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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涤，穿黑色T恤、深蓝色牛仔裤，戴银框眼镜，身形清瘦。眼前的中年男人，既不朋克，也不商人。他正对着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乐队的黑白照片，全部拍摄于2019年8月在酒球会举办的朋克音乐节。两天演出期间，乐手和乐迷在这里喝光了800升啤酒。
在杭州万塘路，酒球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2006年，北漂青年王涤回到故乡杭州。4年之后，他在一间废弃的电视机厂厂房中开出了这家live house，为独立音乐人提供演出场地。
过去的十年间，痛仰、刺猬、盘尼西林、click15……那些盘桓于独立音乐榜单的乐队，都曾在这略显逼仄的舞台上演出过。数不清的夜晚，这里充斥着不屈、反叛、躁动的旋律以及年轻人声嘶力竭的呐喊。
《乐队的夏天》第2季2020年7月在网络上开播。几乎所有“乐夏”里的乐队，都曾经在杭州万塘路“燃烧”过。
独立音乐的天堂
万塘路并不长，从南端的天目山路到北端的文一路，不过两公里。酒球会隐藏在万塘汇的深处，黑色的招牌夹杂在五彩斑斓的小龙虾、麻辣香锅、网咖等广告牌中，毫不起眼。初次来的人，常常败给导航，在万塘汇里兜圈子。
一段狭窄的楼梯伸向二楼，光线昏暗，地面斑驳，墙壁上张贴着《大河唱》的电影海报。二楼的一扇窄门通往另一个世界。一面墙壁上，层层叠叠的演出海报一直铺展到屋顶。摆满各色啤酒的吧台，隔开舞台与台球区。检票通道尽头就是舞台，摆放着专业的音箱设备。台下没有椅子，满满当当能站600人。柱子旁的大风扇，即便是冬天也不会停止转动。
“去年苏阳演出那天，你拍了我一下说‘采访过我’。当时我喝懵圈了，都没反应过来。”王涤从屋里钻出来，举手跟我打招呼。2019年6月26日晚，看演出中间，我从拥挤的舞池里钻出来买啤酒，正好撞上他，一桌子人正在推杯换盏。
那天的演出，台下的乐迷摩肩接踵，踏着躁动的音乐与鼓点摇摆、呐喊，汗湿的头发黏在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
这样的画面并不新鲜。过去的十年之间，酒球会每年举办120多场演出。痛仰、刺猬、赵雷、万晓利、周云蓬……那些活跃于公众视野的面孔，都曾出现在酒球会的舞台上。这里逐渐成为杭州独立音乐爱好者的天堂。
“如果在周五、周六的晚上来，我告儿你，人声鼎沸。”王涤说。在上海的一些针对外国人的旅行指南上，“周末去杭州酒球会”被列为最值得做的事之一，因为有“便宜的啤酒，好听的音乐”。如果凑巧，有时还能遇见万晓利、高虎（痛仰乐队的主唱）等乐手在台球桌旁边喝酒。
“晓利经常来，他在余杭买房子了，经常去西溪印象城看电影。”“高虎今年给我们开箱演出了。”“高虎是超级深情的男人。”……一旦开始聊音乐人，王涤便眼神炯炯，滔滔不绝。
王涤出生于北京，在山东淄博长大，父母原本是淄博一家化工企业员工。17岁那年，父母调到浙江大学教书，王涤和弟弟一同迁居杭州。20世纪90年代初，王涤开始北漂生涯，干了两年销售之后，他下海办厂，其间娶了一位北京女孩，学了一口京片子。1995年，工厂倒闭，王涤回到杭州。“啥都干，卖过国际机票，还去武林路上练过摊，那时候地摊经济也火。”那个年代，满大街放着张学友、刘德华，他还不懂摇滚乐，没有理想也没有忧愁，只有大把的青春。他从没有想过，以后会开一家live house，而且一开就是十年。
酒球会的名字简单直接，有酒，有台球。第一支来演出的乐队，是大理的蓝草乐队，几位流连云南的外国人，在舞台上用各国的民族乐器演奏雷鬼音乐。
这里的一天，从晚上8时开始，到早上6时结束。有演出的日子，乐手们在门口闲侃，乐迷挤在吧台与舞台边，直击心脏的摇滚乐搅动着年轻的荷尔蒙。
如果不够尽兴，演出结束之后还有party，或者簇拥到万塘路的深夜烧烤摊前，点上啤酒与烤串，聊到凌晨直至天亮。
“河”
2000年之后，王涤二次北漂，住在北京和平里，每天去昆仑饭店对面练摊。
最开始是因为万晓利。
王涤第一次听到万晓利，是在街角的NO.9酒吧，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没有粉丝一说，有次遇到野孩子乐队的张佺，他指着我鼻子喊‘你是万晓利的铁托’。”
王涤认识万晓利的过程并不“愉快”。那天是周末，他去NO.9，结果扑空了。服务员告诉他晓利在栗正酒吧。他又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推门进去时，万晓利正在台上唱《狐狸》。
结束之后，他们一起喝酒。“他留着一头长头发，邋里邋遢的。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像那个唐朝（乐队）’。晓利一晚上就没理过我。”王涤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这些细节。“年轻，单纯，喜欢《七扎》《流氓》那些歌。说不上为什么，喜欢那股劲儿，感觉很酷。”
在圈子里，万晓利是公认的民谣怪才。1997年，他从河北邯郸的酿酒厂出走，背着一把吉他，带着自己写的二三十首歌去了北京。那時候，除了去酒吧唱歌，没有别的生存办法。他并不孤独，北京的树村、鼓楼和三里屯，活跃着许多同类。
彼时，北京是中国独立音乐的中心。1986年，崔健裤腿一高一低，走上北京工体的舞台，喊出惊雷般的一声：“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对于许多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而言，那是某种精神启蒙，是渴望自由的躁动，是一路高歌的方向，它最终汇聚成一股奔涌的浪潮。
2001年初，和万晓利一样北漂的野孩子乐队筹了一笔钱，盘下了三里屯南街的一爿小画廊，开了一家叫“河”的酒吧。他们的初衷只是希望乐队有个固定演出的地方，还可以卖酒增加点收入，不至于每月都交不起房租。
“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很多地方都有一条或大或小的河，跟河流有关的场景，占据了我对童年的大部分记忆。我觉得民间音乐也像是一条河流，穿越时间和空间。我羡慕那些拥有良好音乐河流的民族。”张佺后来解释“河”这个名字的来历。 河酒吧的确成了一条“河”，成了中国当代民谣音乐的母亲河。它裹挟着种子，流过了中国独立音乐干渴的河床。河酒吧吸纳了很多北漂的独立音乐人和一大批乐迷。据说当时在北京，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都不好意思见人。
王涤把创立酒球会的因由，归于“误入”河酒吧。“从开业的第一天，一直喝到关门。”王涤追着万晓利，踏入了“河”。“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那时候不争第一，贫穷又自由，纯粹地热爱着。”那是王涤此生难忘的音乐体验。
河酒吧最热闹的日子是在2002年，除了固定的每周三小河、万晓利，周五的野孩子专场，其他时间也都有不同的人演出。比如周末会有地下乐队轮流做“不插电”现场，王娟、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废墟乐队等也经常在这里演出。那时候没有音乐节，“河”的每一个夜晚都是他们的音乐节。
梁文道说，那是北京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人们有太多急需宣泄的情绪，音乐成为最好的出口。
彼时，独立音乐的浪潮也从北京出发，流向其他城市。
家园
1989年的一个清晨，一列火车从北京永定门车站缓缓开出，驶过天津、上海，最终停在了杭州。
那是张征第一次来杭州，他觉得杭州“水粉画似的”。他留了下来。张征比王涤更像杭州人，温和，话不多，总是笑眯眯地一旁坐着，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
杭州温柔绮丽，没有愤怒，也就没有独立音乐发展的基因，为数不多的几个乐队，都不算长久。张征希望做点什么。到杭州之后，他开始折腾音乐酒吧，2000年与人合伙开了旅行者酒吧。
旅行者位于曙光路，是杭州最早的live house之一，一边打台球一边看现场演出是酒客们的常态。木马乐队、谢天笑、后海大鲨鱼、周云蓬、小河、万晓利、痛仰等乐队和歌手在杭州的第一场演出都在这里举办。
2005年，王涤离婚，带着一条狗、两张专辑——一张小河的，一张万晓利的，净身出户，回到杭州。他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和弟弟一起开装修公司。公司的名字叫瑞高，办公地点就是他弟弟在文教区的房子。
装修公司服务的客户，大多在万塘路一带。“阿里在这一带搬来搬去，都是我们给装修的。”王涤回忆，当时装修工人还能遇到马云。马云没有架子，有时就蹲在木板上，抽着利群和工人聊天，问他们一年挣多少钱，老婆孩子在不在身边？
王涤跟我讲过一个“错过一个亿”的故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阿里受到波及。王涤去找财务催要未结清的工程款。当时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不给你们一点股份，我们公司要上市了。”王涤的弟弟严辞拒绝，“他说‘你们连工程款都拖欠，指不定啥时候倒闭了’。当然，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摊摊手，笑着说。
在天色与心情俱寂的时刻，王涤会一遍一遍听万晓利的专辑。这张专辑由摩登天空发行，在河酒吧录制。现场的口哨声、喊叫声以及歌者当时的情绪，都被诚实地记录下来。“听着听着，我就在想，小河当时坐哪，张玮玮坐哪，他们是什么表情。”
在酒球会之前，杭州的独立音乐阵地是旅行者、灵隐31号酒吧。“旅行者装修太好了，太有设计感了，那个背景墙多酷。”王涤不掩饰对张征的欣赏。然而，2010年，张征退出旅行者，专注爵士黄楼和音乐节，旅行者逐渐淡出独立音乐江湖。
2004年前后，灵隐31号酒吧开张，人们叫它“山妖吧”。当年的灵隐附近，入夜之后山林寂静，人车稀少。
“PK14来演的那天，隔壁餐厅的客人还嫌吵呢。”王涤讲起“31号”的故事时仍然兴奋不已，“《隐秘的角落》（2020年大红的网剧）里有主题曲就是PK14唱的，（2020年7月下旬）他们还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王涤就这样融入了杭州的独立音乐圈。2008年，张征策划西湖音乐节时，王涤参与其中。“我们有一个特别宏大的愿望，希望西湖音乐节成为爱丁堡戏剧节那样的持续一个月的音乐嘉年华。太阳升起，我们在唱歌，夕阳西下，我们还在唱歌。西湖边所有的地方，黄楼、旅行者什么的，都是演出场所。”他停顿了片刻，“你懂吗？你懂我们的想法吗？”
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理想终究未能照进现实。31号酒吧关停，之后开业的几家live house也未能坚持太久。
酒球会的出现，是一场意外。2009年，王涤陪着阿里的人去找新的办公场所，万塘路上一家废弃的电视机厂厂房。“除了侧边的炎亭海鲜开业了，什么也没有。一个保安亭，门卫带着一条狗。厂房里灰扑扑的。”王涤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这栋厂房不符合阿里的标准，但却激起了王涤的兴趣——他当即租下一整层。
王涤为酒球会开业选了一个浪漫的日子——2010年12月24日。“当时地板都没装修好，索性铺了一条红毯，就这样开始了。”
河酒吧的水，慢慢地，汩汩地流到了万塘路。
2011年，王涤去了一趟北京，找了十三月的创始人卢中强，开始承接“民谣在路上”的巡演，還找了野孩子的张佺。此后的很多年里，酒球会逐渐成为杭州独立音乐的“家园”。张征说它续上了旅行者和灵隐31号。
破圈
live house不赚钱，是公开的秘密。开业之后的第一年，酒球会亏了100万元。“此后我们每年亏钱，一直亏，只能靠做装修来补贴酒球会。我当时就想，等到MAO来了，我就关了。杭州独立音乐这个责任，我就交出去了。”MAO是一家发轫于北京的老牌连锁现场音乐品牌，已经在广州、上海、长沙等城市开业。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2016年，MAO live house在杭州鼓楼开门迎客。此后几年，酒球会的经营状况日渐向好。万塘路上的餐厅换了一茬又一茬，酒球会就这样混成了“老字号”。
“MAO的老板说，别人做的是产品，我们做的是文化。他这么说的，我就信了。”王涤不无得意。来杭州演出的乐队，不管在哪里，结束之后都会到酒球会喝酒。酒球会的社群已经渐成气候。最近几年，酒球会的运营工作，主要由大钟在负责，他曾经是杭州板砖乐队的乐手。 “（酒球会）很破，很小，但是就是很特别，像一位老朋友。”在万塘路附近的咖啡馆，完颜思索了片刻说。他生长于辽宁抚顺，上中学时，在家附近的工人礼堂里看过摇滚乐演出，一个鼓手在台上敲着汽油桶，声音粗糙但充满力量。他自此爱上了这种音乐形式。
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完颜来到杭州，辗转几家创业公司之后入职阿里。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对他而言，避难所是去live house听音乐。完颜的青春都在万塘路上，工作地点在万塘路18号的支付宝，酒球会是精神的乌托邦。
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已经发生了。2016年，完颜和几位同样热爱音乐的程序员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996”的乐队。他们的歌，大多是关于互联网人的悲欣、彷徨与希望。支付宝还有另一支乐队，名叫“万塘路18号”。
“我告儿你，杭州已经是朋克之都了。还是唯一一个办朋克音乐节能赚钱的城市。”王涤对面的墙上，贴满了乐队的黑白相片——全部拍摄于2019年8月在酒球会举行的朋克音乐节。王涤将变化归因于酒球会的坚持。“你一直存在著，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存在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一些人。”他举过一个例子，对比杭州，南京更文艺，独立音乐的受众群体更多，而且诞生过非常优秀的歌手，但是南京的演出市场却远不如杭州。有一段时间，乐队演出甚至绕开了南京。
去年7月，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大火，王涤学会了一个词——破圈。短短几年之间，那些曾经小众、低调的音乐完成了从歌手、演出场地到受众的换代，甚至开始走上国内主流文化的舞台。王涤不再谈论关掉酒球会，音乐场景、体验、商业模式等词语，不断地从他的口里蹦出。
一直存在
2020年秋天，一个全新的可以容纳1500人、配置顶级音响设备的live house将在杭州城西天目山路上开业。
“受众分层，阶梯票价是必然的趋势。比如说你，站不住了是不是？如果我告诉你多掏200元钱，你可以坐那看，你就能在那默默流泪了，想念当年那个男人，听周云蓬唱《不会说话的爱情》，你来不来？”王涤说，他要把那些从酒球会“毕业”的中年人再请回现场。
大麦的数据显示，杭州的独立音乐市场规模已经仅次于北京、上海，超过深圳、广州。据王涤介绍，2022年亚运会之前，杭州将有多个live house诞生。“东京平均每1万人，就拥有一个live house，杭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现在还在良性竞争阶段。”
万塘路的酒球会呢？
“会一直存在下去，就像现在一样。”
我们总该做点什么，能为这座城市的未来留下点什么？在黄楼采访的时候，张征轻声自问。事实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用时间给出了答案：在一潭死水的年代，把自己当成一颗石头。石沉到底，泛起的涟漪扩散开去。而当春风吹起的时候，像一株植物，恣意生长。
离开的时候，万塘路静悄悄的，杂货铺的老板在看电视，花臂纹身的男人坐在炒面摊前刷手机，一对情侣站在万塘路桥上看风景。
有一年的西湖音乐节，一位完颜喜欢的歌手在唱完最后一首歌后，抱着吉他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还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但是西湖会一直存在，这个世界的爱，也会一直存在。”
（由《城市秘密》供稿）
Wantang Road in Hangzhou： Home of Chinese Indie
By Ting Ting
Wang Di， in a black T-shirt and jean， does not fall into the Punk style. The black-and-white pictures on the wall in front of him were taken at a Punk music night held in the Hangzhou-based 9-club in August， 2019. The musicians and fans together gobbled down at least 800 liters of beer during the two-day music spree.
Based on Wantang Road in Hangzhou， 9-Club is a most special existence. The live house， set up by Wang Di in a dumped television factory in 2010 – four years after he put an end to his drifter’s life in Beijing， aims to provide a locale for independent musicians. Over the ensuing ten years， the venue saw the performances of many Indie bands such as Click#15， Penicillin and Hedgehog， with a new sound of music loud enough to wake up the dead and spilling over the small stage.
Almost every participant band in the music show ， a television show which has swept the country’s music landscape since its first season in July 1919， has released its passion in this live house. The Paradise of Independent Music
9-Club， hidden in a smorgasbord of nightlife venues on Wantang Road， is easy to miss for first timers. Behind a tiny door on the second floor is a world tha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outside. The dim space is divided into two zones by a bar counter. At the end of the ticket check passage is the stage. The standing-room-only audience zone provides space for a maximum of 600 people.
The past 10 years have seen an average of about 120 shows staged here annually， including a group of famous vocalists such as Wan Xiaoli and Zhou Yunpeng， making 9-club justifiably the “paradise of Hangzhou’s Indie fans”. In a sense， the live house is the Hangzhou edition of the Drum Tower historical street， called the “Brooklyn in Beijing” by New York Times for its lively music scene and pop cultural diversity.
“Many people come here for the riot of sound on the nights of Fridays and Saturdays，” Wang introduces. The live house is mentioned by many expats guides in Shanghai as “a must-visit in Hangzhou” for its “cheap beer， good music and pretty girls”. And if you visit here on a weekend night， chances are good that the vocalist you dream to meet face-to-face is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Wan Xiaoli （a popular ballad singer）， hangs out here a lot. Gao Hu is one of this year’s new singers. He sings super soulfully，” Wang Di shares.
The day at 9-club starts at around 8 pm and closes at 6 am. Those who have some extra energy to release can join the live house’s post-show party or enjoy a beer spree at a BBQ stall just next door.
The “River”
Wang Di restarted his drifter’s life in 2000， living in the Hepingli area in Beijing， where he met Wan Xiaoli in a bar. He became a big fan of the ballad singer who joined the Indie circle of Beijing in the late 1990s and became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River. The bar eventually became the very rendezvous of the city’s most active Indie musicians and fans.
“I jumped into that ‘river’， and never came out，” Wang recalled， lost in thoughts， “The freestyle on that stage i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to me. Every night the stage was turned into an orchestral carnival driven by nothing but passion.”
In the eye of Liang Wendao， the year 2002 was the golden age of the “Music Renaissance of Beijing” and was the start of China’s Indie music flowering into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Homestead
Zhang Zheng still remembers clearly the morning he arrived in Hangzhou by train in 1989. The city’s mild character did not make it an ideal breeding ground for any “angry music”. Zhang launched Travelers’ Bar， the city’s first music bar， in 2000. Based on Shuguang Road， it was also one of the city’s first live houses. It is here that many bands and vocalists， including Wooden Horse， Zhou Yunpeng， and Wan Xiaoli， made their Hangzhou debut. Wang Di came back to Hangzhou in 2005， divorced and penniless. “I still have my dog， and two albums， and was ready to try my luck by running a decoration business with my brother.”
Wang Di listened to Wan Xiaoli’s album a million times. The songs were recorded in River， with all the noise and moods of singers and the audience retained. “Every time I listen to it， the night came back to me like I am still sitting there with the crowds.”
Wang Di was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the 2008 West Lake Music Festival. “We had a big dream at that time， trying to make the festival something like the Edinburg Festival that lasts a whole month.” The dreams never came true.
The birth of 9-club was like an accident， according to Wang Di. “We were looking for a new office place for Jack Ma’s team at that time. A dust-laden factory building on Wantang Road caught my eye.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 asked myself.”
The live house opened door on December 24， 2010， marking the relay baton of Hangzhou’s independent music was finally taken by Wang Di.
The Breakthrough
It is not a secret that few live houses make money. 9-club lost a million yuan in its first year. “For the next few years the operation of the live house relied on the profits of my decoration business. The only thing on my mind was MAO， a Beijing-based live music brand that runs operations in Guangzhou， Shanghai and Changsha. When MAO is in Hangzhou， my mission will be over.”
MAO opened its door in Hangzhou’s Drum Tower area in 2016. The next few years turned out financially fine for 9-club， thanks to the two live houses’ collaboration.
“Believe me， Hangzhou is already a punk capital， and may be the only city in China that can make real money through a punk music festival，” Wang Di reveals.
The autumn of 2020 will see another live house join the city’s lively music scene. Located on Tianmushan Road in downtown Hangzhou， it will be a chic space that can sit 1，500 people， with top-notch sound equipments.
“Ticket prices will reach a new level， accordingly; but what would you say if you can sit there for as long as you can and time travel back to the time when Zhou Yunpeng sang his heart out and made everyone in the audience in tears？”
The independent music market of Hangzhou has grown to be ranked with those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Wang Di predicts that the years 2020-2022 will see live houses mushroom in Hangzhou.
在杭州万塘路，酒球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2006年，北漂青年王涤回到故乡杭州。4年之后，他在一间废弃的电视机厂厂房中开出了这家live house，为独立音乐人提供演出场地。
过去的十年间，痛仰、刺猬、盘尼西林、click15……那些盘桓于独立音乐榜单的乐队，都曾在这略显逼仄的舞台上演出过。数不清的夜晚，这里充斥着不屈、反叛、躁动的旋律以及年轻人声嘶力竭的呐喊。
《乐队的夏天》第2季2020年7月在网络上开播。几乎所有“乐夏”里的乐队，都曾经在杭州万塘路“燃烧”过。
独立音乐的天堂
万塘路并不长，从南端的天目山路到北端的文一路，不过两公里。酒球会隐藏在万塘汇的深处，黑色的招牌夹杂在五彩斑斓的小龙虾、麻辣香锅、网咖等广告牌中，毫不起眼。初次来的人，常常败给导航，在万塘汇里兜圈子。
一段狭窄的楼梯伸向二楼，光线昏暗，地面斑驳，墙壁上张贴着《大河唱》的电影海报。二楼的一扇窄门通往另一个世界。一面墙壁上，层层叠叠的演出海报一直铺展到屋顶。摆满各色啤酒的吧台，隔开舞台与台球区。检票通道尽头就是舞台，摆放着专业的音箱设备。台下没有椅子，满满当当能站600人。柱子旁的大风扇，即便是冬天也不会停止转动。
“去年苏阳演出那天，你拍了我一下说‘采访过我’。当时我喝懵圈了，都没反应过来。”王涤从屋里钻出来，举手跟我打招呼。2019年6月26日晚，看演出中间，我从拥挤的舞池里钻出来买啤酒，正好撞上他，一桌子人正在推杯换盏。
那天的演出，台下的乐迷摩肩接踵，踏着躁动的音乐与鼓点摇摆、呐喊，汗湿的头发黏在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
这样的画面并不新鲜。过去的十年之间，酒球会每年举办120多场演出。痛仰、刺猬、赵雷、万晓利、周云蓬……那些活跃于公众视野的面孔，都曾出现在酒球会的舞台上。这里逐渐成为杭州独立音乐爱好者的天堂。
“如果在周五、周六的晚上来，我告儿你，人声鼎沸。”王涤说。在上海的一些针对外国人的旅行指南上，“周末去杭州酒球会”被列为最值得做的事之一，因为有“便宜的啤酒，好听的音乐”。如果凑巧，有时还能遇见万晓利、高虎（痛仰乐队的主唱）等乐手在台球桌旁边喝酒。
“晓利经常来，他在余杭买房子了，经常去西溪印象城看电影。”“高虎今年给我们开箱演出了。”“高虎是超级深情的男人。”……一旦开始聊音乐人，王涤便眼神炯炯，滔滔不绝。
王涤出生于北京，在山东淄博长大，父母原本是淄博一家化工企业员工。17岁那年，父母调到浙江大学教书，王涤和弟弟一同迁居杭州。20世纪90年代初，王涤开始北漂生涯，干了两年销售之后，他下海办厂，其间娶了一位北京女孩，学了一口京片子。1995年，工厂倒闭，王涤回到杭州。“啥都干，卖过国际机票，还去武林路上练过摊，那时候地摊经济也火。”那个年代，满大街放着张学友、刘德华，他还不懂摇滚乐，没有理想也没有忧愁，只有大把的青春。他从没有想过，以后会开一家live house，而且一开就是十年。
酒球会的名字简单直接，有酒，有台球。第一支来演出的乐队，是大理的蓝草乐队，几位流连云南的外国人，在舞台上用各国的民族乐器演奏雷鬼音乐。
这里的一天，从晚上8时开始，到早上6时结束。有演出的日子，乐手们在门口闲侃，乐迷挤在吧台与舞台边，直击心脏的摇滚乐搅动着年轻的荷尔蒙。
如果不够尽兴，演出结束之后还有party，或者簇拥到万塘路的深夜烧烤摊前，点上啤酒与烤串，聊到凌晨直至天亮。
“河”
2000年之后，王涤二次北漂，住在北京和平里，每天去昆仑饭店对面练摊。
最开始是因为万晓利。
王涤第一次听到万晓利，是在街角的NO.9酒吧，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没有粉丝一说，有次遇到野孩子乐队的张佺，他指着我鼻子喊‘你是万晓利的铁托’。”
王涤认识万晓利的过程并不“愉快”。那天是周末，他去NO.9，结果扑空了。服务员告诉他晓利在栗正酒吧。他又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推门进去时，万晓利正在台上唱《狐狸》。
结束之后，他们一起喝酒。“他留着一头长头发，邋里邋遢的。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像那个唐朝（乐队）’。晓利一晚上就没理过我。”王涤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这些细节。“年轻，单纯，喜欢《七扎》《流氓》那些歌。说不上为什么，喜欢那股劲儿，感觉很酷。”
在圈子里，万晓利是公认的民谣怪才。1997年，他从河北邯郸的酿酒厂出走，背着一把吉他，带着自己写的二三十首歌去了北京。那時候，除了去酒吧唱歌，没有别的生存办法。他并不孤独，北京的树村、鼓楼和三里屯，活跃着许多同类。
彼时，北京是中国独立音乐的中心。1986年，崔健裤腿一高一低，走上北京工体的舞台，喊出惊雷般的一声：“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对于许多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而言，那是某种精神启蒙，是渴望自由的躁动，是一路高歌的方向，它最终汇聚成一股奔涌的浪潮。
2001年初，和万晓利一样北漂的野孩子乐队筹了一笔钱，盘下了三里屯南街的一爿小画廊，开了一家叫“河”的酒吧。他们的初衷只是希望乐队有个固定演出的地方，还可以卖酒增加点收入，不至于每月都交不起房租。
“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很多地方都有一条或大或小的河，跟河流有关的场景，占据了我对童年的大部分记忆。我觉得民间音乐也像是一条河流，穿越时间和空间。我羡慕那些拥有良好音乐河流的民族。”张佺后来解释“河”这个名字的来历。 河酒吧的确成了一条“河”，成了中国当代民谣音乐的母亲河。它裹挟着种子，流过了中国独立音乐干渴的河床。河酒吧吸纳了很多北漂的独立音乐人和一大批乐迷。据说当时在北京，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都不好意思见人。
王涤把创立酒球会的因由，归于“误入”河酒吧。“从开业的第一天，一直喝到关门。”王涤追着万晓利，踏入了“河”。“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那时候不争第一，贫穷又自由，纯粹地热爱着。”那是王涤此生难忘的音乐体验。
河酒吧最热闹的日子是在2002年，除了固定的每周三小河、万晓利，周五的野孩子专场，其他时间也都有不同的人演出。比如周末会有地下乐队轮流做“不插电”现场，王娟、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废墟乐队等也经常在这里演出。那时候没有音乐节，“河”的每一个夜晚都是他们的音乐节。
梁文道说，那是北京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人们有太多急需宣泄的情绪，音乐成为最好的出口。
彼时，独立音乐的浪潮也从北京出发，流向其他城市。
家园
1989年的一个清晨，一列火车从北京永定门车站缓缓开出，驶过天津、上海，最终停在了杭州。
那是张征第一次来杭州，他觉得杭州“水粉画似的”。他留了下来。张征比王涤更像杭州人，温和，话不多，总是笑眯眯地一旁坐着，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
杭州温柔绮丽，没有愤怒，也就没有独立音乐发展的基因，为数不多的几个乐队，都不算长久。张征希望做点什么。到杭州之后，他开始折腾音乐酒吧，2000年与人合伙开了旅行者酒吧。
旅行者位于曙光路，是杭州最早的live house之一，一边打台球一边看现场演出是酒客们的常态。木马乐队、谢天笑、后海大鲨鱼、周云蓬、小河、万晓利、痛仰等乐队和歌手在杭州的第一场演出都在这里举办。
2005年，王涤离婚，带着一条狗、两张专辑——一张小河的，一张万晓利的，净身出户，回到杭州。他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和弟弟一起开装修公司。公司的名字叫瑞高，办公地点就是他弟弟在文教区的房子。
装修公司服务的客户，大多在万塘路一带。“阿里在这一带搬来搬去，都是我们给装修的。”王涤回忆，当时装修工人还能遇到马云。马云没有架子，有时就蹲在木板上，抽着利群和工人聊天，问他们一年挣多少钱，老婆孩子在不在身边？
王涤跟我讲过一个“错过一个亿”的故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阿里受到波及。王涤去找财务催要未结清的工程款。当时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不给你们一点股份，我们公司要上市了。”王涤的弟弟严辞拒绝，“他说‘你们连工程款都拖欠，指不定啥时候倒闭了’。当然，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摊摊手，笑着说。
在天色与心情俱寂的时刻，王涤会一遍一遍听万晓利的专辑。这张专辑由摩登天空发行，在河酒吧录制。现场的口哨声、喊叫声以及歌者当时的情绪，都被诚实地记录下来。“听着听着，我就在想，小河当时坐哪，张玮玮坐哪，他们是什么表情。”
在酒球会之前，杭州的独立音乐阵地是旅行者、灵隐31号酒吧。“旅行者装修太好了，太有设计感了，那个背景墙多酷。”王涤不掩饰对张征的欣赏。然而，2010年，张征退出旅行者，专注爵士黄楼和音乐节，旅行者逐渐淡出独立音乐江湖。
2004年前后，灵隐31号酒吧开张，人们叫它“山妖吧”。当年的灵隐附近，入夜之后山林寂静，人车稀少。
“PK14来演的那天，隔壁餐厅的客人还嫌吵呢。”王涤讲起“31号”的故事时仍然兴奋不已，“《隐秘的角落》（2020年大红的网剧）里有主题曲就是PK14唱的，（2020年7月下旬）他们还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王涤就这样融入了杭州的独立音乐圈。2008年，张征策划西湖音乐节时，王涤参与其中。“我们有一个特别宏大的愿望，希望西湖音乐节成为爱丁堡戏剧节那样的持续一个月的音乐嘉年华。太阳升起，我们在唱歌，夕阳西下，我们还在唱歌。西湖边所有的地方，黄楼、旅行者什么的，都是演出场所。”他停顿了片刻，“你懂吗？你懂我们的想法吗？”
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理想终究未能照进现实。31号酒吧关停，之后开业的几家live house也未能坚持太久。
酒球会的出现，是一场意外。2009年，王涤陪着阿里的人去找新的办公场所，万塘路上一家废弃的电视机厂厂房。“除了侧边的炎亭海鲜开业了，什么也没有。一个保安亭，门卫带着一条狗。厂房里灰扑扑的。”王涤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这栋厂房不符合阿里的标准，但却激起了王涤的兴趣——他当即租下一整层。
王涤为酒球会开业选了一个浪漫的日子——2010年12月24日。“当时地板都没装修好，索性铺了一条红毯，就这样开始了。”
河酒吧的水，慢慢地，汩汩地流到了万塘路。
2011年，王涤去了一趟北京，找了十三月的创始人卢中强，开始承接“民谣在路上”的巡演，還找了野孩子的张佺。此后的很多年里，酒球会逐渐成为杭州独立音乐的“家园”。张征说它续上了旅行者和灵隐31号。
破圈
live house不赚钱，是公开的秘密。开业之后的第一年，酒球会亏了100万元。“此后我们每年亏钱，一直亏，只能靠做装修来补贴酒球会。我当时就想，等到MAO来了，我就关了。杭州独立音乐这个责任，我就交出去了。”MAO是一家发轫于北京的老牌连锁现场音乐品牌，已经在广州、上海、长沙等城市开业。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2016年，MAO live house在杭州鼓楼开门迎客。此后几年，酒球会的经营状况日渐向好。万塘路上的餐厅换了一茬又一茬，酒球会就这样混成了“老字号”。
“MAO的老板说，别人做的是产品，我们做的是文化。他这么说的，我就信了。”王涤不无得意。来杭州演出的乐队，不管在哪里，结束之后都会到酒球会喝酒。酒球会的社群已经渐成气候。最近几年，酒球会的运营工作，主要由大钟在负责，他曾经是杭州板砖乐队的乐手。 “（酒球会）很破，很小，但是就是很特别，像一位老朋友。”在万塘路附近的咖啡馆，完颜思索了片刻说。他生长于辽宁抚顺，上中学时，在家附近的工人礼堂里看过摇滚乐演出，一个鼓手在台上敲着汽油桶，声音粗糙但充满力量。他自此爱上了这种音乐形式。
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完颜来到杭州，辗转几家创业公司之后入职阿里。毛姆说“阅读是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对他而言，避难所是去live house听音乐。完颜的青春都在万塘路上，工作地点在万塘路18号的支付宝，酒球会是精神的乌托邦。
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已经发生了。2016年，完颜和几位同样热爱音乐的程序员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996”的乐队。他们的歌，大多是关于互联网人的悲欣、彷徨与希望。支付宝还有另一支乐队，名叫“万塘路18号”。
“我告儿你，杭州已经是朋克之都了。还是唯一一个办朋克音乐节能赚钱的城市。”王涤对面的墙上，贴满了乐队的黑白相片——全部拍摄于2019年8月在酒球会举行的朋克音乐节。王涤将变化归因于酒球会的坚持。“你一直存在著，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存在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一些人。”他举过一个例子，对比杭州，南京更文艺，独立音乐的受众群体更多，而且诞生过非常优秀的歌手，但是南京的演出市场却远不如杭州。有一段时间，乐队演出甚至绕开了南京。
去年7月，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大火，王涤学会了一个词——破圈。短短几年之间，那些曾经小众、低调的音乐完成了从歌手、演出场地到受众的换代，甚至开始走上国内主流文化的舞台。王涤不再谈论关掉酒球会，音乐场景、体验、商业模式等词语，不断地从他的口里蹦出。
一直存在
2020年秋天，一个全新的可以容纳1500人、配置顶级音响设备的live house将在杭州城西天目山路上开业。
“受众分层，阶梯票价是必然的趋势。比如说你，站不住了是不是？如果我告诉你多掏200元钱，你可以坐那看，你就能在那默默流泪了，想念当年那个男人，听周云蓬唱《不会说话的爱情》，你来不来？”王涤说，他要把那些从酒球会“毕业”的中年人再请回现场。
大麦的数据显示，杭州的独立音乐市场规模已经仅次于北京、上海，超过深圳、广州。据王涤介绍，2022年亚运会之前，杭州将有多个live house诞生。“东京平均每1万人，就拥有一个live house，杭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现在还在良性竞争阶段。”
万塘路的酒球会呢？
“会一直存在下去，就像现在一样。”
我们总该做点什么，能为这座城市的未来留下点什么？在黄楼采访的时候，张征轻声自问。事实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用时间给出了答案：在一潭死水的年代，把自己当成一颗石头。石沉到底，泛起的涟漪扩散开去。而当春风吹起的时候，像一株植物，恣意生长。
离开的时候，万塘路静悄悄的，杂货铺的老板在看电视，花臂纹身的男人坐在炒面摊前刷手机，一对情侣站在万塘路桥上看风景。
有一年的西湖音乐节，一位完颜喜欢的歌手在唱完最后一首歌后，抱着吉他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还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但是西湖会一直存在，这个世界的爱，也会一直存在。”
（由《城市秘密》供稿）
Wantang Road in Hangzhou： Home of Chinese Indie
By Ting Ting
Wang Di， in a black T-shirt and jean， does not fall into the Punk style. The black-and-white pictures on the wall in front of him were taken at a Punk music night held in the Hangzhou-based 9-club in August， 2019. The musicians and fans together gobbled down at least 800 liters of beer during the two-day music spree.
Based on Wantang Road in Hangzhou， 9-Club is a most special existence. The live house， set up by Wang Di in a dumped television factory in 2010 – four years after he put an end to his drifter’s life in Beijing， aims to provide a locale for independent musicians. Over the ensuing ten years， the venue saw the performances of many Indie bands such as Click#15， Penicillin and Hedgehog， with a new sound of music loud enough to wake up the dead and spilling over the small stage.
Almost every participant band in the music show ， a television show which has swept the country’s music landscape since its first season in July 1919， has released its passion in this live house. The Paradise of Independent Music
9-Club， hidden in a smorgasbord of nightlife venues on Wantang Road， is easy to miss for first timers. Behind a tiny door on the second floor is a world tha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outside. The dim space is divided into two zones by a bar counter. At the end of the ticket check passage is the stage. The standing-room-only audience zone provides space for a maximum of 600 people.
The past 10 years have seen an average of about 120 shows staged here annually， including a group of famous vocalists such as Wan Xiaoli and Zhou Yunpeng， making 9-club justifiably the “paradise of Hangzhou’s Indie fans”. In a sense， the live house is the Hangzhou edition of the Drum Tower historical street， called the “Brooklyn in Beijing” by New York Times for its lively music scene and pop cultural diversity.
“Many people come here for the riot of sound on the nights of Fridays and Saturdays，” Wang introduces. The live house is mentioned by many expats guides in Shanghai as “a must-visit in Hangzhou” for its “cheap beer， good music and pretty girls”. And if you visit here on a weekend night， chances are good that the vocalist you dream to meet face-to-face is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Wan Xiaoli （a popular ballad singer）， hangs out here a lot. Gao Hu is one of this year’s new singers. He sings super soulfully，” Wang Di shares.
The day at 9-club starts at around 8 pm and closes at 6 am. Those who have some extra energy to release can join the live house’s post-show party or enjoy a beer spree at a BBQ stall just next door.
The “River”
Wang Di restarted his drifter’s life in 2000， living in the Hepingli area in Beijing， where he met Wan Xiaoli in a bar. He became a big fan of the ballad singer who joined the Indie circle of Beijing in the late 1990s and became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River. The bar eventually became the very rendezvous of the city’s most active Indie musicians and fans.
“I jumped into that ‘river’， and never came out，” Wang recalled， lost in thoughts， “The freestyle on that stage i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to me. Every night the stage was turned into an orchestral carnival driven by nothing but passion.”
In the eye of Liang Wendao， the year 2002 was the golden age of the “Music Renaissance of Beijing” and was the start of China’s Indie music flowering into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Homestead
Zhang Zheng still remembers clearly the morning he arrived in Hangzhou by train in 1989. The city’s mild character did not make it an ideal breeding ground for any “angry music”. Zhang launched Travelers’ Bar， the city’s first music bar， in 2000. Based on Shuguang Road， it was also one of the city’s first live houses. It is here that many bands and vocalists， including Wooden Horse， Zhou Yunpeng， and Wan Xiaoli， made their Hangzhou debut. Wang Di came back to Hangzhou in 2005， divorced and penniless. “I still have my dog， and two albums， and was ready to try my luck by running a decoration business with my brother.”
Wang Di listened to Wan Xiaoli’s album a million times. The songs were recorded in River， with all the noise and moods of singers and the audience retained. “Every time I listen to it， the night came back to me like I am still sitting there with the crowds.”
Wang Di was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the 2008 West Lake Music Festival. “We had a big dream at that time， trying to make the festival something like the Edinburg Festival that lasts a whole month.” The dreams never came true.
The birth of 9-club was like an accident， according to Wang Di. “We were looking for a new office place for Jack Ma’s team at that time. A dust-laden factory building on Wantang Road caught my eye.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 asked myself.”
The live house opened door on December 24， 2010， marking the relay baton of Hangzhou’s independent music was finally taken by Wang Di.
The Breakthrough
It is not a secret that few live houses make money. 9-club lost a million yuan in its first year. “For the next few years the operation of the live house relied on the profits of my decoration business. The only thing on my mind was MAO， a Beijing-based live music brand that runs operations in Guangzhou， Shanghai and Changsha. When MAO is in Hangzhou， my mission will be over.”
MAO opened its door in Hangzhou’s Drum Tower area in 2016. The next few years turned out financially fine for 9-club， thanks to the two live houses’ collaboration.
“Believe me， Hangzhou is already a punk capital， and may be the only city in China that can make real money through a punk music festival，” Wang Di reveals.
The autumn of 2020 will see another live house join the city’s lively music scene. Located on Tianmushan Road in downtown Hangzhou， it will be a chic space that can sit 1，500 people， with top-notch sound equipments.
“Ticket prices will reach a new level， accordingly; but what would you say if you can sit there for as long as you can and time travel back to the time when Zhou Yunpeng sang his heart out and made everyone in the audience in tears？”
The independent music market of Hangzhou has grown to be ranked with those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Wang Di predicts that the years 2020-2022 will see live houses mushroom in Hangzhou.