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被浪费性投资驱动时，GDP增长将会超出实际经济财富的创造，生产力会被夸大，债务增长也将超过债务偿还能力。在中国，增长是以投入成本记录的，而非产出价值，因此如果投入成本超过产出价值，将会夸大经济活动的实际价值。
　　当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但是它们有自动减低账面超出额度的机制，这一机制通常可以认定坏账。投资不当的公司会破产，他们贷款的价值将被注销，随着不良贷款注销，增长及生产力中的夸大成分也得到修正。而在坏账不被分清的系统中，损失就被隐藏起来。多年以后，它们会被有效清除，但为了偿还贷款，其他经济板块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转出资金来弥补所有损失。未来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因此而降低。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很多人都同意，中国银行系统中的很多贷款是不良贷款，而这些不良贷款是为了支撑那些投入成本高于实际经济产出价值的投资。
　　我认为，因为这部分隐藏的损失，中国的GDP被夸大了。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些损失将被计算出来。只要（我定义的）这类不良贷款持续增加，中国实际经济产出与账面经济产出的差距就将增大。在过去七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存在这个问题。
　　北京方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改革的目标是释放中国巨大的生产潜力，让国家重返可持续增长之路。政府将会通过改善资金分配过程，将资金从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以及其他低效资本使用者手中转移到中小企业、农业部门以及更多的高效资本使用者手中；同时也将解除妨碍资源有效利用的制约因素，比如采取措施，强化商业索赔的执法、对管理及技术创新进行保护、改善教育体系等。
　　改革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不会提高GDP的增长率。相反，改革的成功实施还可能急剧降低GDP的增长率。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增长放缓的速度可以用来检验改革措施实施是否成功。
　　目前，多数评论者认为，实际的改革举措将会确保GDP增速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软着陆到7%～8%。而少部分人则认为，急速增长的债务将会迫使中国进行硬着陆。但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我相信，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长着陆”：在2020年以前，每年的增长率将会降低大约1%～2%。改革的实施将会防止中国经济硬着陆，也将导致较低却更为健康的增长率。
　　中国的增长模式是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50年前描绘的投资引导型增长模式的最极端的形式。简单来说，“落后的”经济增长由鼓励投资而抑制消费的政策（一般通过限制家庭收入增长的方式）来支持。在这些“落后的”经济领域，资本存量的水平远低于该国社会及机构有效吸收投资的能力。
　　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在一种模式带来多年健康增长的同时，增长本身也会致使条件发生改变，到那个时候，就必须调整到一个更合适的新的增长模式。
　　多年的高投资使得中国经济可以奋起赶上。这以后，同样的投资方式与投资力度将不再有利于财富的增加。此时便需要制度及社会改革来保持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系统的政治逻辑却像它一贯所表现的那样，仍会持续推动高投资的增长方式，同时加剧投资的不合理分配。
　　如此一来，债务增长开始超过债务偿还能力，这种情况会延续很多年，但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早在2007年，前任总理温家宝就形容“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但是北京方面要实施改革措施有相当的难度，因而这种增长模式所带来的扭曲也在持续。
　　虽然过去三年的小幅调整令中国GDP的增长率如预测的那样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是中国依然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按照我的计算，每年的消费增长必须超过GDP增速3到4个百分点并持续10年，中国才能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而这个比例依旧不够。
　　议定中的改革措施必将使生产力得到更大的解放，同时也将去除掉曾经给经济活动带来高压并表现为高GDP增长的机制。这将使经济活动明显减速，但增长将比以往更加富有效率。在改革实施之前，增长率就已经降低了约三分之一，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设想今后增长率下降的程度。
　　（译/王琛）
　　迈克尔·佩蒂斯
　　（作者系卡内基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中国经济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