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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是个小社会，一个与外界全然不同的社会。刚开始踏进来时你懊恼、悔恨，然后你不可避免地会厌恶、唾弃它，接着你不自觉地开始适应它，最后你甚至开始离不开它了
我叫袁宝洪，北京人，生于1967年10月19日。以下是我半生以来的经历，在有的人眼中，那已经算是个传奇了。思绪打开，以前的一件件、一桩桩故事历历在目。
一
十八岁是一个人成年之旅的开始，可万万没想到，我的成人礼竟然在拘留所里度过。
我几乎是拖着双腿被民警领到拘留所的，一路上我垂头丧气，机械地回答着民警的提问，时不时向他们解释“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求你们放了我吧……”
大门前站岗的持枪民警面无表情，威风凛凛，我带着冰冷的手铐，蜷缩着面对森严的高墙，不禁感觉自己是多么渺小。
在关押我的号房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身下是冰凉的硬板，脑海里都是家里柔软的温床，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已到了这种地方，我记得儿时的梦想是一心当个警察，在各种抓小偷的游戏里都扮警察的有志少年。现在阴差阳错进了班房。
悔恨、无奈、茫然，带着迷迷糊糊的饥饿感，我疲倦地昏睡了……
二
在拘留所待了十天，被提审了两次，第二次过后我被通知劳动教养两年。这消息让我被雷击了一样，一下子懵住了，两年？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偷了五十一块钱就要关两年？我不停地哭喊着“妈”，让她带我出去。
过了一个月，我被送到大兴区的团河劳教所，办完了入所手续，接着是体检，我被安排与父母见了面。母亲一个劲儿的安慰我，劝导我，让我好好改造。但我知道，最后申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只能接受事实。我不再哭泣，觉得法律对我是不公平的，处罚过于严厉。我甚至心理暗下决心，等我出去之后，要报复社会，现在，我忍。
劳教所像台复印机，重复着每天单调、无聊和空虚的生活。两年里，我上午劳动，下午学习，这样的生活好处在于你几乎感觉不到时间在流逝，而让人痛心之处是无情地耗费着人的青春和生命。说实话，我没被改造好，我总提醒自己社会辜负了我，抛弃了我。
三
1987年2月，我劳教解除，被释放回家。
此时，两年的劳教早已磨灭了生活的励志心，街坊邻里异样的眼光也让我事事躲避。我想积极主动融入集体，但很难。
邻居家有个同龄人叫李忠，也是个问题青年，我两一拍即合，混到了一块儿。开始一起抽烟，去舞场跳迪斯科。
由于不务正业没有收入，吃喝玩乐，手脚却越来越大。李忠出了个主意，说“不如去弄点钱吧。”我明白他的意思，欣然答应。
1987年10月，我们来到西城区鼓楼大街的一片平房，趁着没人，进入一间屋里，在一个大衣柜里倒腾了几下，发现两部135型相机和二百块钱。二话没说，我们拿起就跑，然后转手卖个别人得到三百五十块钱（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均工资才一百来块钱）。这足够让我俩潇洒一阵子。
四
1988年春节过后，我和李忠又开始寻找盗窃猎物。二月份的一个上午，我们在海淀区槐树街一带作案，被人发现。我和李忠扯腿就跑，幸好跑得快，后面的人没追上。
由于先前劳教的经历，我和李忠合计，觉得北京不能呆下去了，得到外地躲一躲。我们来到北京火车站，商量后买了去河南信阳的票，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踏上离乡的逃亡之路。
人说“做贼心虚”，我和李忠在货车上提心吊胆，看见乘警都不敢正眼相对。
到了信阳，偷来的钱花光了，饿了两天，我们抢了一个拉客的司机。这样信阳也呆不下去了。
紧接着，我们买了去驻马店的汽车票。
不走运的是，我俩到驻马店刚进一家旅店，就被便衣警察逮个正着，一切突如其来，又在意料中。
从警察询问的口气中，我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次要栽大跟头了，还不知道要判多少年呢！”，而一方面，我安稳自己“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吧，总有出来的时候。”
两天后，我被北京市海淀区刑警队的人押回，当年，我因抢劫、盗窃两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六年。随后，被送到北京清河农场改造。
五
在清河农场，我遇到一个很有威慑力的王队长，他的话总令我信服。我在农场改造很用心，先后两次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我对获得的表扬和加分其实根本不在乎，我那时只想提前出去，让我母亲稍稍宽慰些。
1993年3月，我刑满释放回家。一直到1996年再次入狱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总结起来，我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加铁力，河北人。盗贼和盗贼的结识过程乏善可陈，基本没有惊天动地的精彩情节，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作案前，如何侦察与反侦察。
第二个重要的人，是我前妻李爱梅，她是个漂亮的年轻姑娘。1994年我们结婚，这段婚姻填补了我精神上的空虚，我要感谢她，特别是她为我生了个大胖小子。
可那时，我还是禁不起盗窃的诱惑，被她发现几次后，我们先是争吵、然后是怨恨对方，最后隔阂太深离了婚。
1996年，运气不好，我因为盗窃被捕第三次下狱，被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我那时表现的无怨无悔，心平气和接受审判，已经把偷盗和服刑看成一对因果。
六
我这次被送往河北省太行监狱服刑，1997年4月，监狱把扣了几个月的家信和电报给我，那时我才得知母亲几个月前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晴天霹雳的消息一下子击垮了我，我因此病了好几次。
服刑的日子里，我依旧争取每天超额完成任务，到2001年，已共获十次表扬，两次获单项记功，综合评定后获得减刑一年六个月。2002年11月我又一次出狱了。
出狱那天，天空很阴沉，离开监狱大门的一刻，听见身后的铁门缓缓地、沉闷地关上。监狱外一篇空旷，可我却见不到前方。没有了年轻时出狱的那种躁动和欣喜若狂。我在想，那时我已经35岁了，从十八岁开始，我在监狱里与世隔绝的时间占据了一半生命。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无数次设想出去时的情景和打算，连出监狱大门先迈左脚还是右脚都排练过一次。可是真正出去了，我迷茫得不知所措。
监狱是个小社会，一个与外界全然不同的社会。刚开始踏进来你懊恼、悔恨，然后你不可避免地会厌恶、唾弃它，接着你不自觉地开始适应它，最后你甚至开始离不开它了。
我叫袁宝洪，北京人，生于1967年10月19日。以下是我半生以来的经历，在有的人眼中，那已经算是个传奇了。思绪打开，以前的一件件、一桩桩故事历历在目。
一
十八岁是一个人成年之旅的开始，可万万没想到，我的成人礼竟然在拘留所里度过。
我几乎是拖着双腿被民警领到拘留所的，一路上我垂头丧气，机械地回答着民警的提问，时不时向他们解释“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求你们放了我吧……”
大门前站岗的持枪民警面无表情，威风凛凛，我带着冰冷的手铐，蜷缩着面对森严的高墙，不禁感觉自己是多么渺小。
在关押我的号房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身下是冰凉的硬板，脑海里都是家里柔软的温床，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已到了这种地方，我记得儿时的梦想是一心当个警察，在各种抓小偷的游戏里都扮警察的有志少年。现在阴差阳错进了班房。
悔恨、无奈、茫然，带着迷迷糊糊的饥饿感，我疲倦地昏睡了……
二
在拘留所待了十天，被提审了两次，第二次过后我被通知劳动教养两年。这消息让我被雷击了一样，一下子懵住了，两年？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偷了五十一块钱就要关两年？我不停地哭喊着“妈”，让她带我出去。
过了一个月，我被送到大兴区的团河劳教所，办完了入所手续，接着是体检，我被安排与父母见了面。母亲一个劲儿的安慰我，劝导我，让我好好改造。但我知道，最后申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只能接受事实。我不再哭泣，觉得法律对我是不公平的，处罚过于严厉。我甚至心理暗下决心，等我出去之后，要报复社会，现在，我忍。
劳教所像台复印机，重复着每天单调、无聊和空虚的生活。两年里，我上午劳动，下午学习，这样的生活好处在于你几乎感觉不到时间在流逝，而让人痛心之处是无情地耗费着人的青春和生命。说实话，我没被改造好，我总提醒自己社会辜负了我，抛弃了我。
三
1987年2月，我劳教解除，被释放回家。
此时，两年的劳教早已磨灭了生活的励志心，街坊邻里异样的眼光也让我事事躲避。我想积极主动融入集体，但很难。
邻居家有个同龄人叫李忠，也是个问题青年，我两一拍即合，混到了一块儿。开始一起抽烟，去舞场跳迪斯科。
由于不务正业没有收入，吃喝玩乐，手脚却越来越大。李忠出了个主意，说“不如去弄点钱吧。”我明白他的意思，欣然答应。
1987年10月，我们来到西城区鼓楼大街的一片平房，趁着没人，进入一间屋里，在一个大衣柜里倒腾了几下，发现两部135型相机和二百块钱。二话没说，我们拿起就跑，然后转手卖个别人得到三百五十块钱（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均工资才一百来块钱）。这足够让我俩潇洒一阵子。
四
1988年春节过后，我和李忠又开始寻找盗窃猎物。二月份的一个上午，我们在海淀区槐树街一带作案，被人发现。我和李忠扯腿就跑，幸好跑得快，后面的人没追上。
由于先前劳教的经历，我和李忠合计，觉得北京不能呆下去了，得到外地躲一躲。我们来到北京火车站，商量后买了去河南信阳的票，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踏上离乡的逃亡之路。
人说“做贼心虚”，我和李忠在货车上提心吊胆，看见乘警都不敢正眼相对。
到了信阳，偷来的钱花光了，饿了两天，我们抢了一个拉客的司机。这样信阳也呆不下去了。
紧接着，我们买了去驻马店的汽车票。
不走运的是，我俩到驻马店刚进一家旅店，就被便衣警察逮个正着，一切突如其来，又在意料中。
从警察询问的口气中，我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次要栽大跟头了，还不知道要判多少年呢！”，而一方面，我安稳自己“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吧，总有出来的时候。”
两天后，我被北京市海淀区刑警队的人押回，当年，我因抢劫、盗窃两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六年。随后，被送到北京清河农场改造。
五
在清河农场，我遇到一个很有威慑力的王队长，他的话总令我信服。我在农场改造很用心，先后两次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我对获得的表扬和加分其实根本不在乎，我那时只想提前出去，让我母亲稍稍宽慰些。
1993年3月，我刑满释放回家。一直到1996年再次入狱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总结起来，我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加铁力，河北人。盗贼和盗贼的结识过程乏善可陈，基本没有惊天动地的精彩情节，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作案前，如何侦察与反侦察。
第二个重要的人，是我前妻李爱梅，她是个漂亮的年轻姑娘。1994年我们结婚，这段婚姻填补了我精神上的空虚，我要感谢她，特别是她为我生了个大胖小子。
可那时，我还是禁不起盗窃的诱惑，被她发现几次后，我们先是争吵、然后是怨恨对方，最后隔阂太深离了婚。
1996年，运气不好，我因为盗窃被捕第三次下狱，被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我那时表现的无怨无悔，心平气和接受审判，已经把偷盗和服刑看成一对因果。
六
我这次被送往河北省太行监狱服刑，1997年4月，监狱把扣了几个月的家信和电报给我，那时我才得知母亲几个月前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晴天霹雳的消息一下子击垮了我，我因此病了好几次。
服刑的日子里，我依旧争取每天超额完成任务，到2001年，已共获十次表扬，两次获单项记功，综合评定后获得减刑一年六个月。2002年11月我又一次出狱了。
出狱那天，天空很阴沉，离开监狱大门的一刻，听见身后的铁门缓缓地、沉闷地关上。监狱外一篇空旷，可我却见不到前方。没有了年轻时出狱的那种躁动和欣喜若狂。我在想，那时我已经35岁了，从十八岁开始，我在监狱里与世隔绝的时间占据了一半生命。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无数次设想出去时的情景和打算，连出监狱大门先迈左脚还是右脚都排练过一次。可是真正出去了，我迷茫得不知所措。
监狱是个小社会，一个与外界全然不同的社会。刚开始踏进来你懊恼、悔恨，然后你不可避免地会厌恶、唾弃它，接着你不自觉地开始适应它，最后你甚至开始离不开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