困扰着职灾工人。高达89.1%的受访者既无劳动合同，又无工伤保险。“劳动关系认定”，被60.2%受访者列为第一大维权难点，“赔付执行难”位列第二。“工伤索赔程序的‘一头一尾’，让高达八成的职灾工人遭遇‘杀手锏’，工人实得赔偿与应得赔偿之间差距小于10%的维权案例，只有2.7%。”《报告》写道。
　　《报告》发现，在工伤发生后，包工头并非所谓的“替罪羊”，而是施工单位“工伤拒赔”的帮凶。在调查中，只有8.2%的包工头对工伤维权报支持态度，高达89.1%包工头对工人的工伤维权态度消极，其中更是有近四成的包工头直接阻碍工人的维权行为。
　　令人心寒的是，在调查中六个支持工人维权的包工头中，三个工程款遭遇了克扣与拖欠，三个遭到了劳务公司的雇黑报复，一个胳膊筋脉被砍断，一个被棍棒打得浑身是伤，仅腰部被砍的一刀就缝了28针，还有一个被施工方雇黑用被子蒙头痛打。
　　而工伤维权的高成本，更让工人畏缩。在调研中，仅有15.1%的工人选择了严格按照工伤维权程序维权，但从其结果来看，都没有获得自己本应获得的工伤赔偿。工伤索赔程序的“一头一尾”——劳动关系认定和赔付执行，被工人们认为是法律维权最大的难点。大多数工人还是选择私了，而私了的对象中有64.3%为劳务公司的挂靠人或包工头。提供资质挂靠的公司并未遭受损失。而超过一半“私了”的工伤工人，只能拿到应得赔偿的40%。
　　在《报告》看来，严厉监管建筑行业的工程管理问题是改善建筑工人权益状况的根本。这需要政府部门更有力的监督，杜绝资质挂靠、层层分包、转包等非法行为的发生，从源头上杜绝安全事故问责无人的窘境，加强对建筑施工工地安全隐患和安全设施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