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近几年来，随着世界自由贸易进一步的深化，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又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产业内贸易的动态衡量以及其与贸易自由化所伴随的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在同一部门内部自由流动，因而会引致较低的调整成本，即所谓的“平滑调整假说”。然而．随着垂直专业化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成为国家贸易的主要形式，该假说的正确性也不断地遭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平滑调整假说；边际产业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6-0156-03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日趋紧密，各国的贸易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流动，重新配置。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思考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调整成本是否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当资源在产业内的流动而不是跨产业时，贸易的发展会带来较低的调整成本，即所谓的“平滑调整假说”。
最早将贸易形态与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联系在一起，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Balassa(1966)提出的。他指出由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进出口所带来的影响会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变动，生产部门的扩大或缩小会引起生产要素在该部门的进入或退出，由此所带来的成本就属于调整成本的范畴。即当市场不能对于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映，这种暂时的无效率就产生了“调整成本”。
部门生产的调整会影响所有的生产要素。但是经济学家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对于调整成本的分析，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Neary所著的“Theory andpolicy of adjustment in an open economy”一文。文中，Neary通过建立模型假设在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中，所有的厂商都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和消费可以进出口的产品。劳动力可以在部门间相互流动(而不是国家间)，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同时，生产要素是规模报酬递减的。此时当出口增加时，相当于国内对于进口需求的下降。如果调整是完全自由的，那么经济很快就会达到新的均衡，某些部门的工资会相对于出口部门的工资而下降，一些工人也会由收缩的部门向扩张的部门流动。
基于该模型，Neary提出了调整成本的两个主要来源：
1．部门间劳动力的非完全替代性。
2．名义工资的刚性。
第一种情况，假设工人暂时在某一固定的部门工作，且不能够毫无代价的转换工作，但是工资是完全灵活可变的。当出口增加时，如果在进口部门的工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向出口部门流动，那么进口部门员工的工资就会下降，出口部门的工资将会上升。此时，调整成本就会通过部门间工资的差异表现出来。
第二种情况，假设工资受到出口部门的影响，向下调整是具有刚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出口部门对于工人有较高的需求，所以市场对于出口扩张最初的反应是工资整体水平的上升。这时的工资是高于市场水平的，因此劳动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样就会造成一定数量进口部门的劳动力失去工作。此时，调整成本就会表现为非自愿性的失业。
根据以上分析，引起与劳动力有关的调整成本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素市场的特定性和工资的刚性，在此情况下，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代价”表现为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和失业。因此，如果贸易的发展能够克服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其结果就可以大大降低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
Balassa第一次提出了平滑调整的概念：调整成本的大小与贸易结构以及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有密切的关系。在新增的贸易中，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要素的调整成本越低，即所谓的“平滑调整假说(smooth Adjustment Hypothesis)”。在早期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的研究，指出高水平和不断增长的产业内贸易会带来较低的调整成本，当资源在同一部门内部重新分配时，所带来的成本要比在部门间调整时小得多，也就是证实了“平滑调整假说”的正确性。然而，这一假说自从提出后，受到了较多的质疑和挑战。从理论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假说必须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才是成立的：
1．劳动力在行业内比行业间更具有流动性。
2．工资水平在行业内比行业间更具灵活性：
第一条假设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我们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具有相似品质的产品之间的交换时，那么同一行业内对劳动力的要求也比行业间更具有相似性。在此情况下，当工人向扩张性的行业转移时，并不需要过多例如技能的再培训等成本的支出，那么劳动力在行业内部流动的可能性自然要大于行业间的流动，所带来的成本也必然会更少。
对于该假说成立的第二条假设似乎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了。工资的刚性主要受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最低工资制和合同性工资条约的约束。这些限制往往应用于整个经济体或者单独的行业内部，这样工资的灵活性在行业间就要比行业内部更大，因为很大一部分的工资合同都是在同一行业内部制定的。如果说由于工人和厂商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暂时的工资不灵活性是造成调整成本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当贸易发生在产业内部要比发生在产业间将引致更大的调整成本。因此，由于同一产业内产品在其品质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平滑的调整会由于工资的刚性而受到一定程度抵消。从而使得平滑调整的假说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
为了验证平滑调整假说的真实性，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通过具体数字计算产业内贸易水平，并找出一系列相关变量作为调整成本的衡量指标，运用计量经济的方法进行相关系数的测算，从而得出结论。然而，关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方面，近几年来也发生了较大的突破与创新。
1975年由Grubel和Lloyd提出GL指数是之前最广泛使用的用来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但是，随着人们对于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该指数的准确性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GL指数表示的是不同时点上产业内贸易的水平，传递了不同时点上贸易结构的信息，是相对静态的指标，在动态上不具有可比性。而调整成本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大小并不取决于贸易的构成，而取决于不同时期内贸易流的变化情况。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当我们分析产业内贸易与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时，GL指数不能够提供充分准确的数据。其中Hamilton and Kni－est(1991)在“Trade liberation，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in－tra-industry trade”一文中深入地分析了GL指数的不足，指出当贸易的发展消除了部门的进出口失衡时，也可以表现为 GL指数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隐藏的是贸易流的不均衡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的是产业间贸易而不是产业内贸易。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用于动态的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工具——边际产业内贸易(MIIT)。此后，Greenaway．Hine(1994)，Milner and Elliot(1994)，Brutlhart(1994)and Dixonand Menon(1997)等人都陆续的提出关于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不同的计算方法，试图从国际贸易的边际变化上来考察产业内贸易的特征，但最终得到普遍认可的是Brülhart在“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一文中提出的计算公式：
边际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动态的指标，和GL指数一样是在0和1之间变化，因此具有GL指数所拥有的一切良好的数学特性。此外，它能够很好的反映一定时期内贸易流的变化情况，清楚地表现新增或减少的贸易是发生在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因而在分析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和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时，能够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在考虑调整成本问题时，GL指数无法准确地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水平，而应该用更加动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进行计算。但并不是说GL指数的本身是有误导性的。这两个指数的选用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当我们研究的目的属于静态的比较时，进行不同时间点上GL指数的比较就能够得到准确的信息。而当我们考虑由贸易发展引致的调整成本问题时，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就是必须的。
边际产业内贸易概念的提出，为检验“平滑调整假说”的真实性提供了更加准确地衡量指标。许多经济学家也都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的确比GL指数与调整成本之间更具相关性。Brulhart and Elliott(2002)在“Adjust－ment to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inferences from intra-industry trade patterns”一文中对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否给各个国家施加了更多的调整成本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起初他们认为，欧盟的建立必然伴随各个国家的重新分工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产生较大的调整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压力。然而，通过具体数字的计算发现实际的结果并没有预想的那样严重。通过用工人的失业率和工资的变化情况作为衡量调整成本的变量，他们发现欧洲各国工业调整的压力到了1992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更为趋缓。通过回归方程的分析，得出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欧盟的建立使得各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大大增加，从而减少了要素调整的摩擦成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这一结果也恰恰证实了“平滑调整假说”。此外，在实证研究方面，Tharakan and Calfat(1999)对比利时的分析，Sarris，Papadimitriou and Mavro－giannis(1999)对希腊，Brülhart(2000)分别对爱尔兰和英国等都通过不同国家具体行业的数据证实了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比GL指数能更好地反映产业内贸易的与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并为“平滑调整假说”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然而，随着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平滑调整假说”不断受到挑战。
由于垂直差异产品的生产与劳动技能有关，它包含的是质量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如果由于贸易变化导致原本专业化生产低质量品种的劳动技能被用于生产高质量品种，就需要进行劳动力的再培训等成本的支出，从而带来相当高的调整成本。此外，Lovely and Nelson(1999)通过将MIIT度量植入一般均衡模型，将产业内贸易与产业内调整相联系，发现以前关于产业内贸易只会导致产业内调整的假设并不成立，产业内贸易通常会引发产业间调整，同时，增加的产业内贸易通常会导致相对要素价格的长期变化。因此，在最近几年的实证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与“平滑调整假说”相背离的结果。
目前，我国国内仍没有太多的学者进行有关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仅有的一篇是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和施炳展教授在2005年发表的名为《产业内贸易变迁与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其中他们同样也基于“平滑调整假说”的框架，通过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核密度估计，KS检验，Daniels趋势检验)，评估了中国1987—2004年制造业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结论指出，中国制造业贸易变化绝大多数仍属于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有增加的趋势。由于中国产业内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平滑调整假说”有较大的适用性，中国制造业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总体偏高。
尽管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平滑调整假说”的正确性，无法证实产业内贸易的确会比产业间贸易带来更小的调整成本。但是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学的主流，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正如Peter J Lloyd(2003)在“How Intra-Industry Trade Changed Our Perception of theWord Economy”一文中指出的，产业内贸易的最大优势并不在于它能够比产业间贸易带来更低的调整成本，而在于它能够比传统的贸易形式给与每个参与国更多的贸易所得，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改变了以往各国只能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进行贸易的传统观点，使人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全球贸易的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深刻的影响了人们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理解，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
[责任编辑张凌]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平滑调整假说；边际产业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6-0156-03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日趋紧密，各国的贸易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流动，重新配置。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思考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调整成本是否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当资源在产业内的流动而不是跨产业时，贸易的发展会带来较低的调整成本，即所谓的“平滑调整假说”。
最早将贸易形态与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联系在一起，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Balassa(1966)提出的。他指出由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进出口所带来的影响会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变动，生产部门的扩大或缩小会引起生产要素在该部门的进入或退出，由此所带来的成本就属于调整成本的范畴。即当市场不能对于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映，这种暂时的无效率就产生了“调整成本”。
部门生产的调整会影响所有的生产要素。但是经济学家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对于调整成本的分析，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Neary所著的“Theory andpolicy of adjustment in an open economy”一文。文中，Neary通过建立模型假设在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中，所有的厂商都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和消费可以进出口的产品。劳动力可以在部门间相互流动(而不是国家间)，其他生产要素保持不变，同时，生产要素是规模报酬递减的。此时当出口增加时，相当于国内对于进口需求的下降。如果调整是完全自由的，那么经济很快就会达到新的均衡，某些部门的工资会相对于出口部门的工资而下降，一些工人也会由收缩的部门向扩张的部门流动。
基于该模型，Neary提出了调整成本的两个主要来源：
1．部门间劳动力的非完全替代性。
2．名义工资的刚性。
第一种情况，假设工人暂时在某一固定的部门工作，且不能够毫无代价的转换工作，但是工资是完全灵活可变的。当出口增加时，如果在进口部门的工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向出口部门流动，那么进口部门员工的工资就会下降，出口部门的工资将会上升。此时，调整成本就会通过部门间工资的差异表现出来。
第二种情况，假设工资受到出口部门的影响，向下调整是具有刚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出口部门对于工人有较高的需求，所以市场对于出口扩张最初的反应是工资整体水平的上升。这时的工资是高于市场水平的，因此劳动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样就会造成一定数量进口部门的劳动力失去工作。此时，调整成本就会表现为非自愿性的失业。
根据以上分析，引起与劳动力有关的调整成本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素市场的特定性和工资的刚性，在此情况下，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代价”表现为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和失业。因此，如果贸易的发展能够克服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其结果就可以大大降低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
Balassa第一次提出了平滑调整的概念：调整成本的大小与贸易结构以及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有密切的关系。在新增的贸易中，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要素的调整成本越低，即所谓的“平滑调整假说(smooth Adjustment Hypothesis)”。在早期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的研究，指出高水平和不断增长的产业内贸易会带来较低的调整成本，当资源在同一部门内部重新分配时，所带来的成本要比在部门间调整时小得多，也就是证实了“平滑调整假说”的正确性。然而，这一假说自从提出后，受到了较多的质疑和挑战。从理论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假说必须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才是成立的：
1．劳动力在行业内比行业间更具有流动性。
2．工资水平在行业内比行业间更具灵活性：
第一条假设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我们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具有相似品质的产品之间的交换时，那么同一行业内对劳动力的要求也比行业间更具有相似性。在此情况下，当工人向扩张性的行业转移时，并不需要过多例如技能的再培训等成本的支出，那么劳动力在行业内部流动的可能性自然要大于行业间的流动，所带来的成本也必然会更少。
对于该假说成立的第二条假设似乎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了。工资的刚性主要受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最低工资制和合同性工资条约的约束。这些限制往往应用于整个经济体或者单独的行业内部，这样工资的灵活性在行业间就要比行业内部更大，因为很大一部分的工资合同都是在同一行业内部制定的。如果说由于工人和厂商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暂时的工资不灵活性是造成调整成本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当贸易发生在产业内部要比发生在产业间将引致更大的调整成本。因此，由于同一产业内产品在其品质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平滑的调整会由于工资的刚性而受到一定程度抵消。从而使得平滑调整的假说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
为了验证平滑调整假说的真实性，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通过具体数字计算产业内贸易水平，并找出一系列相关变量作为调整成本的衡量指标，运用计量经济的方法进行相关系数的测算，从而得出结论。然而，关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方面，近几年来也发生了较大的突破与创新。
1975年由Grubel和Lloyd提出GL指数是之前最广泛使用的用来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但是，随着人们对于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该指数的准确性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GL指数表示的是不同时点上产业内贸易的水平，传递了不同时点上贸易结构的信息，是相对静态的指标，在动态上不具有可比性。而调整成本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大小并不取决于贸易的构成，而取决于不同时期内贸易流的变化情况。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当我们分析产业内贸易与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时，GL指数不能够提供充分准确的数据。其中Hamilton and Kni－est(1991)在“Trade liberation，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in－tra-industry trade”一文中深入地分析了GL指数的不足，指出当贸易的发展消除了部门的进出口失衡时，也可以表现为 GL指数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隐藏的是贸易流的不均衡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的是产业间贸易而不是产业内贸易。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用于动态的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工具——边际产业内贸易(MIIT)。此后，Greenaway．Hine(1994)，Milner and Elliot(1994)，Brutlhart(1994)and Dixonand Menon(1997)等人都陆续的提出关于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不同的计算方法，试图从国际贸易的边际变化上来考察产业内贸易的特征，但最终得到普遍认可的是Brülhart在“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一文中提出的计算公式：
边际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动态的指标，和GL指数一样是在0和1之间变化，因此具有GL指数所拥有的一切良好的数学特性。此外，它能够很好的反映一定时期内贸易流的变化情况，清楚地表现新增或减少的贸易是发生在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因而在分析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和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时，能够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在考虑调整成本问题时，GL指数无法准确地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水平，而应该用更加动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进行计算。但并不是说GL指数的本身是有误导性的。这两个指数的选用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当我们研究的目的属于静态的比较时，进行不同时间点上GL指数的比较就能够得到准确的信息。而当我们考虑由贸易发展引致的调整成本问题时，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就是必须的。
边际产业内贸易概念的提出，为检验“平滑调整假说”的真实性提供了更加准确地衡量指标。许多经济学家也都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的确比GL指数与调整成本之间更具相关性。Brulhart and Elliott(2002)在“Adjust－ment to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inferences from intra-industry trade patterns”一文中对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否给各个国家施加了更多的调整成本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起初他们认为，欧盟的建立必然伴随各个国家的重新分工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产生较大的调整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压力。然而，通过具体数字的计算发现实际的结果并没有预想的那样严重。通过用工人的失业率和工资的变化情况作为衡量调整成本的变量，他们发现欧洲各国工业调整的压力到了1992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更为趋缓。通过回归方程的分析，得出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欧盟的建立使得各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大大增加，从而减少了要素调整的摩擦成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这一结果也恰恰证实了“平滑调整假说”。此外，在实证研究方面，Tharakan and Calfat(1999)对比利时的分析，Sarris，Papadimitriou and Mavro－giannis(1999)对希腊，Brülhart(2000)分别对爱尔兰和英国等都通过不同国家具体行业的数据证实了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比GL指数能更好地反映产业内贸易的与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并为“平滑调整假说”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然而，随着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平滑调整假说”不断受到挑战。
由于垂直差异产品的生产与劳动技能有关，它包含的是质量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如果由于贸易变化导致原本专业化生产低质量品种的劳动技能被用于生产高质量品种，就需要进行劳动力的再培训等成本的支出，从而带来相当高的调整成本。此外，Lovely and Nelson(1999)通过将MIIT度量植入一般均衡模型，将产业内贸易与产业内调整相联系，发现以前关于产业内贸易只会导致产业内调整的假设并不成立，产业内贸易通常会引发产业间调整，同时，增加的产业内贸易通常会导致相对要素价格的长期变化。因此，在最近几年的实证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与“平滑调整假说”相背离的结果。
目前，我国国内仍没有太多的学者进行有关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仅有的一篇是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和施炳展教授在2005年发表的名为《产业内贸易变迁与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其中他们同样也基于“平滑调整假说”的框架，通过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核密度估计，KS检验，Daniels趋势检验)，评估了中国1987—2004年制造业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结论指出，中国制造业贸易变化绝大多数仍属于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有增加的趋势。由于中国产业内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平滑调整假说”有较大的适用性，中国制造业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总体偏高。
尽管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平滑调整假说”的正确性，无法证实产业内贸易的确会比产业间贸易带来更小的调整成本。但是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学的主流，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正如Peter J Lloyd(2003)在“How Intra-Industry Trade Changed Our Perception of theWord Economy”一文中指出的，产业内贸易的最大优势并不在于它能够比产业间贸易带来更低的调整成本，而在于它能够比传统的贸易形式给与每个参与国更多的贸易所得，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改变了以往各国只能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进行贸易的传统观点，使人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全球贸易的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深刻的影响了人们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理解，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
[责任编辑张凌]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