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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作品中的市民形象中包含有这样一类“老北京人”人物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具有中国普通人的善良本质,但却又有不同的特点。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对市民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对这一类型的市民形象做全面解读分析。
关键词:老舍;老北京人;中国传统文化
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人”是指生活水平不算低,家境比较殷实的北京人,(祁老人就是租给常二爷三亩地来种的),这里主要指老人。这一类市民形象是老舍塑造最成功、最丰满的一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他们的居住地,又是封建王朝的首都,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历来聚集着来自各地的文人雅士。就是像祁瑞宣这样的年青人,也“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2]北京的这种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了老北京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文化习俗。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极守规矩,又极讲礼节。
《二马》中的老马在伦敦的街上散步,就极讲究中国的礼节,见谁都低头哈腰,甚至一群英国小孩跟在他后面辱骂他“老黄脸”、“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衷,毫无羞辱感。不但如此,“老马先生是伦敦的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又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3]这是典型的老北京人的情趣,即使走出国门也不会改变。它又是一种文化心理:它的内涵既有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人生行为模式的积淀,又有中层阶级的消闲和慵懒的积习,还有自诩为文明古国的优秀子民的某种自得其乐的陶醉。他简直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缩影。
老北京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继承者。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他们对此一律没有怀疑过。当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时,他们就不知不觉地以此来衡量自己和别人,约束自己和别人。他们一般都很善良、勤劳、慈祥,但一旦有人违背了封建伦理,这些美好品质的背后就会暴露出一颗被传统文化异化变质的心。宗法制、父家长制、阶级制等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观念使得他们显得保守、愚昧、残忍。
赵姑母(《老张的哲学》)温和、善良、慈祥,真心真意疼爱自己的侄女李静,可称为忠厚长者。她坚信祖宗留下来的法规神圣不可侵犯:老祖宗怎样生活,她也怎样生活,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她认为,事事遵循老规矩,才算尽到老一辈人的责任。她的侄女李静与王德自由恋爱,本来是件好事,但因为她自己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从未听说过青年男女自己找对象的事,所以当她的侄女想自己做主嫁给意中人时,遭到她的激烈反對,以为王德与李静恋爱,有辱家风,大逆不道,悖于传统的道德准则。这是一个被旧思想、旧道德渗透了灵魂的悲剧人物,但她还要用自己的悲剧模式,给子女造成新的悲剧。最后她自作主张把李静作为抵债品折给坏蛋老张作妾,使得李静忧郁而死。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会成为“刽子手”,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是一位“四世同堂”的家长,头脑里存有浓厚的宗法思想。他为人笃厚善良,无害人之心,却有严重的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有意无意地把小羊圈胡同的人分为三六九等,尊卑贵贱,把自己划为上等人,不愿同他认为的下等人交往,显得愚昧可笑。在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家庭,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创立了“孝悌”、“亲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族伦理观。因而中国人家族的利益往往超过个人利益,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大敌当前,祁老人却觉得“国事”、“日本人”都离他很远,只有他那四世同堂的“家” 才是实在的。他认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应该是“宰相”、“大臣”,自己不过是无知小民。他管不了国家大事,但必须坚决守住这四世同堂的堡垒。
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中国人历来提倡“忍”。孔子讲“恕道”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佛教宣传忍辱无争,以求来世,民间则有“张公百忍”的传说……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在情感方式上拘谨自制,在行为方式上循规蹈矩的遗传基因。(见吴申元著《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和变异》)在长期的封建高压下与文化统治之下,中国老百姓逐渐养成了一种泯灭个性,遇事谨小慎微,中庸折中的处事哲学。中国传统的文化又一直讲究“中庸”,孔子讲“过犹不及”,做人也讲“一瓶子水端平”。抓住了这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人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种恪守儒家的中庸道德规范的典型人物。世间万事万物只要经过他的心灵滤化,一切都会显得不偏不倚,折中公允,平和稳重,井然有序。他平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就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说媒中所使用的天平“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4]他所使用的天平,实际上代表了他善于调和矛盾的人生哲学。对他来说,“离婚”就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破坏,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要维护这既成秩序不受破坏。不管你组成的家庭幸福还是不幸福,不管你与妻子情感相投还是不相投,只要结了婚,组成了家庭,就得“凑合”着过日子,绝对不能“离婚”。以婚姻为中心升华开去,可以看出张大哥接人待物的准则,均包含极浓厚的儒家道德规范:“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5]走“中庸”之道,安分守己的过日子,这是张大哥的文化生活模式。
文化是人创造的,但它又是人的对立物,它往往使人的本质异化,造成人的思想整齐划一,从而使自我意识消亡,缺乏独立人格。此时人已经成为伦理观念的行尸走肉。马老先生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认为一切都不容质疑无须思考,“为什么活着?为做官!怎么能做官?先请客运动呀!为什么娶老婆?年岁到了吗!怎么娶?先找媒人呀!娶了老婆干吗还要讨姨太太?一个不够吗!”[6]对人对事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认识,而只是从既成传统承袭下来的惯性思维。
对这一类老北京人,老舍总的态度是同情乃至欣赏,“笑骂,而不赶尽杀绝”。[7]这位来自小胡同的旗人后裔对他们优质品质进行了赞扬,但也难以忍受那些仍然没有真正“进化”的劣根性。他为自己所熟悉的“北平市民”不能真正地向社会变易而痛心疾首,由此形成了老舍创作中著名的“反省国民性”的特色。
【注释】
[1]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J].昆明扫荡报,1944(04)
[2]老舍.老舍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6]老舍.老舍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5]老舍.老舍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成艳军,1984年生,男,汉族,河南鹤壁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老舍;老北京人;中国传统文化
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人”是指生活水平不算低,家境比较殷实的北京人,(祁老人就是租给常二爷三亩地来种的),这里主要指老人。这一类市民形象是老舍塑造最成功、最丰满的一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他们的居住地,又是封建王朝的首都,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历来聚集着来自各地的文人雅士。就是像祁瑞宣这样的年青人,也“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2]北京的这种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了老北京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文化习俗。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极守规矩,又极讲礼节。
《二马》中的老马在伦敦的街上散步,就极讲究中国的礼节,见谁都低头哈腰,甚至一群英国小孩跟在他后面辱骂他“老黄脸”、“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衷,毫无羞辱感。不但如此,“老马先生是伦敦的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又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3]这是典型的老北京人的情趣,即使走出国门也不会改变。它又是一种文化心理:它的内涵既有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人生行为模式的积淀,又有中层阶级的消闲和慵懒的积习,还有自诩为文明古国的优秀子民的某种自得其乐的陶醉。他简直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缩影。
老北京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继承者。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他们对此一律没有怀疑过。当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时,他们就不知不觉地以此来衡量自己和别人,约束自己和别人。他们一般都很善良、勤劳、慈祥,但一旦有人违背了封建伦理,这些美好品质的背后就会暴露出一颗被传统文化异化变质的心。宗法制、父家长制、阶级制等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观念使得他们显得保守、愚昧、残忍。
赵姑母(《老张的哲学》)温和、善良、慈祥,真心真意疼爱自己的侄女李静,可称为忠厚长者。她坚信祖宗留下来的法规神圣不可侵犯:老祖宗怎样生活,她也怎样生活,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她认为,事事遵循老规矩,才算尽到老一辈人的责任。她的侄女李静与王德自由恋爱,本来是件好事,但因为她自己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从未听说过青年男女自己找对象的事,所以当她的侄女想自己做主嫁给意中人时,遭到她的激烈反對,以为王德与李静恋爱,有辱家风,大逆不道,悖于传统的道德准则。这是一个被旧思想、旧道德渗透了灵魂的悲剧人物,但她还要用自己的悲剧模式,给子女造成新的悲剧。最后她自作主张把李静作为抵债品折给坏蛋老张作妾,使得李静忧郁而死。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会成为“刽子手”,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是一位“四世同堂”的家长,头脑里存有浓厚的宗法思想。他为人笃厚善良,无害人之心,却有严重的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有意无意地把小羊圈胡同的人分为三六九等,尊卑贵贱,把自己划为上等人,不愿同他认为的下等人交往,显得愚昧可笑。在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家庭,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创立了“孝悌”、“亲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族伦理观。因而中国人家族的利益往往超过个人利益,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大敌当前,祁老人却觉得“国事”、“日本人”都离他很远,只有他那四世同堂的“家” 才是实在的。他认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应该是“宰相”、“大臣”,自己不过是无知小民。他管不了国家大事,但必须坚决守住这四世同堂的堡垒。
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中国人历来提倡“忍”。孔子讲“恕道”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佛教宣传忍辱无争,以求来世,民间则有“张公百忍”的传说……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在情感方式上拘谨自制,在行为方式上循规蹈矩的遗传基因。(见吴申元著《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和变异》)在长期的封建高压下与文化统治之下,中国老百姓逐渐养成了一种泯灭个性,遇事谨小慎微,中庸折中的处事哲学。中国传统的文化又一直讲究“中庸”,孔子讲“过犹不及”,做人也讲“一瓶子水端平”。抓住了这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人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种恪守儒家的中庸道德规范的典型人物。世间万事万物只要经过他的心灵滤化,一切都会显得不偏不倚,折中公允,平和稳重,井然有序。他平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就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说媒中所使用的天平“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4]他所使用的天平,实际上代表了他善于调和矛盾的人生哲学。对他来说,“离婚”就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破坏,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要维护这既成秩序不受破坏。不管你组成的家庭幸福还是不幸福,不管你与妻子情感相投还是不相投,只要结了婚,组成了家庭,就得“凑合”着过日子,绝对不能“离婚”。以婚姻为中心升华开去,可以看出张大哥接人待物的准则,均包含极浓厚的儒家道德规范:“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5]走“中庸”之道,安分守己的过日子,这是张大哥的文化生活模式。
文化是人创造的,但它又是人的对立物,它往往使人的本质异化,造成人的思想整齐划一,从而使自我意识消亡,缺乏独立人格。此时人已经成为伦理观念的行尸走肉。马老先生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认为一切都不容质疑无须思考,“为什么活着?为做官!怎么能做官?先请客运动呀!为什么娶老婆?年岁到了吗!怎么娶?先找媒人呀!娶了老婆干吗还要讨姨太太?一个不够吗!”[6]对人对事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认识,而只是从既成传统承袭下来的惯性思维。
对这一类老北京人,老舍总的态度是同情乃至欣赏,“笑骂,而不赶尽杀绝”。[7]这位来自小胡同的旗人后裔对他们优质品质进行了赞扬,但也难以忍受那些仍然没有真正“进化”的劣根性。他为自己所熟悉的“北平市民”不能真正地向社会变易而痛心疾首,由此形成了老舍创作中著名的“反省国民性”的特色。
【注释】
[1]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J].昆明扫荡报,1944(04)
[2]老舍.老舍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6]老舍.老舍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5]老舍.老舍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成艳军,1984年生,男,汉族,河南鹤壁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