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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渤海国曾两次定王城于上京龙泉府，不仅留下了著名的上京城文明遗迹，而且孕育了珍贵的上京文学。唐代的上京文学因受到中原文学的影响得以生成，在文学交往中得到了唐朝文人的肯定，并在通聘赠答中赢得了日本文臣的尊重。七百年后，由于清代宁古塔流人群体对于渤海故地文化的探访和书写，上京文学不断演进，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延续性和丰富性的边疆文学典型。
[关键词]牡丹江流域；渤海国；流人；上京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牡丹江流域的上京文学可以说是黑龙江地域文化中的重要文学样本，它由唐代渤海国上京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清代渤海国故地的流人文学创作共同组成。唐代渤海国上京文学的文本因政权崩溃、都城毁坏和遗民迁徙等情况的影响而散佚，目前仅能在中日典籍中整理出为数不多的传世篇章。此类作品以朝唐聘日的使臣诗歌和骈体国书为主要文体，它的后期创作水平不断提升，能够兼具外交功用和文学价值。清代宁古塔流人对渤海上京故地进行探寻和书写，为上京文学注入了生机。他们对上京山水、地理、人文、物产的考察和咏叹是唐代渤海国上京文学的嗣响。上京文学是黑龙江文明所孕育出的一朵奇花。它从古老的民族文学母体中脱胎而来，唐朝时期，接受了中原文学的深刻影响而迅速生长，在与唐朝和日本的文学交往中不断进步；辽金时期，与契丹和女真民族的文学相互影响；在清代，迎来了宁古塔文化流人群体的重新观照和表现。上京文学以牡丹江流域的渤海王城为创作中心，其间跨越了七百余年的历史，它具备了流人文学和边疆文学的双重特征，是沟通黑龙江文学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唐代渤海国上京文化的生成
渤海国（698-926）雄踞于中国的东北边疆，在建立之初就表现出了远大的志向和蓬勃的生机。粟末靺鞨首领取“雷卦之象，潜龙之形”，以“震”为国名；尊“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以“大”为姓氏；誉“王气凝聚，武功大成”，以“龙泉”为上京之名。渤海国曾是拥有五京、十五府和六十二州的东北强藩。而五京之中的上京龙泉府（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市西古城），以及东京龙原府（吉林晖春八连城）都曾作为王城，而在这三者之中又以上京龙泉府的王都历史最为久长，共历12代渤海国国王，计163年。
以上京城为王都的渤海国是一个由粟末靺鞨为主导的多民族和部族融合而成的民族政权。粟末靺鞨与东北的古老民族一脉相承，金毓黻先生在《渤海国志长编》中指出：“近世研人种学者，谓东北民族，咸出肃慎。若挹娄、若夫余、若高句丽、若勿吉，皆肃慎族之支与流裔也。勿吉之族，一变而称靺鞨，再变而称渤海，其源出于肃慎无待言者。”[1]357粟末靺鞨人是“肃慎”民族的苗裔，民族的名称在不同的朝代有所变化，“靺鞨”之称自隋朝开始，他们在接受唐玄宗册封之后改称“渤海”。
“渤海”之名具有两重含义，它既是唐朝羁縻政权的名称，又是以粟末靺鞨部族为主体的复合民族的称号，它是一个以渔猎为生的尚武民族，其祖先的善射的事迹早在春秋时期已有相关的记载。《国语·鲁语》中就有孔子对“肃慎之矢”的介绍，云：“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梏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2]73肃慎向周天子进献楛矢的史实不仅展现了这个民族的特长，而且可见东北边疆渔猎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频繁交往和从属关系。南北朝时期，肃慎旧地生活的少数民族称“勿吉”，他们保持并延续了善射的传统。《魏书·勿吉传》云：“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3]1359-1360靺鞨民族骁勇善战，与中原文明的交往日渐深入，这为渤海国政权与唐朝的良好宗藩关系奠定了基础。《隋书·靺鞨传》记载了开皇年间靺鞨朝拜高祖的情形，云：“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每相劫掠。……高祖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4]1822黄维翰《渤海国记》云：“渤海在唐营州之东二千里，自国都忽汗州西至长安，史言八千里，而遥遣使如中国，有朝贡、谢恩、祈请、贺正、进奉、端午诸名。贡道陆行渡辽，入幽州境；水行渡海入青州境。唐开元二十八年以平卢军节度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代宗大历初，改以淄青节度使领检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平卢陆道，淄青海道也。穆宗时，淄青乃冠平卢名。”[5]67虽然渤海与唐朝山水相隔，但是宗藩交往和文化的传播始终不断。
755年前后，渤海国第三代文王大钦茂将王都由中京显德府迁至上京龙泉府，由此开启了渤海国上京文化的历史。785年，大钦茂将都城迁至东京龙原府，794年前后，第五代成王大华玙终将都城迁回。上京作为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闻名东北亚的大都市。926年，渤海国十五代末王大諲撰时期，上京被契丹人攻破，这片土地日渐荒芜和沉寂。17世纪，上京历史遗迹进入了流人的视线。宁古塔流人的“上京”文学最终打破了政权更迭对文学研究的局限，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二、渤海国上京时期的诗文创作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出现了用汉字书写的诗歌、碑记铭文和骈体公文，其中既有东北民族文人的创作，也有中原移民文人的作品，体现了初步的文化融合的趋势。唐代渤海国作为唐朝的羁縻政权，与宗主国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渤海国高王大祚荣结好唐朝，奠定了宗唐的国策；武王大武艺曾与唐朝发生冲突，最终又在唐朝君主的震抚下与宗主国重归于好；文王大钦茂审时度势接受唐朝册封，重视文治，成为一代贤主；十一代国王大彝震时期，渤海国华风大行，国力强盛，有“海东盛国”之誉；十五代末王大諲撰时期，渤海国国势日衰，最终灭亡。
渤海国文臣对中原文学极为赞赏，唐朝文人亦对渤海国人充满热情。唐朝诗人在诗歌中记录了他们与渤海国人的交往以及渤海国给他们留下的鲜明印象。中晚唐诗人推崇渤海国的文治成就，揭示了唐渤文学之间历史渊源，描摹渤海国的自然风光。中唐诗人张籍有《赠海东僧》一诗，有“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6]4319的诗句，“万里”可见其相隔辽远。“扶余”则是自报家门，此渤海僧人经过扶余旧地。渤海国僧侣历尽艰辛到唐朝求法修行，充当了唐、渤文化交往的使者。唐末诗僧贯休有《送人之渤海》诗，则是送人奔赴渤海国，诗云：“山藏罗刹宅，水杂巨鳌涎。”[6]9400他以奇峻之笔墨描绘了想象中的边塞山水，渲染送别之际的忧心。晚唐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诗》中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6]6756的诗句。诗中点明论文唐朝与渤海国“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关系，介绍了渤海王子入国子监學习的经历和成就，由此不难推断彼此之间的欣赏与美赞态度。唐昭宗时期，以文学成就而知名的才子徐夤有《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因而有赠》，诗云：“肯销金翠书屏上，谁把刍荛过日东。”[6]8162诗中记载了渤海国高元固学识出众，参加唐朝宾贡考试的经历，以及渤海国人将徐夤诗文珍而重之的态度。徐夤用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郯子学在四夷”的典故，赞美渤海国的文治成就和崇文的风气。考察唐人的诗歌，从中可以看出渤海国是远蕃来朝的代表，对渤海国充满善意，但因山重水隔而缺乏了解。 使臣诗歌和朝唐聘日的国书是唐代上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作品共135件，包括唐朝敕文4篇、渤日外交国书51篇、渤海使节诗歌9首、残句1首、与渤海相关唐诗6首、日本与渤海国相关汉诗52首、序3篇、铭1篇、书状8篇。渤海国朝唐、聘日的国书文字以其清醒的政治意图和骈俪的形式展现了上京文学的实力，并为这个东北边疆蕃国赢得了稳固的政治地位。渤海国人与唐朝诗人的文学交流体现了民族融合、文化传播的必然趋势；聘日骈体公文的程式化恰恰暗合了渤海国“结援”的外交态度；见于日本典籍的杨泰师、王孝廉、裴氏父子等使臣诗人的作品则展示了渤海国的文治成就，是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交往手段。唐代上京文学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如注重唯美形式和功利价值，而缺乏真情实感和自立精神等。
三、宁古塔流人文学中的“上京”书写
渤海国政权灭亡后，渤海国文学随着渤海遗裔的迁徙流衍而进入辽金，与契丹和女真民族的文学融合，最终彻底融入了中原文学。从此，渤海文明沉寂下来。七百年后，清朝的海东故地迎来了一群身份特殊的文人，因着他们的创作努力，断裂的上京文学得以重续。
顺治初年，清政府在宁古塔设立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两员，治所位于海浪河南岸，即今天的海林市长汀镇。康熙初年，出于稳定边疆和开发祖地的考量，政府设立宁古塔将军，治所迁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故地，即今天的宁安市渤海镇。宁古塔地区是清朝东北的边防重镇，亦是囚犯流放的极北之所。在清朝政府实行的遣戍制度中，大量文化流人被遣送至宁古塔，其中不乏卷入文字狱的缙绅士子、政治斗争的失败者、科场案中的获罪之人。这些人杰之中包括以才学著称的安徽方拱乾、方孝标，浙江杨越、杨宾父子，江左才子吴兆骞，文人张缙彦等人，亦有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文学家金圣叹、思想家吕留良的家人也先后被流放至此。这群文化流人的特殊经历和文化素养使得他们对于渤海故地和宁古塔地区有着更为复杂的认知。清初流人曾对渤海国上京遗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取得了许多成果，并得出相应的重要结论，方拱乾就曾通过考证指出：“朝鲜疆域本荒唐”“高丽幅员不至此”等。
流放的人生经历和苦寒孤寂的塞外生活给流人带来了全新的创作视野和艺术体验。这些“名卿俊彦”将渤海故地的断瓦残垣和风土人情写入了诗词游记中，对牡丹江流域的上京文化进行了文化解读和文学表述。清初，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再次进入学者和文人的视野，为宁古塔地区的文化开发带来了希望。清代上京故地的宁古塔文化流人以自己断裂而坠落的经历和艰辛的体验成就了上京文学，同时，聚集了这些才子俊彦的“上京”也得到了时人的关切。宁古塔流人的探幽访古和结社纪行充实了东北边疆的历史和文学认知，对于文化传播贡献良多。在文化流人的苦心经营下，“宁古塔”不再是莽荒僻远的象征。
清代上京文学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命运的悲剧。正如张拱乾《致吴汉槎书》所云：“谗人之相中，一至于此。此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共愤。不独一邑之痛，而实天下之所痛也。”[7]115吴兆骞在写给友人顾贞观的文章《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顾舍人书》中言及：“课徒之下，间有吟咏，正如哀雁寒蛩，自鸣愁恨，安敢与六代三唐，竞其优劣哉！”又云，“弟悲怨之深，虽三峡猿声，陇头流水，不足比我呜咽。穷庐愁坐，极目萧条，夏簟冬缸，泪痕潜拭。”[8]266文化流人以个人的苦难和才情将江南隽永文思和塞北雄奇风情融为一体，推动了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成就了清代宁古塔流人文学。此类诗文作品既是流放生活的记录，又给上京故地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记忆，是对渤海文明的回顾和延续。
清代上京诗文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和文学史价值，诗文主题丰富，其中，有与镇守宁古塔的武将的交游往来和爱国思乡之作，有对边疆山川“长白山”“西山阁”“可汗河”的艺术表现，有以羁旅行役、节日岁时、酬赠送别为主题的诗词。方拱乾的《何陋居集》是黑龙江现存的第一部诗集，其中详尽描绘了上京遗址的情况。此外，他的部分诗歌也记录了当地的风俗物产和自然状况。吴兆骞的《秋笳集》则是影响最大的东北流人诗集。吴兆骞擅长以七言歌行书写悲郁之心怀，幽咽婉转地表达文化流人的感情。吴兆骞之子吴桭臣在《秋笳集》的跋文中谈及诗文集命名的因由，云：“先君少负大名，登顺治丁酉贤书，为仇家所中，遂至遣戍宁古。维时大父母在堂，先君忽离桑梓而谪冰雪。触目愁来，愤抑侘傺，登临凭吊，俯仰伤怀。于是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虽蔡女之十八拍，不足喻其凄怆，此秋笳所由名也。”[7]84-85“赋到沧桑句便工”，塞北的冰天雪地激发了吴兆骞的创作热情，流人边塞诗亦在吴兆骞的笔下日渐成熟。
宁古塔流人在东北山川之间完成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宁古塔地理山水志，其中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搜奇探幽，记载了宁古塔地区的山水胜迹、物产民俗，富有史料价值又颇具游记文学的美学特征。书中记录的许多山水地名补充了黑龙江地名学上失佚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张缙彦的《域外集》则以散文的形式记载了塞外流人的生活日常、记载了地方碑志甚至是中俄的外交关系，可补充订正地方史文献之不足。
出塞探亲的杨越之子杨宾撰有《柳边纪略》，此书记录了黑龙江和吉林的山川和风土，对辽金历史遗迹、军事制度等都有所介绍，“古来边塞多种榆树，故曰榆塞，辽东插柳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9]238，故此得名。这部著作是黑龙江舆地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另有方拱乾所著的《宁古塔志》和吴兆骞之子吴桭臣撰有《宁古塔记略》，也都是研究东北地域文化的重要文献。
清代“上京”文学的参与者主要是宁古塔流人及其亲属。他们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流徙于边疆的天地之间，作品中营造出迥异于他人的诗歌情境。他们的诗歌中有人生的偃蹇失坠，生存的寒苦窘迫，心境上的忧愤苍凉。清代的上京故地诗文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是后渤海国文明的延续。现存文献中的唐代渤海国时期的“上京文学”带有政治意图和贵族气质，追求形式的整饬华丽，内容的典雅昂扬，而清代的“上京文学”则带有更多的私人的真切的情感和文人气质，充斥着士不遇的悲感和身处大荒之间的哀怨，其中充满人文气息和对边疆生活的体验和思考。
四、结语
渤海国文化因着移植式的发展而得以迅速成熟，在渤海遗裔的坚持下而延续，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大势所趋与汉文化彻底融合，又能够因上京遗址的留存重获生机，牡丹江流域上京文学的生长和演进曲线印证了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上京文学与唐代日本文臣的赠渤海使臣诗歌和辽金渤海遗裔家族文学形成了前后相续、内外互动的态势，拓展了渤海文学的研究范围，使其呈现出更为丰满深邃的文学样貌。环环相扣，贯珠相连的渤海国上京文学是黑龙江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延续性和丰富性的边疆文学典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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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兴盛.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资料汇编[G].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8]吴兆骞.秋笳集[M].麻守中，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杨锡春，李兴盛.宁古塔历史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李献英
[关键词]牡丹江流域；渤海国；流人；上京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牡丹江流域的上京文学可以说是黑龙江地域文化中的重要文学样本，它由唐代渤海国上京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清代渤海国故地的流人文学创作共同组成。唐代渤海国上京文学的文本因政权崩溃、都城毁坏和遗民迁徙等情况的影响而散佚，目前仅能在中日典籍中整理出为数不多的传世篇章。此类作品以朝唐聘日的使臣诗歌和骈体国书为主要文体，它的后期创作水平不断提升，能够兼具外交功用和文学价值。清代宁古塔流人对渤海上京故地进行探寻和书写，为上京文学注入了生机。他们对上京山水、地理、人文、物产的考察和咏叹是唐代渤海国上京文学的嗣响。上京文学是黑龙江文明所孕育出的一朵奇花。它从古老的民族文学母体中脱胎而来，唐朝时期，接受了中原文学的深刻影响而迅速生长，在与唐朝和日本的文学交往中不断进步；辽金时期，与契丹和女真民族的文学相互影响；在清代，迎来了宁古塔文化流人群体的重新观照和表现。上京文学以牡丹江流域的渤海王城为创作中心，其间跨越了七百余年的历史，它具备了流人文学和边疆文学的双重特征，是沟通黑龙江文学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唐代渤海国上京文化的生成
渤海国（698-926）雄踞于中国的东北边疆，在建立之初就表现出了远大的志向和蓬勃的生机。粟末靺鞨首领取“雷卦之象，潜龙之形”，以“震”为国名；尊“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以“大”为姓氏；誉“王气凝聚，武功大成”，以“龙泉”为上京之名。渤海国曾是拥有五京、十五府和六十二州的东北强藩。而五京之中的上京龙泉府（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市西古城），以及东京龙原府（吉林晖春八连城）都曾作为王城，而在这三者之中又以上京龙泉府的王都历史最为久长，共历12代渤海国国王，计163年。
以上京城为王都的渤海国是一个由粟末靺鞨为主导的多民族和部族融合而成的民族政权。粟末靺鞨与东北的古老民族一脉相承，金毓黻先生在《渤海国志长编》中指出：“近世研人种学者，谓东北民族，咸出肃慎。若挹娄、若夫余、若高句丽、若勿吉，皆肃慎族之支与流裔也。勿吉之族，一变而称靺鞨，再变而称渤海，其源出于肃慎无待言者。”[1]357粟末靺鞨人是“肃慎”民族的苗裔，民族的名称在不同的朝代有所变化，“靺鞨”之称自隋朝开始，他们在接受唐玄宗册封之后改称“渤海”。
“渤海”之名具有两重含义，它既是唐朝羁縻政权的名称，又是以粟末靺鞨部族为主体的复合民族的称号，它是一个以渔猎为生的尚武民族，其祖先的善射的事迹早在春秋时期已有相关的记载。《国语·鲁语》中就有孔子对“肃慎之矢”的介绍，云：“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梏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2]73肃慎向周天子进献楛矢的史实不仅展现了这个民族的特长，而且可见东北边疆渔猎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频繁交往和从属关系。南北朝时期，肃慎旧地生活的少数民族称“勿吉”，他们保持并延续了善射的传统。《魏书·勿吉传》云：“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3]1359-1360靺鞨民族骁勇善战，与中原文明的交往日渐深入，这为渤海国政权与唐朝的良好宗藩关系奠定了基础。《隋书·靺鞨传》记载了开皇年间靺鞨朝拜高祖的情形，云：“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每相劫掠。……高祖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4]1822黄维翰《渤海国记》云：“渤海在唐营州之东二千里，自国都忽汗州西至长安，史言八千里，而遥遣使如中国，有朝贡、谢恩、祈请、贺正、进奉、端午诸名。贡道陆行渡辽，入幽州境；水行渡海入青州境。唐开元二十八年以平卢军节度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代宗大历初，改以淄青节度使领检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平卢陆道，淄青海道也。穆宗时，淄青乃冠平卢名。”[5]67虽然渤海与唐朝山水相隔，但是宗藩交往和文化的传播始终不断。
755年前后，渤海国第三代文王大钦茂将王都由中京显德府迁至上京龙泉府，由此开启了渤海国上京文化的历史。785年，大钦茂将都城迁至东京龙原府，794年前后，第五代成王大华玙终将都城迁回。上京作为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闻名东北亚的大都市。926年，渤海国十五代末王大諲撰时期，上京被契丹人攻破，这片土地日渐荒芜和沉寂。17世纪，上京历史遗迹进入了流人的视线。宁古塔流人的“上京”文学最终打破了政权更迭对文学研究的局限，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二、渤海国上京时期的诗文创作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出现了用汉字书写的诗歌、碑记铭文和骈体公文，其中既有东北民族文人的创作，也有中原移民文人的作品，体现了初步的文化融合的趋势。唐代渤海国作为唐朝的羁縻政权，与宗主国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渤海国高王大祚荣结好唐朝，奠定了宗唐的国策；武王大武艺曾与唐朝发生冲突，最终又在唐朝君主的震抚下与宗主国重归于好；文王大钦茂审时度势接受唐朝册封，重视文治，成为一代贤主；十一代国王大彝震时期，渤海国华风大行，国力强盛，有“海东盛国”之誉；十五代末王大諲撰时期，渤海国国势日衰，最终灭亡。
渤海国文臣对中原文学极为赞赏，唐朝文人亦对渤海国人充满热情。唐朝诗人在诗歌中记录了他们与渤海国人的交往以及渤海国给他们留下的鲜明印象。中晚唐诗人推崇渤海国的文治成就，揭示了唐渤文学之间历史渊源，描摹渤海国的自然风光。中唐诗人张籍有《赠海东僧》一诗，有“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6]4319的诗句，“万里”可见其相隔辽远。“扶余”则是自报家门，此渤海僧人经过扶余旧地。渤海国僧侣历尽艰辛到唐朝求法修行，充当了唐、渤文化交往的使者。唐末诗僧贯休有《送人之渤海》诗，则是送人奔赴渤海国，诗云：“山藏罗刹宅，水杂巨鳌涎。”[6]9400他以奇峻之笔墨描绘了想象中的边塞山水，渲染送别之际的忧心。晚唐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诗》中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6]6756的诗句。诗中点明论文唐朝与渤海国“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关系，介绍了渤海王子入国子监學习的经历和成就，由此不难推断彼此之间的欣赏与美赞态度。唐昭宗时期，以文学成就而知名的才子徐夤有《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因而有赠》，诗云：“肯销金翠书屏上，谁把刍荛过日东。”[6]8162诗中记载了渤海国高元固学识出众，参加唐朝宾贡考试的经历，以及渤海国人将徐夤诗文珍而重之的态度。徐夤用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郯子学在四夷”的典故，赞美渤海国的文治成就和崇文的风气。考察唐人的诗歌，从中可以看出渤海国是远蕃来朝的代表，对渤海国充满善意，但因山重水隔而缺乏了解。 使臣诗歌和朝唐聘日的国书是唐代上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作品共135件，包括唐朝敕文4篇、渤日外交国书51篇、渤海使节诗歌9首、残句1首、与渤海相关唐诗6首、日本与渤海国相关汉诗52首、序3篇、铭1篇、书状8篇。渤海国朝唐、聘日的国书文字以其清醒的政治意图和骈俪的形式展现了上京文学的实力，并为这个东北边疆蕃国赢得了稳固的政治地位。渤海国人与唐朝诗人的文学交流体现了民族融合、文化传播的必然趋势；聘日骈体公文的程式化恰恰暗合了渤海国“结援”的外交态度；见于日本典籍的杨泰师、王孝廉、裴氏父子等使臣诗人的作品则展示了渤海国的文治成就，是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交往手段。唐代上京文学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如注重唯美形式和功利价值，而缺乏真情实感和自立精神等。
三、宁古塔流人文学中的“上京”书写
渤海国政权灭亡后，渤海国文学随着渤海遗裔的迁徙流衍而进入辽金，与契丹和女真民族的文学融合，最终彻底融入了中原文学。从此，渤海文明沉寂下来。七百年后，清朝的海东故地迎来了一群身份特殊的文人，因着他们的创作努力，断裂的上京文学得以重续。
顺治初年，清政府在宁古塔设立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两员，治所位于海浪河南岸，即今天的海林市长汀镇。康熙初年，出于稳定边疆和开发祖地的考量，政府设立宁古塔将军，治所迁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故地，即今天的宁安市渤海镇。宁古塔地区是清朝东北的边防重镇，亦是囚犯流放的极北之所。在清朝政府实行的遣戍制度中，大量文化流人被遣送至宁古塔，其中不乏卷入文字狱的缙绅士子、政治斗争的失败者、科场案中的获罪之人。这些人杰之中包括以才学著称的安徽方拱乾、方孝标，浙江杨越、杨宾父子，江左才子吴兆骞，文人张缙彦等人，亦有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文学家金圣叹、思想家吕留良的家人也先后被流放至此。这群文化流人的特殊经历和文化素养使得他们对于渤海故地和宁古塔地区有着更为复杂的认知。清初流人曾对渤海国上京遗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取得了许多成果，并得出相应的重要结论，方拱乾就曾通过考证指出：“朝鲜疆域本荒唐”“高丽幅员不至此”等。
流放的人生经历和苦寒孤寂的塞外生活给流人带来了全新的创作视野和艺术体验。这些“名卿俊彦”将渤海故地的断瓦残垣和风土人情写入了诗词游记中，对牡丹江流域的上京文化进行了文化解读和文学表述。清初，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再次进入学者和文人的视野，为宁古塔地区的文化开发带来了希望。清代上京故地的宁古塔文化流人以自己断裂而坠落的经历和艰辛的体验成就了上京文学，同时，聚集了这些才子俊彦的“上京”也得到了时人的关切。宁古塔流人的探幽访古和结社纪行充实了东北边疆的历史和文学认知，对于文化传播贡献良多。在文化流人的苦心经营下，“宁古塔”不再是莽荒僻远的象征。
清代上京文学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命运的悲剧。正如张拱乾《致吴汉槎书》所云：“谗人之相中，一至于此。此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共愤。不独一邑之痛，而实天下之所痛也。”[7]115吴兆骞在写给友人顾贞观的文章《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顾舍人书》中言及：“课徒之下，间有吟咏，正如哀雁寒蛩，自鸣愁恨，安敢与六代三唐，竞其优劣哉！”又云，“弟悲怨之深，虽三峡猿声，陇头流水，不足比我呜咽。穷庐愁坐，极目萧条，夏簟冬缸，泪痕潜拭。”[8]266文化流人以个人的苦难和才情将江南隽永文思和塞北雄奇风情融为一体，推动了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成就了清代宁古塔流人文学。此类诗文作品既是流放生活的记录，又给上京故地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记忆，是对渤海文明的回顾和延续。
清代上京诗文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和文学史价值，诗文主题丰富，其中，有与镇守宁古塔的武将的交游往来和爱国思乡之作，有对边疆山川“长白山”“西山阁”“可汗河”的艺术表现，有以羁旅行役、节日岁时、酬赠送别为主题的诗词。方拱乾的《何陋居集》是黑龙江现存的第一部诗集，其中详尽描绘了上京遗址的情况。此外，他的部分诗歌也记录了当地的风俗物产和自然状况。吴兆骞的《秋笳集》则是影响最大的东北流人诗集。吴兆骞擅长以七言歌行书写悲郁之心怀，幽咽婉转地表达文化流人的感情。吴兆骞之子吴桭臣在《秋笳集》的跋文中谈及诗文集命名的因由，云：“先君少负大名，登顺治丁酉贤书，为仇家所中，遂至遣戍宁古。维时大父母在堂，先君忽离桑梓而谪冰雪。触目愁来，愤抑侘傺，登临凭吊，俯仰伤怀。于是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虽蔡女之十八拍，不足喻其凄怆，此秋笳所由名也。”[7]84-85“赋到沧桑句便工”，塞北的冰天雪地激发了吴兆骞的创作热情，流人边塞诗亦在吴兆骞的笔下日渐成熟。
宁古塔流人在东北山川之间完成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宁古塔地理山水志，其中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搜奇探幽，记载了宁古塔地区的山水胜迹、物产民俗，富有史料价值又颇具游记文学的美学特征。书中记录的许多山水地名补充了黑龙江地名学上失佚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张缙彦的《域外集》则以散文的形式记载了塞外流人的生活日常、记载了地方碑志甚至是中俄的外交关系，可补充订正地方史文献之不足。
出塞探亲的杨越之子杨宾撰有《柳边纪略》，此书记录了黑龙江和吉林的山川和风土，对辽金历史遗迹、军事制度等都有所介绍，“古来边塞多种榆树，故曰榆塞，辽东插柳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9]238，故此得名。这部著作是黑龙江舆地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另有方拱乾所著的《宁古塔志》和吴兆骞之子吴桭臣撰有《宁古塔记略》，也都是研究东北地域文化的重要文献。
清代“上京”文学的参与者主要是宁古塔流人及其亲属。他们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流徙于边疆的天地之间，作品中营造出迥异于他人的诗歌情境。他们的诗歌中有人生的偃蹇失坠，生存的寒苦窘迫，心境上的忧愤苍凉。清代的上京故地诗文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是后渤海国文明的延续。现存文献中的唐代渤海国时期的“上京文学”带有政治意图和贵族气质，追求形式的整饬华丽，内容的典雅昂扬，而清代的“上京文学”则带有更多的私人的真切的情感和文人气质，充斥着士不遇的悲感和身处大荒之间的哀怨，其中充满人文气息和对边疆生活的体验和思考。
四、结语
渤海国文化因着移植式的发展而得以迅速成熟，在渤海遗裔的坚持下而延续，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大势所趋与汉文化彻底融合，又能够因上京遗址的留存重获生机，牡丹江流域上京文学的生长和演进曲线印证了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上京文学与唐代日本文臣的赠渤海使臣诗歌和辽金渤海遗裔家族文学形成了前后相续、内外互动的态势，拓展了渤海文学的研究范围，使其呈现出更为丰满深邃的文学样貌。环环相扣，贯珠相连的渤海国上京文学是黑龙江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延续性和丰富性的边疆文学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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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献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