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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曼德拉 （1918—2013），他是积极的反种族隔离人士，同时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袖，曾任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主席。他于1994年至1999年间任南非总统，是首位黑人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
南非的媒体此前从未像宣传1994年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那般忙碌，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曼德拉总统任期的结束。他们报道的所有南非事件的核心都是纳尔逊·曼德拉。大批专栏作家对南非新生的民主制度作出裁决，大部分把曼德拉视为道德表率高高捧起，同时抨击政府对诸如犯罪等问题的处理。
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矛盾，在曼德拉如何看待自己和公众——也就是世界——如何看待他之间产生了对立。深知新南非脆弱的本质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曼德拉在接触媒体时小心翼翼，“我们曾与媒体有过漂亮的战斗，”他說，“在民主体制中，那样的分歧是不能压制或避免的。”
正如南非黑人记者元老塔米·马兹韦所回忆的：“他尊重媒体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这是作为国家领袖的曼德拉。作为政客的曼德拉在他认为媒体对非国大、对政府、对他本人作出不公正的解读时，则试图作出非常激烈的反应。”
1961年3月29日，叛国审讯结束，所有被告均无罪释放。在那之后，曼德拉很快转入了地下。他秘密会见了许多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报刊编辑，告诉他们非国大将朝着全国会议的方向发展。他制造新闻，“带着一口袋三便士的硬币，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报社记者个人，传播我们正在计划进行的事情或警察的无能，由此给‘黑花侠’的神话提供内容”。
在监狱中，尽管有矛盾情绪，但他发现，对于政治犯而言，报纸“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比食物和烟草更令人渴望，它们是罗本岛上最值钱的走私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向外部世界传播有关囚犯斗争的消息。“为了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曼德拉说，“外部世界必须知晓。否则囚徒们只是使自己饥饿而死，而没有人会知道。有关我们正在绝食抗议的消息被偷传出监狱，将会引起报纸的报道，支持群体反过来会形成对当局的压力。”
1999年5月就职5周年纪念时，曼德拉在向一群选定的编辑和意见领袖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说：“我们迄今反复重申，特别是在1994年大选的选战期间，我们视自由媒体为民主的支柱，并且我们没有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打算。”
他承认，政府和新闻界并非总是看法一致。“我们之间一直有观点分歧，”他说，“因为当媒体批评我们而我们作出回应时，媒体就说，‘看，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这意味着，他们是唯一可以实践言论自由的人，当我们受到批评时，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我们不接受这种观点，而且永远不会接受。如果你们批评我们，那么必须也给予我们批评你们的权利……我们不要哈巴狗，我们要看门人。你们已经起到了那样的作用，并且我认为，你们应当继续保持严格的独立，这是正确的。我们全部的要求是，当你们批评而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批评时，你们所说的应该是出于正直的本心。”
曼德拉亲自参与塑造他的公众形象。他通过服装表达自己的立场，以便在公开场合实现沟通的目的。当他在埃利斯公园穿上跳羚橄榄球队的队服时，他是在对全体南非人、对整个世界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在就职典礼上没有戴高顶礼帽、穿燕尾服，而选择了简单的套装;永远身着正装出席议会，也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后来在与公众交流时，他开始穿宽松、色彩鲜明的“曼德拉衫”。
曼德拉通过他的发言人帕克斯·曼卡赫拉纳与记者和编辑个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闻发布会是曼德拉显示他对名字有惊人记忆力的场合，即使是多年以前见过的，他也能叫出记者的名字。他显示出过去时代的谦恭有礼。他对遇见的所有人都既友好，又坚定。为曼德拉服务，曼卡赫拉纳甚至需要到新闻编辑室去提供消息，而似乎很少花时间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如果曼德拉有问题要向编辑或资深记者提出，他就会拿起电话，而且通常会邀请他们过来一起吃饭，然后表明他的态度。塔米·马兹韦回忆道，曼德拉“试图走钢丝，而且他的应对没有侵犯任何媒体实事求是地写作和报道的权利。他想要做的就是邀请某些记者共进早餐。然后他会说：‘看，这就是你说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掌控局势的做法”。
例如，曼德拉曾经与阿非利卡语《公民报》的主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当时他认为这份报纸对于1994年3月发生在非国大总部的枪击事件的前因后果解释得不够充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邀请《城市新闻报》的主编会面。这位主编在一篇社论中称，板球和橄榄球的老板们正在利用曼德拉把和解变成一个牺牲黑人的单边进程，曼德拉认为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尽管双方都没有对任何事情做出让步，但两人都同意这是一次有用的讨论。
有时曼德拉与媒体的接触伴随着闹剧的成分，对此曼德拉一笑置之。杰克斯·格威尔回忆起一件事，让他认识到了曼德拉的另外一面。男性色情杂志《好色客》对曼德拉的调侃，导致愤怒的人们要求禁止该期发行。与此相反，哈哈大笑的曼德拉俏皮地说：“我们不应当做发禁令的事。”
虽然在每个工作日开始之后，曼德拉会立刻收到每天的新闻媒体分析，但他仍然要阅读好几份报纸，大部分是在家中吃早餐的时候阅读。他经常一到办公室，就打电话给部长们和他的沟通联络团队，以获知他们对于媒体报道的重点问题的反应。
他很乐意让别人替他起草讲话稿，有些时候他会指出需要强调什么，但他精明地知道，记者们总会揪住那些没有包括在准备好的讲稿中的评论不放，因此会要求那些重要的观点不写进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中。通常报道他活动的记者们仅在他开始即席讲话时才竖起耳朵开始记录。他会在发表评论之前来个开场白，说他刚才读的是他的老板们告诉他要讲的，现在他要说些心里话。
许多人认为，曼德拉喜欢即兴讲话或信口开河，与此相反，真实情况是，那些评论大多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他已经反复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他知道，如果与同僚商议，他会遭到反对。此外，成为他演讲特色的反复重复并非因为健忘。在演讲前自我调侃的开场白中，他说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习惯于重复自己的话。但这是一种策略，不仅使一个问题被记录下来，而且确保它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
尽管曼德拉认识到，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偶像，这可能引起人们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兴趣，但他相当坚定地划出界线，避免这种兴趣越界。即使透明是民主政府的口号，但它不得不在一定界限之内实施，而这个界限不仅限于个人私事。曼德拉知道，任何近似取消言论自由或获取信息的自由的措施都会激起那些开放社会倡导者的怒火，因此他呼吁记者们理解正在实施的进程。记者们逐渐习惯于听他说：“我们正在处理一些非常敏感的事情，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为了获得细节而向我施加压力。”正是以这种坚定而不失礼貌的方式，曼德拉获得了记者们的接受，从而解决了问题。
曼德拉在处理公共关系中展现了精湛的技巧。借助自己的声望，曼德拉利用媒体自身的需要来传播与他在艰难过渡中的使命相一致的重要信息。
他优雅地接受了媒体的烦扰，理解这也是受到他们对曼德拉作为一位伟人的好奇心的驱动。他的声望随着年龄与日俱增，利用自己的名人地位，他掌握了自我控制的分寸，去传达有关人类的集体利益以及南非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信息。
（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 作者：[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南非]曼迪拉·蓝加 译者：董志雄）
南非的媒体此前从未像宣传1994年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那般忙碌，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曼德拉总统任期的结束。他们报道的所有南非事件的核心都是纳尔逊·曼德拉。大批专栏作家对南非新生的民主制度作出裁决，大部分把曼德拉视为道德表率高高捧起，同时抨击政府对诸如犯罪等问题的处理。
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矛盾，在曼德拉如何看待自己和公众——也就是世界——如何看待他之间产生了对立。深知新南非脆弱的本质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曼德拉在接触媒体时小心翼翼，“我们曾与媒体有过漂亮的战斗，”他說，“在民主体制中，那样的分歧是不能压制或避免的。”
正如南非黑人记者元老塔米·马兹韦所回忆的：“他尊重媒体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这是作为国家领袖的曼德拉。作为政客的曼德拉在他认为媒体对非国大、对政府、对他本人作出不公正的解读时，则试图作出非常激烈的反应。”
1961年3月29日，叛国审讯结束，所有被告均无罪释放。在那之后，曼德拉很快转入了地下。他秘密会见了许多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报刊编辑，告诉他们非国大将朝着全国会议的方向发展。他制造新闻，“带着一口袋三便士的硬币，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报社记者个人，传播我们正在计划进行的事情或警察的无能，由此给‘黑花侠’的神话提供内容”。
在监狱中，尽管有矛盾情绪，但他发现，对于政治犯而言，报纸“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比食物和烟草更令人渴望，它们是罗本岛上最值钱的走私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向外部世界传播有关囚犯斗争的消息。“为了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曼德拉说，“外部世界必须知晓。否则囚徒们只是使自己饥饿而死，而没有人会知道。有关我们正在绝食抗议的消息被偷传出监狱，将会引起报纸的报道，支持群体反过来会形成对当局的压力。”
1999年5月就职5周年纪念时，曼德拉在向一群选定的编辑和意见领袖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说：“我们迄今反复重申，特别是在1994年大选的选战期间，我们视自由媒体为民主的支柱，并且我们没有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打算。”
他承认，政府和新闻界并非总是看法一致。“我们之间一直有观点分歧，”他说，“因为当媒体批评我们而我们作出回应时，媒体就说，‘看，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这意味着，他们是唯一可以实践言论自由的人，当我们受到批评时，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我们不接受这种观点，而且永远不会接受。如果你们批评我们，那么必须也给予我们批评你们的权利……我们不要哈巴狗，我们要看门人。你们已经起到了那样的作用，并且我认为，你们应当继续保持严格的独立，这是正确的。我们全部的要求是，当你们批评而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批评时，你们所说的应该是出于正直的本心。”
曼德拉亲自参与塑造他的公众形象。他通过服装表达自己的立场，以便在公开场合实现沟通的目的。当他在埃利斯公园穿上跳羚橄榄球队的队服时，他是在对全体南非人、对整个世界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在就职典礼上没有戴高顶礼帽、穿燕尾服，而选择了简单的套装;永远身着正装出席议会，也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后来在与公众交流时，他开始穿宽松、色彩鲜明的“曼德拉衫”。
曼德拉通过他的发言人帕克斯·曼卡赫拉纳与记者和编辑个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闻发布会是曼德拉显示他对名字有惊人记忆力的场合，即使是多年以前见过的，他也能叫出记者的名字。他显示出过去时代的谦恭有礼。他对遇见的所有人都既友好，又坚定。为曼德拉服务，曼卡赫拉纳甚至需要到新闻编辑室去提供消息，而似乎很少花时间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如果曼德拉有问题要向编辑或资深记者提出，他就会拿起电话，而且通常会邀请他们过来一起吃饭，然后表明他的态度。塔米·马兹韦回忆道，曼德拉“试图走钢丝，而且他的应对没有侵犯任何媒体实事求是地写作和报道的权利。他想要做的就是邀请某些记者共进早餐。然后他会说：‘看，这就是你说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掌控局势的做法”。
例如，曼德拉曾经与阿非利卡语《公民报》的主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当时他认为这份报纸对于1994年3月发生在非国大总部的枪击事件的前因后果解释得不够充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邀请《城市新闻报》的主编会面。这位主编在一篇社论中称，板球和橄榄球的老板们正在利用曼德拉把和解变成一个牺牲黑人的单边进程，曼德拉认为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尽管双方都没有对任何事情做出让步，但两人都同意这是一次有用的讨论。
有时曼德拉与媒体的接触伴随着闹剧的成分，对此曼德拉一笑置之。杰克斯·格威尔回忆起一件事，让他认识到了曼德拉的另外一面。男性色情杂志《好色客》对曼德拉的调侃，导致愤怒的人们要求禁止该期发行。与此相反，哈哈大笑的曼德拉俏皮地说：“我们不应当做发禁令的事。”
虽然在每个工作日开始之后，曼德拉会立刻收到每天的新闻媒体分析，但他仍然要阅读好几份报纸，大部分是在家中吃早餐的时候阅读。他经常一到办公室，就打电话给部长们和他的沟通联络团队，以获知他们对于媒体报道的重点问题的反应。
他很乐意让别人替他起草讲话稿，有些时候他会指出需要强调什么，但他精明地知道，记者们总会揪住那些没有包括在准备好的讲稿中的评论不放，因此会要求那些重要的观点不写进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中。通常报道他活动的记者们仅在他开始即席讲话时才竖起耳朵开始记录。他会在发表评论之前来个开场白，说他刚才读的是他的老板们告诉他要讲的，现在他要说些心里话。
许多人认为，曼德拉喜欢即兴讲话或信口开河，与此相反，真实情况是，那些评论大多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他已经反复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他知道，如果与同僚商议，他会遭到反对。此外，成为他演讲特色的反复重复并非因为健忘。在演讲前自我调侃的开场白中，他说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习惯于重复自己的话。但这是一种策略，不仅使一个问题被记录下来，而且确保它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
尽管曼德拉认识到，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偶像，这可能引起人们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兴趣，但他相当坚定地划出界线，避免这种兴趣越界。即使透明是民主政府的口号，但它不得不在一定界限之内实施，而这个界限不仅限于个人私事。曼德拉知道，任何近似取消言论自由或获取信息的自由的措施都会激起那些开放社会倡导者的怒火，因此他呼吁记者们理解正在实施的进程。记者们逐渐习惯于听他说：“我们正在处理一些非常敏感的事情，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为了获得细节而向我施加压力。”正是以这种坚定而不失礼貌的方式，曼德拉获得了记者们的接受，从而解决了问题。
曼德拉在处理公共关系中展现了精湛的技巧。借助自己的声望，曼德拉利用媒体自身的需要来传播与他在艰难过渡中的使命相一致的重要信息。
他优雅地接受了媒体的烦扰，理解这也是受到他们对曼德拉作为一位伟人的好奇心的驱动。他的声望随着年龄与日俱增，利用自己的名人地位，他掌握了自我控制的分寸，去传达有关人类的集体利益以及南非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信息。
（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 作者：[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南非]曼迪拉·蓝加 译者：董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